网络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与未来——基于欧盟、美国与中国司法实践的比较研究

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是网络时代的焦点问题。欧盟、美国的司法实践选择了不同的回应方案,前者坚守隐私和个人信息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定位,后者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以实现权利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均衡。中国新近的司法实践体现出更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倾向。通过对有关司法实践的比较研究,结合中国的法治背景,网络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应当与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共同推进,并可通过产业的竞争机制得以更好地实现。

人工智能时代AIGC对电影工业的风险挑战与治理策略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内容产业带来了巨变。AIGC技术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已经逐步运用于电影工业的各个环节。剧本创作、数字角色、电影剪辑与跨模态生成提升电影创作效率的同时,也给电影工业带来了新的风险挑战:预训练数据库作品的合理使用存在疑问,生成内容的侵权风险尚未明晰,跨模态生成机制挑战版权法律的元概念。这些AIGC的技术环节使得电影工业的良性发展需要新的治理策略。

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法律治理

开源正在重塑产业格局并引领商业模式的创新,作为开源领域的新兴力量,人工智能正依托开源的资源汇聚能力和协同优势快速发展。然而,人工智能在开源环境下的健康有序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内的开源问题大都集中在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因此,需要在明确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内涵和分类的基础上,审慎评估其正向价值和潜在风险。为构建科学严谨且适应时代发展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治理制度框架,我国应借鉴各国在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治理方面的既有经验,支持开源有序发展、明确风险管理责任与义务、推进多元主体协同发展、制定负面清单、推动形成国际开源人工智能联盟,从而营造公正开放的开源生态,确保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展始终沿着安全可控、合法合规的轨道前进。

监狱行刑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对监狱行刑各项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可以为完善监狱法律制度提供实践依据。围绕监狱改造、分类管理与考核、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若干重要监狱行刑制度的实施效果的问卷调查表明,法官、检察官、监狱人民警察、律师等法治工作者、社会公众以及服刑罪犯等不同群体的评价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即都相对消极。不同群体在心理矫治的效果、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数量、以及监狱执法行为的合法性等问题上,存在较大的认知分歧。改革与完善监狱行刑制度,需要加快《监狱法》全面修订的进程,并着力解决部门规章碎片化问题。

杜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

伴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推行,实践中出现了少数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为由,以求达到不正当目的的申请人,给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杜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应不断健全信息公开工作体制机制,防止个别人滥用行政与司法资源,导致制度背离设计初衷。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独特优势。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锻造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都离不开制度规范体系的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命题,明确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根本遵循和内在结构。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将自我革命精神自觉融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着力建构两个体系——以自我革命为逻辑起点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四个机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机制,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执纪问责机制和“三不腐”一体推进机制,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治理效能。

新修著作权法下的电影版权保护及协同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于2020年进行了大幅度修订。以合作作品为原则,电影版权在作品定义、作者与版权者区分以及权利行使方式三方面进行了制度变革。在新制度下,电影版权的保护路径得以优化,但仍然无法覆盖产业多元化、数字化与网络化带来的版权挑战。究其根源,电影作品的多重法律身份及产业多元化发展造成版权管理的困境。由此,新修著作权法下的电影版权保护仍然需要多部门协同治理的执法理念。

短视频电影解说的规制困境与突破路径

移动互联网催生了短视频电影解说现象,为平台带来流量的同时也引起了版权纠纷。司法、行政与行业协会三个主体建构了电影解说的规制体系,但在现有法律体系中仍面临困境,无法界定合理使用原则中的“适当引用”与“合法权益”标准。究其原因,互联网的“流量变现”模式、电影的多重作品定位以及陈旧的版权商业模式共同形成了短视频电影解说的规制困境。由此,在移动数字时代,版权方、网络平台与短视频制作者之间需要新的合作路径来突破困境,探索电影传播与产业发展的创新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法治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依法治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实践中,我国加强了网络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网络法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坚持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加快立法、专项执法、创新司法、全网普法是推进网络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健全网络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机制,初步形成网络法律规范体系,健全网络执法机制,提升依法管网与依法行政能力,推进网络司法改革,提升司法能力,完善网络司法规则,落实网络普法责任制,推进网络企业合规文化建设等是推进网络法治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香港智慧城市建设路径与湾区融合战略

为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互联互通与治理需求,各地不断探索智慧城市建设模式。香港智慧城市建设在诸多全球城市评估中成绩卓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群建设。香港的城市发展理念经历了从数码城市、电子商务社会到智慧城市的三个阶段。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香港呈现智慧科技全覆盖、注重基础设施以及公私合营的特点。但是香港现存的文化环境、制度框架与社会氛围等软环境要素掣肘了智慧城市蓝图的实施。在以超级城市为连接节点的超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香港应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机遇,以自身优势融入湾区智慧城市群建设,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节点。

秦汉政制构造原理榷论

古代帝国政制影响了中国历史二千余年,而秦汉时期是此一古代政制之肇始与定型阶段。中国古代帝国政制的构造,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项庞大工程,在秦皇汉武之间陷入困局。面对由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及思想等多元因素激化而成的重大事件,一些学者-政治家(scholar-statesman)为帝王的政治决断提供了极具智慧的策略方案。作为古代社会"士人"阶层的重要组成,这些学者-政治家所提出的改制策略及思想学说经过政治实践的检验,奠定了政制构造的基本原理。

