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研究重点及保障措施分析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具有发展战略性、区域协调性和空间开发统筹性,是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顶层设计。文章分析了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概念与内涵,指出了目前编制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必要性,进一步阐述了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研究重点,并总结出促进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发挥作用的建议。

沿海城市秋季大气甲醛污染来源及其环境影响

基于大气综合观测站的气态污染物(HCHO、O_(3)、PAN、CO、NOx、异戊二烯)及气象要素(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在线观测数据,研究沿海城市厦门秋季大气HCHO的时间变化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子,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定量识别HCHO的主要来源,并估算HCHO对·OH生成的贡献.结果表明:HCHO平均浓度为(3.15±1.40)×10^(-9),范围为(0.55~7.96)×10^(-9),呈现明显“单峰”日变化特征,峰值出现在13:00左右.HCHO与O_(3)、PAN显著正相关;温度、湿度和UV是影响HCHO浓度的主要气象因素,强辐射、高温、低湿、低风速和西南风的条件促进了厦门大气HCHO的二次生成.HCHO小时光解量(PHCHO)范围为(0.01~3.02)×10^(-9)/h,平均PHCHO为0.61×10^(-9)/h,同时,大气HCHO光解成稳定分子H2和CO的速率是光解成自由基H·和HCO·速率的1.1~1.6倍.观测期间大气HCHO来源主要包括二次生成(39.2%)、一次排放(26.6%)和背景源(34.2%);白天HONO光解、O_(3)光解和HCHO光解的平均·OH生成率分别为1.86×10^(-9)/h、1.11×10^(-9)/h和0.70×10^(-9)/h,P(OH_HCHO)占总·OH生成率的10%~21%.

城市绿地暴露与人群健康效应研究

城市绿地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和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主要载体,为人群提供了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关注人群健康和绿地布局的城市绿地暴露研究已经成为城市生态学、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学科的前沿热点。目前国内外城市绿地暴露与人群健康研究仍处在兴起的初步发展状态,缺乏有效和公认的研究范式。尝试通过暴露科学的视角,研究城市绿地暴露及其人群健康效应的研究的热点领域:(1)从城市人群的绿地暴露特征来看,绿地暴露研究与现有旨在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暴露风险的传统环境健康研究的视角有显著不同,其目标是充分理解人群的绿地暴露特征及其产生健康效应的机制,鼓励和提高人群与绿地的有效和有益接触,服务于城市绿地和健康社区营造的科学规划和决策。(2)从城市绿地暴露的量化表征来看,现有的多种绿地暴露评价指标包括绿地可得性、绿地可及性和绿地可视性等多是表征了绿地的供给状况,并非直接的绿地暴露过程描述,未来可以结合城市人群的绿地暴露时空动态模式,参照总暴露数学方程来综合量化不同途径、访问周期、暴露时长等因素。(3)从城市绿地暴露的人群健康效应机制来看,现有绿地暴露的健康效应机制研究获得的通用理论性成果还不多,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不同绿地健康效应研究采用的暴露特征指标不同,绿地暴露特征影响人群健康存在显著的尺度性,以及缺乏统一的绿地暴露健康效应调查方法。绿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作用尤其突出,但绿地的人群健康促进功能在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还鲜有应用,作为城市生态学与环境风险、公共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交叉前沿领域,相关成果将为指导健康导向的可持续城市/社区规划与建设提供直接的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城市景观格局演变的水环境效应研究综述

