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以陆兴祺研究为中心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央政府更替,中华民国取代清朝后,西藏的地位为新政府的宪法所确立。民国政府通过任命西藏办事长官等,显示对西藏拥有主权。民国元年,北京政府任命西藏办事长官钟颖。民国2年,驻印华侨陆兴祺继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虽然由于英印政府阻拦等原因未能入藏,但他仍然成为民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班禅等西藏地方政教力量联络的中间人,在反对"西姆拉条约"等过程中,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文章利用已公布的档案及相关资料,主要围绕陆兴祺在民国初期涉及的西藏事务,考察北京政府时期设立的西藏办事长官等职官沿革,讨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等问题。

丽江藏传佛教壁画及其历史研究

文章结合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研究了明代丽江壁画中有关藏传佛教的内容及其历史,分析了丽江藏传佛教壁画形成的背景、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丽江藏传佛教壁画是藏族文化东传的必然结果,是明代木氏土司崇奉藏族文化的体现,是滇、藏、川多民族文化圈互动的一个缩影,它在客观上丰富了纳西族等云南各民族的文化。

基础资料整理与藏学研究

资料整理工作是藏学研究的基础，其实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如此。藏学研究的资料有几个大的组成部分：最早的藏学研究是在汉文史料、藏文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藏汉文资料是第一手的和根本的资料；现在还要加上外文的资料，但外文资料大部分也是建立在藏汉文资料基础上的，是外国人研究这些资料后的成果。只有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等和藏族地区发生直接的关系后，他们用外文记载的资料才成为研究他们和藏区的关系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时代发展，要高度重视外文资料的利用。我们掌握外文资料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了解外文资料，掌握其研究方法，了解研究动态，有些可以做汉藏文资料的互相补充和印证。

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历史基础、主要挑战和实现路径

文章利用汉藏文资料,梳理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若干代表性特征,考察了藏传佛教所具有的优良爱国传统,及其在传承西藏优秀文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剖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最后,探析了化解难题并推动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实现路径。

黄颢研究员与藏学研究

著名藏学家黄颢先生2004年5月18日因病辞世,闻此噩耗,许多学人扼腕不已。与这个消息几乎同来的,是先生家人捎来的先生的亲口叮嘱: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一切从简。这样,许多学人没能见上先生最后一面,而先生病中探过病的,忆起先生的豁达安命、朴质热心,也每每唏嘘不已。张云博士这里所记述的,正是整个学界的感受;他所表达的哀思,也是大家的心意。本刊能荣幸地刊发此文,正是学界对黄颢先生的这份不能忘却的忆念。

求实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西藏历史叙事

求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在借鉴海外史学成果尤其是中国史研究成果时,要坚持实事求是,不盲从权威。《晚清史》的西藏历史叙事显然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读者不可不察,著史者也应引为镜鉴。《剑桥中国史》通常被认为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史的权威著作,在被翻译为中文并在国内出版后,受到国内学界广泛关注,乃至在社会公众领域都有颇高的知名度。

苯教研究二题

西藏古代著名的“苯”就是“四门天苯”．对此《名称宝洲名》(sgrags-pa-rin-chen-gling-grags)(ka卷第13页正面6行]有记叙：

清代亚东关署理税务司巴尔在藏事迹研究

1888年英国第一次武装入侵西藏，随后西藏亚东关开埠。1902--1904年，英国人巴尔（W．R．McD．Parr）在亚东关担任税务司，适逢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他目睹并积极参与了中英涉藏问题交涉，在其中扮演过一定的角色。中外学界对此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其在英国入侵过程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巴尔与在藏诸多重要人物的关系错综复杂，值得认真梳理和研究；他担任亚东关税务司，角色多样，功过是非值得分析。本文试图利用中英藏文资料，对巴尔在西藏的活动以及他在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以期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同时也希望通过对他在亚东关税务司相关事迹的研究，进一步探究清朝末年西藏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局势以及清朝官员在藏活动的一般情形。

1922-1953年间甘肃、青海和新疆的“圣言会”传教使团:书目研究

本文简要叙述了20世纪20-50年代德国-荷兰天主教圣会即“圣言会”在西北传教活动的始末以及相关档案、论著目录，对我们了解相关问题很有价值。一为了给读者提供论文原貌，译文没有改动作者转述传教士描述共产党、红军时所使用的语言及观点，而是一仍其旧，请读者甄别鉴察。此外，原文中作者无法确定之处，均加注问号，特此说明。

从圣地再造与母题重构看乾隆帝的佛教建筑设计观

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开始改造雍和宫,以阐福寺大雄宝殿为基础新建万福等三阁,实则二者皆源于以巨像高阁为特征的“隆兴意象”,亦即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和二耳阁。此后,“隆兴意象”又和西藏表征须弥世界的桑耶寺式布局结合到一起,产生了须弥灵境和普宁寺。这一环环相扣的系列工程充分展现出乾隆帝在进行佛教物质文化创造时的一种模式,即将汉、藏等地佛教历史上具有特殊政治、宗教意涵的圣迹作为母题加以重构、再现,进而迭代、增益,由此创造出一系列蕴含丰富政治和文化隐喻的佛教文化景观。从思想动机上看,这些佛教工程无一不彰显着乾隆帝以中华自居的身份认同和对皇权正统的自我宣示,同时也是乾隆帝期冀借助佛教将多元文化和政治传统统摄于一体,整合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其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具象化体现。

