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需求冲击、政策独立性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

结构性需求冲击非对称地影响不同生产部门产品需求。本文研究此类负向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实施及配合才能实现“稳就业、促消费”目标。本文建立了区分直接和未直接受冲击部门的DSGE模型,考察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及政策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政府消费和对企业补贴适用于稳定就业;对家庭转移支付和降低个人所得税适用于促进消费;利率工具比法定存准率工具更有效。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利于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发挥作用。

欧盟与英国中小企业财政金融纾困政策及其镜鉴

欧盟与英国在应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持续影响的突发危机时采取的中小企业财政金融纾困政策有:第一,服务于“保生存”目标的保障就业和防止流动性危机的政策组合;第二,借助危机处理机会实施促进中小企业绿色化和数字化双转型的“促转型”激励政策。欧盟的流动性保障政策有效防止了中小企业大规模破产潮的出现,英国的工作保留计划等就业保障政策对稳就业、缓解服务业流动性不足、促进资本设备投资、保持企业活力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为此,提出以下建议:建立平衡而有韧性的政策设计思路;合理分层和分配纾困财力;借助危机处理促进结构转型;加大保就业政策力度;央行有创新地作为;构建转型基金加大股权工具的使用。

非传统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稳定——抵押品渠道的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债券市场微观结构和流动性负反馈循环理论,利用中国人民银行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这一准自然实验,以及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日度数据,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ARIMAX模型,探讨以抵押品为基础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在缓解债券市场风险,阻止下跌趋势蔓延方面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本文发现,一方面,扩容政策能显著降低债券收益率,提振债券市场整体流动性和活跃度,进而遏制了负反馈机制下的“损失螺旋”;另一方面,扩容政策的实施也促进了宏观流动性向下传导,优化了债券市场流动性的总量和结构,进而遏制了负反馈机制下的“保证金螺旋”蔓延。这一结论解释了“中国化”制度背景下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稳定金融市场的内涵逻辑,增添了金融市场渠道传导的实证证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带来一些启示:作为市场最后的流动性提供者,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充分利用以抵押品为基础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在缓解特定局部风险时的准确和高效特点,通过灵活调整质押率更好地稳定市场。

金融压力指数及其政策应用: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宏观审慎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方法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银行部门选取了10个代表性指标,结合CDF转换、等权重、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构建了我国的金融压力指数,并通过事件识别和金融压力识别指数检验了其识别作用。通过将金融压力指数引入扩展的产出和通胀方程,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压力指数对经济周期的预测能力。相关结果表明,金融压力指数对宏观经济周期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本文的分析结论为加强金融压力的动态监测和通过构建金融压力指数作为宏观审慎政策的“关注目标”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中国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和主权债务风险的影响

本文研究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中国主权债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样本期间内有两次大幅度的跃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跟全球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有关,但本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两个原因对中国的主权债务风险也有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显著加大了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但降低了主权债务风险,而对实体经济影响有限。本文的发现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在全球金融风险较高的情况下,采取更加审慎的货币政策。

中国财政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利用2005—2013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月度数据,构建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央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和工业增加值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呈现出相似的特征,即均为正响应,但响应程度有明显差别,即西部地区的响应程度最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呈多样化特征。

财政支农政策与农民收入的实证研究——基于农业补贴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9—2015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通过收入流动性矩阵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财政支农政策尤其是农业补贴政策的支农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结果表明,财政补贴没有显著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状况,虽然对中低收入农户有一定正面影响,但总体上不会改变整个农村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财政补贴有助于缓解农村的绝对贫困,可以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但相比于其他财政转移性支出,农业补贴发挥的减贫作用并不具有优势。为了提高补贴政策的精准度,本文建议对现有补贴方式进行调整,即不再将普惠制补贴与土地面积简单挂钩,而是将整个补贴归为两类:一部分与农村低保资金整合支持农村弱势群体,另一部分通过支持农业保险和担保等方式重点补贴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以及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基于银行风险与经营效率的视角

面对长期以来政府隐性担保下行政主导的银行监管和金融风险处置低效问题,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实现银行业经营效率提升和优胜劣汰提供了新思路。然而,从近年的实践来看,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发挥其制度设想中风险处置的主导平台作用。本文使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在降低银行风险和提高银行经营效率方面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通过对中小银行的信用保障和“破产可能”的明确宣示,在制度上促进了银行经营效率提高,实现了内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制度效用。但从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的职能设定目标来看,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对银行风险的治理产生显著影响,呈现制度“虚置”。只有增强存款保险制度主体的机构独立性,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破产银行市场化退出机制等制度化政策措施,存款保险制度才能真正承担起早期风险纠正和问题银行风险处置等监管功能,实现存款保险银行监管的既定目标。