人类活动导致的城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在景观生态学上表现为城市景观类型的更替和城市景观格局的演变。我国城市景观格局中自然植被景观基质大幅被人工硬化地面所取代,自然景观斑块破碎化,城市道路和排水管网等人工廊道大量增加,造成"源""汇"景观的比例失衡和格局失调,从而产生城市景观格局演变的水环境负效应,如非点源污染、水生生态系统失衡和城市内涝等,且水环境负效应存在时间尺度差异和空间尺度响应多样性。对城市景观类型及其格局演变产生的城市水环境效应相关研究进行总结,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城市景观格局演变带来的生态过程变化研究较少、影响城市水环境的景观格局变化阈值不明确、研究结果推广难和重复性较差、人工廊道与城市水环境效应关系关注度较低和水环境负效应综合度研究欠缺等不足之处,提出未来研究的着力点,对实现可持续城市具有一定意义。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空间分布特征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GIS采用地统计学确定性插值的方法,研究了日照东港区和绍兴越城区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污染现状和空间分布特征,并对两地声环境进行了评价。在2市各设置7个大小为500 m×500 m不同城市功能的典型空间样方,比较分析典型样方的区域环境噪声与其用地覆盖率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日照和绍兴区域环境噪声均具有西南地区高于东北地区的空间分布特征。日照市的区域环境噪声占'较好(50.1~55.0 dB)'的比例最大,质量等级为二级,绍兴市占'一般(55.1~60.0 dB)'的比例最大,质量等级为三级;日照市声环境质量在监测点、样方和监测区域3个尺度上均好于绍兴市。绍兴市典型空间样方区域环境噪声分别与开放空间覆盖率和建筑物覆盖率呈负相关关系。该方法可应用于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的评价和比较研究,为噪声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半城市化地区居民环境意识调查与对比研究——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已成为城市地理与城市生态领域的研究热点，而对半城市化地区居民环境意识的关注则相对较少。本文以厦门市集美区典型半城市化地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以社区为单位展开环境意识调查，旨在利用统计分析手段，探寻影响半城市化地区居民环境意识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并揭示在不同城市化水平的社区中居民环境意识的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对居民环境意识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家庭收入，其次是受教育程度；不同城市化水平的社区类型居民的环境意识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居民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居民环境意识提高的重要保证；同时，提升社区高环境意识形成的氛围，推动社区现代化或城市化改造是提高居民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城市集水区多环芳烃环境残留过程的城镇化响应

该文以典型城市集水区表层沉积物中的多环芳烃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市区-郊区梯度下多环芳烃环境残留的城镇化响应。该城市集水区表层沉积物16种多环芳烃(PAHs)总量范围在1.8~4126.3 ng/g之间,平均含量为403.2 ng/g。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增加,PAHs总量呈现增加的趋势;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市区)的低环PAHs所占的比例要低于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郊区),这可能是城镇化过程引起区域PAHs污染源差异所致。特征化合物分子比例法和主成分分析-多元逐步线性回归法分析表明,宁波市PAHs主要来源于交通排放和煤燃烧。市区PAHs的交通排放和煤燃烧源贡献率高达78%;郊区柴油燃烧源贡献率为42%,其次为煤燃烧源(33.9%),呈现出PAHs污染源的城镇化差异。沉积物质量基准法分析表明,研究城市集水区表层沉积物16种PAHs的潜在生态风险较低,且呈现城镇化差异(效应区间低值(ERL)商平均值,P<0.05)。市区有个别点(H3)PAHs的ERL商平均值大于1,具有一定生态风险,郊区PAHs的ERL商平均值均未超标;其中市区16种PAHs总毒性当量浓度是郊区的3倍多(均值),7种致癌性PAHs是潜在致癌性的主要风险因子。

中国城市空间形态的环境效应

中国城市需要更为紧凑的空间形态,但是城市空间紧凑性的环境效应并不十分清晰。采集城市管网设施指标、城市道路、交通设施指标、生态协同指标等建立环境因子指标集,选择标准化紧凑度指数NCI、标准化离散度指数NDIS、最大斑块面积指数LPI、景观形状指数LSI、平均形状指数SHAPE_MEAN、周长-面积分形维数PAFRAC等形态指标,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探索中国146座城市的空间形态的单因子环境效应、综合环境效应及环境效应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1)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供水管密度、排水管密度、万人拥有公交车辆、万人拥有出租车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环境因子与城市空间形态密切相关。城市紧凑度越高,城市管网系统密度越低,公共交通设施越少,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越少。城市形状越复杂,城市管网系统密度越高,公共交通投入越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越大。(2)综合环境因子与LSI呈中等强度的正相关(r=0.43,P<0.01)。城市空间形状越复杂,城市资源环境相关设施总体投入越多。(3)在不同的紧凑及形状复杂性水平下,万人拥有公交车辆、万人拥有出租车辆、供水管道密度及综合环境因子的显著性差异再次表明城市越紧凑,交通越发达;城市形状越复杂,环境投入越多。本文研究证明了城市空间形态越紧凑、资源越是节约,紧凑型城市空间形态能够用于中国城市建设。

