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历史效果

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纳入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研究语境中，纳入对于文学理论当下建构的反思性视野之中，诚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此之前，如何在本土性视野中辩证地而非僵化地、复杂地而非简单地、

意境:中国现当代散文的传统审美精神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各种文体中,散文无疑是最具民族传承性的一种,它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就是意境。中国现当代散文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意境体系。这既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念在现当代文学领域中的一种传承、一种延伸,也影响甚至决定着新世纪中国散文的发展走向。

崔浩与五世纪北中国的人才战略

崔浩是北魏初期的汉族政治家,在北魏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崔浩改定历法、注释儒经、撰写史书、吟诗作文,对北魏鲜卑族的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崔浩非常注重吸收各种力量以稳固北魏统治。在人才选拔上,崔浩既重儒学又重才干,既重门第又重能力,显示出较为理智的人才观。尽管崔浩的人才观与北魏皇族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但却代表着五世纪北中国人才战略的正确方向。崔浩之死,是鲜卑贵族向试图汉化的人发出的危险警告,这种正确的人才战略也被搁浅了。崔浩死了,其思想并未泯灭,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完全继承了崔浩的人才战略,北魏吸收了大量才士,北魏王朝走向鼎盛。

并州的建置与先唐山西文学的繁荣

并州自传说中的大禹始置,迄隋代终废,前后大约经历2 000余年。在这2 000余年中,并州辖地非一。由最初的天下十二州之一,到北周的二郡十县,并州的领域面积在不断地缩小。就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说,古代并州辖地并非仅限于今天的山西。然自汉代始,并州辖地基本上是今天的山西。自汉至隋的700余年间,并州辖地儒学复兴,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儒学家,同时也出现了诸多的文学家。以王氏、郭氏、温氏和孙氏为代表的并州四姓的文学创作,促使了先唐山西文学的繁荣。

河东郡的建置与山西南部文学的兴盛

河东郡自汉高祖三年(前204)始置,迄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终被废,前后长达831年。在这八百余年中,河东郡时置时废,归属不一,时而归属冀州,时而归属司州,时而归属泰州,情形极为复杂。然而在河东郡的建置期间,河东儒学复兴,产生过影响一时的哲学家,也出现过著名的儒学著作。裴氏、薛氏、柳氏家族文学的创作,促使了山西南部文学的兴盛。

论后殖民知识分子——重读赛义德《知识分子论》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论意境与意象之区别

意境和意象是两个既独立又相联系的审美概念。意境是经过体系化的意象群落,是若干意象的有机组合。意境的内涵大而外延小,所以,意境在其所处的时空位置上,往往不如意象那么灵活。特定的语境的丧失,甚至可以导致意境的磨灭。意象偏静,它倾向"瞬间的意味";意境偏动,它反映了时空转换和情思流动的轨迹。

错位与困境: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考古学报告

对"中国文学"概念进行的知识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个概念并不具备其表面看去的古老性与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中国文学"在汉语世界中的出现与使用,距今仅有短短百年,是一个近代以来方才确立其合法性的概念。"中国文学"的诞生,是现代人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运用现代文学的标准,对古代文化遗产进行分割、选择、重组的结果。而这种分割、选择、重组,也造成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悖论。

《吕氏春秋》的饮食主张与烹调技艺

《吕氏春秋》不仅保存了我国最早的烹饪文献,而且提出了讲究滋味、食养人亦伤人和以"时"、清淡、适中、讲究卫生等有价值的饮食主张。在烹调技艺方面,《吕氏春秋》强调水、火候与齐的重要性,要求把握好度,精选原料,寻求多种食物原料、调料的和谐、统一。这些主张虽服从和服务于修身、治国这一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也为中国饮食文化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汉武帝的诗歌观念与西汉诗歌的演进

汉武帝在位前、后期的诗歌观念对西汉诗歌的演进有重要影响:由关注礼乐教化、重视诗歌颂美功能走向乐生恶死、追求诗歌的升仙意趣;注重内容与形式的新变,由诗骚体式走向杂言体诗的创作;追求诗歌神奇色彩,由崇尚恢宏巨丽的艺术境界逐步走向内心情感的诉求。汉武帝之所以对西汉诗歌的演进造成这些影响,关键在于皇权专制起了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汉武帝与诗歌的关系上,还表现在汉武帝与其他体类文学以及经典解读的关系中。虽属文学史之个案,却在中国古代等级社会中有普遍性。