自然灾害、天人感应与吐蕃上层的政教之争

青藏高原地区多发的自然灾害,在吐蕃时期成为反复被利用的斗争工具,特别是在信佛大臣和奉苯大臣的争权夺利之中,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依据《韦协》、新旧《唐书》等藏汉文资料,对相关史实加以梳理,指出佛苯两教利用自然灾害攻击政敌的重要事实,认为其与先秦诸子中“天人感应”学说存在密切的关系,是通过内地与西藏地方的思想文化交流,特别是吐蕃贵族学习并直接翻译借鉴儒家经典(如《尚书》《春秋》等)得以实现的。苯教、佛教双方共同接受这一思想,使“天人感应”学说在吐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蒙古阔端太子“山顶上的城堡”——“习吉滩下窝鲁朵”考

户县草堂寺碑篆刻了1247年蒙古阔端太子发布的令旨。此令旨自20世纪50年代起即受到学术界关注和研究。但过了近70年,关于此令旨发布地点“习吉滩下窝鲁朵”为何处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笔者经过考证认为,按照古代北方游牧人的方位观,令旨中“西凉府西北约一百里习吉滩下窝鲁朵处”中的“西北”应该指的是“西南”方向。在藏文文献中也证明阔端王的宫殿是“凉州山顶上的城堡”。此地位于甘肃西部祁连山北麓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镇,也就是元代以来称为夏日塔拉的地方。

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的新探索——首届西藏历史文化论坛暨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11月28日,首届西藏历史文化论坛暨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所”)主办,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藏研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西藏大学、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西藏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全国1 1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其中18位专家学者围绕“西藏早期文明史”主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和讨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宗荣、总干事郑堆、副总干事李德成出席论坛。本次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论坛开幕式由历史所副所长班玛更珠(严永山)研究员主持。

高原丝绸之路的主要特点与历史成就

以汉藏文史料为基础,以史实为依据,从宏观角度分析和考察古代时期分布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丝绸之路的具体成因、核心内容和主要自然与人文特点,揭示高原丝绸之路与古代东西方丝绸之路主干道、贯穿于横断山脉地区的民族走廊的相互联系。同时,剖析了高原丝绸之路对高原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化、文明特色的形成及其兴衰的影响,总结高原丝绸之路在促进西藏与相邻地区和国家互联互动方面的作用,以及对高原文明东向发展、中华文化共同进步的影响。指出了高原丝绸之路对中国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南亚大通道构想的借鉴意义。

略论五世班禅在康雍治藏中的历史作用

迎请、册封和提高达赖、班禅的宗教地位,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是清康雍两朝的一项重要的治藏策略。五世班禅深受康熙、雍正两帝的信赖,特别是康熙帝延请五世班禅入京朝觐的事件,历时10余年,涉及面广,虽然最终未果,但反映了清政府在西藏决定重要人选的举措。雍正帝继承康熙治藏策略,也曾以特殊办法,想赋予五世班禅更大的职权加以利用。五世班禅在西藏特殊历史背景下,究其一生在康雍两帝的治藏过程中作用突出,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

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宗教首领传承方式。这种传承方式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仪轨和政教上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协调起来，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活佛转世制度相沿既久，到清朝已流弊丛生，需要由朝廷制定相应的法规加以整饬。乾隆帝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就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个西藏噶伦的北京之旅——以藏文史料《多仁班智达传》为中心

1792年,西藏贵族丹津班珠尔因在廓尔喀战争中获罪赴京觐见,留下这次北京之旅的藏文记录,描绘了一个西藏贵族眼中的清代北京城和乾隆年间清治藏政策的一端。

清代中尼边境历史文化交流与强边思考

强边是西藏"四件大事"之一。西藏边境的安全、稳定、发展和开放,事关国家安全和稳定,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中国西藏拥有近4000公里长的国境线,其中与尼泊尔之间的边境线长约1200公里,共有7个县与尼泊尔交界,即:定结、定日、聂拉木、吉隆、萨嘎、仲巴和普兰七县。历史上中尼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是我国通往南亚次大陆的重要通道。本文根据藏汉英文献档案、历史传记、文化遗址和实地调研,就中尼关系沿革、清代中尼边境交通、管理、争端、贸易、文化等史实和交流特点进行梳理研究,并对当代强边和中尼关系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发掘西藏历史文化精髓,构建中华共有精神家园——历史研究所走过的30年历程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称历史宗教所,成立于1986年,1999年与宗教所分开后改今名。主要研究藏族历史和文化,有古代史、近现代史和专门史三个研究方向。陈庆英、周源先后担任所长,现任所长张云,副所长冯智。目前有科研人员11人,民族成分包括汉、藏、蒙古、回、纳西、达斡尔等,其中正高职称3人,副高职称3人,中级职称5人,拥有博士学位者8人。历史研究所在全国藏学研究领域,特别是藏族历史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和地位。

回忆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多杰才旦——一个女儿眼中的父亲

今年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的日子,也是藏学研究中心第一任总干事多杰才旦去世3周年的日子。身为多杰才旦的女儿,同时也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非常感谢《中国藏学》杂志社给我这个机会,借此发文,以表达我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哀思。我是在父亲生命中的最后10年里,有幸蒙组织照顾,被调到他身边给他当秘书的。这10年间,我们父女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比我们前50年都要多。过去我们之间的感情交流很少,工作交流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