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厦门市为例

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加剧了生态系统的退化。如何扭转生态系统的退化,同时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成为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可平衡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提升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大意义。以厦门市为例,基于“生态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生态廊道提取”的基本框架构建陆域生态安全格局。结合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识别生态源地,该方法兼顾了生态结构和功能,使得所识别的生态源地更具全面性。选取土地利用类型、高程和坡度构建生态综合阻力面,并用人类居住合成指数修正生态综合阻力面,以减少主观赋值的影响,识别各土地利用类型内部的差异,使生态阻力面的构建更加合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提取生态廊道,利用重力模型量化潜在生态廊道的相对重要性,并根据重力模型结果划分重要性等级。研究结果表明,厦门市的生态安全格局由14个生态源地、21条生态廊道、15个生态节点及若干个踏脚石所组成。生态源地主要集中在研究区的西部和北部,以林地和草地为主,面积合计为558.64 km^(2)。生态廊道长约159.40 km,其中,关键生态廊道9条,一般生态廊道12条。生态廊道呈现出东西方向联系较为密切,南北方向联系不足的特点。根据对区域生态安全的贡献度,将生态安全格局划分为3个管控区进行分级管控。将研究结果与厦门市当前的实施计划进行对比分析,虽然结果有所差别,但总体上相对一致,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两者所采用的研究数据及方法不同。因此,研究认为将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重力模型结合,可为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提供科学依据。

闽南重点城市春季PM_(2.5)中水溶性无机离子特征研究

对闽南地区重点城市春季PM2.5中水溶性离子的污染状况进行剖析,分析和探讨了闽南地区同城化进程中重点城市PM2.5中水溶性离子污染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以期在当前空气污染日益严重的趋势下为闽南地区的大气污染控制提供依据。于2011年春季3月7—16日在福建省闽南地区重点城市厦门城区与郊区、漳州和泉州城区同步用聚丙烯纤维滤膜采集大气PM2.5样品,滤膜经超声萃取后用离子色谱仪分析样品中F-、Cl-、NO3-、SO42-、Na＋、K＋、NH4＋、Ca2＋和Mg2＋等9种离子组分的质量浓度。结果表明,（1）闽南地区重点城市春季PM2.5的质量浓度变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PM2.5的平均质量浓度为94.14μg.m-3,二次离子SO42-、NO3-和NH4＋的质量浓度变化范围为14.66-66.68μg.m-3,平均质量浓度为32.43μg.m-3,占总水溶性离子的83.30%,主要以（NH4）2SO4和NH4NO3形式存在;与国内其他主要城市相比,闽南地区PM2.5中二次离子浓度水平偏高,二次污染严重。（2）NO3-/SO42-和SOR、NOR值均表明闽南地区固定源污染对水溶性离子的贡献大于流动源,但厦门流动源的贡献占了更高的比重;与国内其它地区相比,闽南地区由于春季潮湿多雨,硝酸盐化速率较高,也是导致二次离子污染水平较高的原因之一。（3）作为滨海地区,闽南地区PM2.5中水溶性离子的主要贡献者主要来自人为源,而非海盐离子。

基于城市环境气候图的宁波大气环境分析与调控对策

城市化的蓬勃发展改变了城市气候和环境,产生了诸多气候环境问题,需要有效的城市气候环境信息与调控对策来应对和缓解,城市环境气候图在城市气候环境的规划与调控方面提供了重要指导。在传统城市气候图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季节、多环境要素相结合的城市环境气候图构建方法。在此基础上,以具有复杂下垫面和明显季节性气候特征的宁波市区为案例,综合运用遥感反演、GIS空间分析、中尺度数值模拟等技术手段,对城市热负荷、大气污染、通风潜力和风场及整体的城市气候环境进行多季节分析与评估。结果表明:在形成城市气候环境的主要要素方面,城市热负荷、大气污染物分布都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和空间性差异,宁波市春、夏季同时受热负荷和大气污染影响,冬季仅受大气污染影响,秋季受二者影响均较小;通风潜力的空间格局各季节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风环境复杂多变,呈现出显著的季节性和空间性差异。对城市气候环境的整体分析发现,城市气候环境高价值区和中价值区主要分布于山林、农田和水体,高风险区位于北仑、镇海和杭州湾南岸的沿海重化工业带,中风险区分布于江北区东部、鄞州城区东西两翼、慈溪城区和奉化城区东北部等工厂厂房密集的区域。进一步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风道规划方案和气候环境调控对策,包括2条一级风道、5条二级风道、3条受海陆风影响的三级双向风道、12条受海陆风影响的三级单向风道、13条受山谷风影响的三级单向风道和七类城市气候环境调控对策。提出的多季节、多环境要素相结合的城市环境气候图构建方法适用于季风气候地区复杂气候环境的分析与评估研究,能够提高城市气候环境分析的综合性和准确性,并能够通过风道规划及相关调控对策的制定和实施改善城市热负荷和大气环境质量,缓解各季节的城市气候环境问题,为城市环保、气象、规划等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持,从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城市建设。