“个人化”写作与市场消费

"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它意味着以个人的姿态反抗集体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为主体独立和人性自由赢得了一定的美学空间。同时,它专注于个体私人经验和欲望体验的表达,无可避免地堕入了文学自恋的泥潭,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运作的消费规则。

身份认同与审丑狂欢的兴起——网络文化的伦理学维度

身份认同在当下信息时代里已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自我的明晰性和完整性渐呈移心化趋向,而网络文化语境将其推向某种极端的程度。自我建构的脱域化、碎片化以至延宕化赋予自我以某种程度的非真实性和他者性,网络文化语境更促成了伪自我的泛滥,其突出标志在于放弃了确认自我主体性的努力,这种自我舍弃趋向与当下网络文化中的审丑狂欢存在着表里关系。

北魏三都大官考

三都大官是北魏前期一个极为重要的官制,它可决狱,可率兵出征,又可辅政,拥有其它职官难以比拟的权力。它有自己的长官和僚属,却没有固定的品秩;可以决狱,但不是都官尚书和廷尉;可以领兵出征,但不是骠骑大将军;可以辅政却不是宰相。实际上三都大官是北魏大人官的遗留,是个勋官,用以笼络功勋卓著者和中原士人等各阶层的力量,藉此来稳固自己的统治。随着孝文拓跋宏的全面汉化,三都大官最终被废除。

平凉户与北魏儒学的复兴

凉州是河西重镇,依山傍河,地理形势险,故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水草丰茂的地理环境,富饶的物产储备,相对封闭安全的环境,是战乱之际流人理想的避难所。在凉州建置的百余年间,迁徙的流人促进了凉州的开发,也促使了文学的繁荣。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掉河西走廊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凉后,大批平凉户涌入北魏。这批人大多是饱读经书的儒学之士,他们的到来,促使北魏儒学的复兴。

理想·幻灭·彻悟——论张洁的小说

张洁小说的艺术转换是明显的,从审美到审丑,从希望到失望,从追求到幻灭,作家把对人生对人性的审视结合在一起,揭示出人生的尴尬状态和应有的人生态度:直面现实生活,学会不断放弃,持守心的宁静。

玄学与书

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种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玄学与书法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表现为两点一是当时文人对书法与玄学关系的认识已上升到对本体的探寻上,使书法创作有了玄学的理论依据;二是因为书法的艺术旨趣与玄学的精神追求的高度融透,使书法艺术与玄学思想在自我的生命状态中达成了统一,并表现出一种“真”的审美特征。玄学与书法彼此间浸润的结果是文人强烈的主体性同时也融入了书法的创作思想与审美意识当中,这主要表现在当时文人对精神解放和人格独立的崇尚上首先是尚书法之文人往往表现出尚艺不为人役的主体意识;其次是尚艺又不为“艺”所役的精神境界。

汉代奏议的民族精神

产生于汉民族形成、民族精神初步确立时期的汉代奏议,蕴含、体现出大汉民族精神,其主要表现在:立大志干大事的事功精神,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富于牺牲的理性批判精神。从汉代奏议角度审视民族精神的多重内涵,对今天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仍有某种借鉴价值与认识意义。

论刘安的命运悲剧——兼及《淮南子》浓烈的祸患意识成因

刘安是西汉初期向中期转折过渡中的牺牲品。随着武帝治国方略的转换,削藩力度的加大,作为地方藩王、才高名重的刘安,受到猜忌和打击是必然的,加之刘安养士达数千人,以藩王身份谋划天下,有与朝廷不合拍、不合作之处,又交结王侯,威胁皇权,触犯忌讳,其命运悲剧在所难免,这也是《淮南子》浓烈的福祸无常、祸患不可抗拒意识产生的根源。应正确看待刘安的悲剧及其《淮南子》的影响。

儒学与新学的对话:刘咸炘的五四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启蒙和救国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虽有左、中、右的区别,但知识分子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只是在某些问题上或偏于激进,或偏于保守,或坚持中立。刘咸炘是隔岸观火的中立派。他既立足于传统文化,又受到西学的影响,在新旧两派的争论中,他从不偏袒任何一方,中肯地指出双方的不足。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书写刘咸炘的五四思想,发现刘氏洞若观火的态度是我们现在研究者理应具备的一种历史自觉。

反理性思潮与中国当代美学的现代性

当前中国美学兴起了一股反理性的思潮。这股思潮的兴起有其合理性,但是它也有很大的盲目性。中国美学要真正有大的发展,必须突破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批判性继承中国的审美传统以回答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