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金融强国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策略

当下,我国已经成为一个金融大国并且金融业整体呈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此背景下仍有两大问题尚待回答:一是金融强国有哪些共同特征,二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金融强国。通过与美英日德等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金融强国具有三大共同特征: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强大的金融国际影响力以及强大的核心金融要素。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巨大的经济体量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基础,但是金融市场的结构尚不完善,金融国际影响力不足等问题依然显著。从构建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看,我国金融机构的投融资功能、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金融监管的效能以及金融人才的水平与金融强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要实现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的目标不仅要从共同特征中吸取国际经验,还要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从而克服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和金融危机频发等固有矛盾。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将是中国特色金融强国的有效实践路径。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宏观效应研究

在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各国政府积极探索通过各种形式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如何解决财政赤字所带来的融资压力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效应进行研究,并讨论相关政策效应随政府债务水平的变化规律等问题。研究发现:首先,无论经济波动的来源如何,财政赤字货币化都将引发明显的滞涨效应,其中产出下降持续5~10年,通胀上升持续5年;其次,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引发中短期的金融衰退和金融波动,并造成资产价格和信贷利差的超调现象,其中资产价格下跌和风险溢价的波动分别持续2.5年和5年;最后,低债务的国家在可以发债融资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不仅无助于减轻政策负担和提高政策效果,反而会导致更大的经济和金融波动风险。本文结论的核心启示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实施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对于政府债务率相对较低、债务仍可持续的国家而言,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都没有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

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财税政策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的主要原因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需。我国内需不足主要是由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相对较大造成的。当前国家扩大内需的财税政策也应着眼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改善收入分配两个方面。

互联网金融的潜在风险研究

建立在社交网络、搜索引擎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等基础上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挑战。本文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探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逻辑,并主要分析其信息不对称风险、道德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对信息的管理、分析和使用不当,会带来信息不对称风险;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及平台机制设计的缺陷,会带来道德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人为或者外部疏漏则会带来操作风险。本文结合互联网金融模式,具体分析了各个风险类型。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风险会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是对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的影响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时变参数模型分别考察了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差异的影响。分析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其中对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力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有效地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反而促使我国区域差异进一步增大,但影响力度逐年减弱。

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及其与股票市场的交互影响——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以货币政策变量、股票价格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为基础且同时施加有短期和长期约束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将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当期关系纳入分析,利用1997—2015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和股票市场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对股票市场没有显著影响,但股票价格冲击在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对我国的产出、M2供应及通货膨胀影响的显著性均明显提升。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化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波动明显趋缓,非线性特征明显减弱,其原因可以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出现以及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制度基础、作用机制和作用工具的逐步完善。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确保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就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制约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效能发挥的制度障碍,并尽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完整理论体系。

货币与财政政策后续效应评估:40次银行危机样本

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40次重要的系统性银行危机为基础,对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选择进行实证评价。实证结果表明,"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产生相对较优的经济效果,应成为金融危机后的主要政策选择,但由于两种政策刺激或稳定经济的效力都集中体现在短期,为避免持续和大规模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旦危机消退、经济企稳回升,之前作为"反危机工具"出现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就应该逐步淡出。

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与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

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方公共服务发展和均等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影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非对称性:收入责任安排的影响并不显著,支出责任安排对交通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对基础教育具有负影响但不显著;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收入和支出责任安排对交通基础设施的负影响和正影响均显著增强,支出责任安排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正影响则显著弱化。相应的反事实分析表明,财政承包制改革不利于省份公共服务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服务的均等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则促进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但不利于公共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

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普惠金融视角下小额信贷机制发展研究

作为反贫困的有力工具,普惠金融的宗旨是使原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的穷人和低收入群体可以享受到有效的金融服务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小额信贷是普惠金融体系的核心因素,它已经在中国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面临着诸多制度上的制约。为此,针对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制度制约,应从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体系,建设小额信贷中观层次的金融设施,转变主流金融经营模式、引入多元化竞争方面寻求相关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