海峡两岸生态环境质量差异性评价及港口发展对其的影响

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人口涌入沿海地区,海峡两岸经贸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导致脆弱的沿海地区面临较大的生态风险,因此动态监测并评价两岸生态质量对推动两岸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及促进两岸和谐统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谷歌地球引擎(GEE)平台调用2000—2022年Landsat及MODIS数据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遥感生态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差值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评价两岸生态环境质量的差异性,并在建立两岸主要港口多环缓冲区的基础上探讨港口规模及其周边城市建设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0年海峡两岸生态环境质量呈“西升东降”的特征,2010—2022年海峡两岸生态环境质量均呈波动上升趋势,新冠疫情期间呈先增后减的趋势,两岸生态环境质量差距逐渐缩小。(2)东岸生态环境质量优于西岸,生态环境质量优良等级区域主要分布在太姥山、玉山山脉等山地区域,较差等级区域主要分布在湖里区和晋江市等城市工业聚集区,2000—2010年生态环境质量等级显著退化的区域主要为东岸的山地区域,2010—2020年等级显著退化的区域主要为西岸的沿海区域。(3)两岸生态环境质量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处于山地区域的城市呈高值聚集,西岸的厦漳泉、福州市和莆田市以及东岸近海岸城市呈低值聚集。(4)海峡两岸港口规模及其周边城市建设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相似性,离港口距离越远,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比越小,生态环境质量越好,班轮运输阶段港口规模越大其周边生态环境质量也越差;直航运输阶段港口规模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减弱并逐步改善。(5)受新冠疫情影响,港口周边生态环境质量稍有转好,且西岸港口规模较大的厦门港和福州港较东岸港口更注重生态建设。研究可为海峡两岸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也为生态港口规划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同时为促进两岸和谐发展提供助力。

半城市化区域能源-经济-环境关系分析

高效、经济、洁净的能源保障是半城市化地区向城市化推进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经济、环境三者的协调作用与健康有序发展是保障半城市化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基于厦门市集美区半城市化的特点,分析了该区域能源—经济—环境(3E)之间的关系,揭示3E关系瓶颈产生的原因,旨在为构建半城市化区域可持续发展的3E系统提供帮助。分析结果表明,粗放型的能源利用方式、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忽视能源的集约利用以及环保意识薄弱是制约集美区3E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和经济结构体系以及加强环境保护意识都将是构建集美区和谐3E系统的有效途径。

公众科学在欧美生态环境研究和管理中的应用

近十年来以大量公众参与科学研究活动为特征的公众科学在生态环境研究和管理中得到了快速发展,根据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合作程度不同出现了以贡献型、协作型和共创型为主的应用模式,并在生物多样性调查、环境质量监测、生态环境管理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潜在价值。通过对欧美公众科学在生态环境研究和管理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介绍,分析了其概念内涵,概括了其项目的组成结构和应用模式,指出了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结论如下:(1)传感器技术的进步、便携式智能设备和移动网络普及使得公众获取周边生态环境信息的能力日益增强,种类也日益多样。(2)公众科学项目的运用不仅能够扩大数据获取范围,也能加深公众对科学问题的认识和提高管理部门科学决策水平。(3)公众提供的数据种类,数据质量,以及公众激励机制,都是该模式持续和高质量运行时所要面临的挑战。(4)欧美一些"科研单位-公众机构-公民团体"等纷纷联合起来形成公众科学协会,同时政府部门已制定了公众科学发展计划和法规,来规范和促进公众科学项目的应用。(5)我国相关研究和管理部门应建立统一协作平台,进一步引导公众科学参与和提高协作效率。

城市环境监测结果发布系统的推送服务设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环境质量备受关注,城市环境监测结果的发布成为一项越来越重要的信息服务。推送技术是信息服务领域中提供主动服务的一种技术,具有准确、高效、及时的优点。本文从信息服务系统的角度描述了信息推送技术的概念和特性,分析了针对城市环境监测结果的信息推送服务的意义及其系统实现形式。