新型数据信托机制的创新价值与构建路径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对数据要素流通利用提出更高要求。但在当前数据流通实践中,依然存在“获取难、流通难、保护难”等问题。基于“数据二十条”健全个人数据确权授权机制,在“信息受托人”“中间件”与既往的数据信托理论上进行创新改造,吸取现有数据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有益经验,提出新型数据信托机制。在新型数据信托机制下,受托者作为不直接处理数据的独立第三方,在个人数据主体的授权下与数据处理者的需求进行匹配,并站在个人数据主体立场监督数据处理活动,保护其合法权益。在明确定位的前提下,通过组织、法律、激励、技术等方面的架构设计,构筑切实可行的新型数据信托实现路径。

监禁刑执行法律规范体系改革研究——从二元体系走向一元体系

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国形成了监禁刑执行法律规范体系的二元体制,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为中心的法律规范体系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为中心的法律规范体系。每个法律体系的内容比较复杂,相关法律规范的位阶比较低。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群体(法官、检察官、监狱人民警察、律师、监狱服刑罪犯、社会公众)都倾向于由统一的机关负责刑罚执行。为实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统一刑罚执行体制”的目标,需要统一监禁刑执行体制,全面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形成一元的监禁刑执行法律规范体系。

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基本原则的传承与发展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传承并发展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基本原则。《公约》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体现了网络主权原则的新要求,在人权保障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数据保护新规则,在双重犯罪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了例外条款。中国应继续推动将网络主权写入《公约》,并将网络主权理念贯彻于《公约》的执行过程;坚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对等原则,体现大国担当,制定双重犯罪原则的具体实施方案;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刑事诉讼法律规则,并推动完善刑事数据出境国际规则,防止形成数据保护壁垒。

“认罚”的理论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改革阶段,但对于"认罚"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等基础理论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认罚"的法理还有待凝练。应当区别"认罚"作为一个词语所可能表达的含义与"认罚"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所具有的含义。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可检察机关提出的处罚方案。侦查机关不能独立开展认罚活动,尽管认罚包括对定罪建议的认可,但与真诚悔罪没有必然联系,"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应当被解释为"如果不能从宽,就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罚改革促成了两种模式的量刑建议制度,即职权模式与协商模式。认罚的核心要义是协商式的量刑建议,而构建科学的量刑协商机制的基础在于以程序思维构建程序规则,关键在于确保控辩平衡。

论互联网法

互联网带来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信息传播方式的巨大变化。互联网法应根据社会关系的变化和互联网本身的规律,进行整体结构设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与互联网信息构成互联网法的三个主要调整对象。在这三个不同领域,互联网法的立法宗旨、法律原则、治理手段、执法机制等均有差别,应分层处理。只有尊重互联网规律,才能充分发挥互联网法的不同作用,处理好互联网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实现自由、安全、创新、秩序等不同价值。

论互联网的规制体制——在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之间

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规制对于网络空间中秩序的维持和公民权益的保护,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成为互联网的唯一规制主体,恰恰相反,自我规制组织在网络空间中也应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法制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发挥政府规制和自我规制各自比较优势的规制体制。本文以互联网规制的比较研究为基础,描述了中国当下的互联网规制体制,分析了其缺陷与不足,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了若干设想。文章认为,我国未来互联网规制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一方面应提高互联网政府规制的法治化、规范化和公开化水平,增强其效能和正当性;另一方面应根据社会优先的理念,更多地放权于社会,让互联网行业团体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发挥作用。此外,在政府规制过程中应促进行业团体对规制决策的参与,而对于自我规制政府也应发挥激励与监督作用。迈向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互相补充、互为支持的合作式规制体制,应成为我国互联网规制的发展方向。

杜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

申请权滥用,会消耗大量的行政资源,挤占司法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自2008年实施以来,推动知情权制度迅速普及,助推法治政府建设步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实践中反映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被少数人滥用,重复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向法院提起信息公开诉讼,将政府信息公开作为谋求特殊利益的工具,特别在涉及土地资源、房屋征收、行政履职、投诉举报,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领域尤为明显。

网络安全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为网络安全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11月7日通过，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网络安全法是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化的基础性立法，在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确立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和制度，迈出了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关键一步。

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

亚马逊是21世纪的商业巨头。亚马逊不仅是零售商,它还是市场平台、物流和递送网络、支付和信贷服务提供者、拍卖行、主要的出版商、影视节目制作者、时尚设计者、硬件制造者和领先的云服务平台。经历了年复一年的高速增长,亚马逊却仍然只赚取微薄的利润,并以低于成本的定价广泛扩张。亚马逊通过这种战略,将自己定位于电子商务的中心。其他商业模式都需要依赖亚马逊的关键基础设施。尽管亚马逊已经逃脱了反垄断的严密审查但它的企业结构和行为还是招致了反垄断的疑虑。本文主张现行的反垄断框架——将竞争与'消费者福利'挂钩,定义为短期的价格效应,不足以捕获现代经济中市场势力的结构。如果只通过产量和价格来衡量竞争,我们会忽视亚马逊的支配地位对竞争的负面影响。特别指出一点,现行的准则低估了掠夺性定价与跨行业整合可能带来的反竞争效应。在线平台中,这些问题尤其突出,原因有二:首先,平台市场的经济学鼓励企业重视增长胜于利润,投资者也鼓励这种策略。掠夺性定价在这种情况下变得非常理性——尽管现行准则常常认为掠夺性定价不理性,因而不可行;其次,作为关键的中介,通过跨行业整合,在线平台得以控制竞争对手需要依赖的关键设施。这一双重地位,使平台可以利用在服务过程中收集的企业信息,削弱竞争对手。这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剖析了亚马逊。这能帮助我们理解它的商业战略、廓清它的企业结构和行为带来的反竞争效应、理解现行准则中的不足。这篇文章同时考虑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两种模式:恢复传统的反垄断和竞争规则;利用公共承运人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