光环境生物效应及其模拟实验装备研究进展

光是人、动物和植物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光环境作为一种物理环境因素,其生物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光环境对人的生理、心理及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对动物昼夜节律、定位系统和生长繁育的影响也已受到诸多关注;同时,光是植物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植物一切生化反应的能量来源。综述了光环境生物效应的研究进展,指出已有的文献仅限于以复色光为研究对象,对特定波长的光效应、光暴露时间及光质效应的研究甚少。进一步阐明目前光环境模拟实验装备的研制所遇到的关键"瓶颈"是缺乏能够在一定波长范围内输出较高功率的单色光光源,且无配备生物学培养装置,不可能在实验室实现对单色光环境的模拟。因此,其发展当务之急是先构建光环境暴露的科学实验平台。同时对光环境生物效应的研究方向及光模拟实验装备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厦门城市水环境景观格局调整与建设探讨

城市是由多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构成的复合人工生态系统,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建设依赖于自然-社会-经济各子系统之内的健康、协调发展。伴随城市的开发建设过程,水资源短缺、水质污染等多种水环境问题正威胁城市的持续性发展,亟需一个综合全面的解决方案。基于对海绵城市建设的内涵与存在问题的讨论,结合可持续发展与景观生态学理论,提出"城市水环境景观格局调整与建设"这一解决城市水环境问题的思路与实践框架,并据此建立逐步实现城市子系统到城市整个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可持续城市建设新途径。以厦门市为研究案例,分析流域水质在不同尺度条件下与景观格局的关系,模拟估算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阈值,从而规范厦门城市用地开发利用,达到改善城市流域水环境目标。通过厦门市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以水环境可持续为切入点调整城市景观格局,进而解决城市发展中突出的水环境问题并实现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思路,最后对城市未来水环境与景观格局调整提出展望。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但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进入21世纪,我国通过颁布实施多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大气污染较严重的区域划定为重点区域,针对性制定治污措施和实施减排工程,努力推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基于2000—2019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31个省份)GDP,以及SO_(2)、PM_(10)、NO_(2)三项大气污染物浓度数据,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模型,对31个省份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大气污染物浓度演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评估。研究结果显示:(1)近年来实施的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特别是2013年以来颁布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同时,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长期关系协调性逐步增强,除NO_(2)浓度呈U型外,31个省份SO_(2)浓度、PM_(10)浓度与人均GDP的EKC曲线呈倒U型和倒N型,并处于快速下降阶段。(2)京津冀及周边地区SO_(2)浓度与人均GDP呈倒U型,且处于快速下降阶段;PM_(10)和NO_(2)浓度均呈现U型关系,且均处于上升期。(3)长三角地区SO_(2)、PM_(10)浓度与人均GDP呈现倒U型和U型,但均处于下降阶段;NO_(2)浓度与人均GDP无相关关系。(4)珠三角地区SO_(2)、PM_(10)和NO_(2)浓度与人均GDP均呈现倒U型关系,且均处于下降阶段。为此,建议“十四五”期间我国政府要继续实施新一轮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聚焦机动车NO_(x)污染管控,大力推动NO_(2)浓度稳步下降,以实现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奠定坚实基础。

城市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研究进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子系统之一,城市森林为城市居民提供诸多生态服务。而城市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评估能够有效指导城市森林建设,为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在阐明城市森林及其生态服务价值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对比分析了各类城市森林生态服务价值的评估方法,并根据其发展历程将其归纳为3类:单株树木经济价值评估法;城市森林生态服务综合价值评估法;空间显式景观模型评估法。最后指出现有城市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中的不足及今后发展方向,以期丰富城市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理论,并为城市森林的合理规划提供借鉴。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弱波特假说、狭义波特假说成立与否,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基于2008—2014年中国285个地级市节能减排技术专利申请、综合能源价格、污染物排放等面板数据,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和系统GMM方法,研究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类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即期技术创新起阻碍作用,滞后一期起促进作用,弱波特假说成立有时间约束条件。滞后一期的命令型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市场型,狭义波特假说不成立,这与国有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是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主体有关。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命令型规制工具对即期技术创新影响不显著,市场型规制工具起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市场型规制工具的负向作用最强,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这与区域的能耗水平和市场经济活力相关。研究发现,对于中国城市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弱波特假说成立,狭义波特假说不成立,丰富了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并为分区域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