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文書中的公文書樣式研究綜述——以中國大陸研究成果爲中心

古文書學的靈魂是"樣式"(亦稱書式、格式[1])研究。文書樣式特别是公文書樣式是古文書學研究的重要方面。爲總結以往研究成果,本文擬極粗略地將近年來中國大陸公文書樣式的研究狀況作一簡單回顧,以期引起學界注意,推動公文書樣式在今後的深入開展。公文書是古文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公文書,即指官府間往來的文書。公文書一詞,史籍少見,唐代有官文書而没有公文書。不過唐代法典中有關於"公文"的解釋,是"在官文書"[2],所以"公文書"就是由官府運行的文書[3]。

敦煌寫經題記中的八旬老人身分考索

敦煌藏經洞中保存有數十件底本來源、抄寫格式、書體字迹等相同或相近的《金剛經》、《閻羅王受[1]記經》,或兩經之合抄,其中十餘件抄本後的題記更具有明顯的内在聯繫:各題記中記録的抄經時間先後相繼,抄寫者分别自稱"老人八十有二""八十二老人""八十三老人""八十三老翁""老人八十三歲""八十四老人""八十五老人""八十八老人",顯然,這些都是同一位信衆於八十多歲時不斷抄經留下的記録。以前曾有多位學者關注過這批題記並從各自角度予以利用或研究,但是,關於這位八旬老人的姓名身分是否可考、如果可考他究竟是誰等問題,目前學界仍存有相當大的争議,這種狀況自然妨礙了這批題記史料價值的充分發揮。

白化文先生的敦煌學研究(附白化文先生敦煌學論著目録)

2021年7月6日6時20分,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白化文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1歲。作爲白先生的學生,筆者萬分悲痛,數月以來,時時追憶,於再次捧讀先生著作的同時,編1了白先生論著目録等以寄哀思。白先生曾長期致力於古典文獻、楹聯文化、名物制度、古漢語、佛教史、敦煌學等方面研究,學術領域極爲寬廣,研究成果異常豐碩。關於白先生學術成就的全面闡釋,既非短時間所能完成,更非筆者識見所能企及,故今謹竭綿力,就有關敦煌學方面的情况略述萬一。白先生生前曾擔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及語言文學研究分會副秘書長、《敦煌學大辭典》編委、《敦煌學1刊》編委等職,爲中國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白先生的敦煌學研究主要集中於敦煌俗文學、敦煌佛教文獻、敦煌目録學、敦煌學學術史等分支領域。

《天聖令》法律用詞與時代性比較——以《雜令》爲中心

韓國磐先生關於唐代法制史的研究,包括對律、令、格、式的研究,如《傳世文獻中所見唐式輯存》[2]等重要論文,較爲集中的有《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3]一書,其中《唐代的令格式及〈唐六典〉》一文.

隋唐時期的“海賊”舆海疆治理

海賊是出没於海上、濱海沿岸及島嶼的非法武装,前人研究主要集中於明清,隋唐時期還有探究的空間。隋唐時期海賊的来源途径舆頭目出身多樣化,除反叛外,有劫掠商船财货、剽掠州縣、掠賣人口等活動,在東海、南海的濱海活動頻繁。海賊之分爲墓誌记載的小规模作亂舆正史記載的大規模反叛。唐代在濱海州建立了專門防海寇、鎮守海口的常備軍,還設有防海賊的實職:捕海賊使、招讨海賊使以及各色名目的海防軍事使,對俊世及粼國影響深遠。亂俊重建主要從土木田宅、財税吏治等方面安撫流民。從海亂平叛機制、海疆防禦體系和亂俊重建方式可知隋唐時期海疆治理實力有了较大的提升。

唐代北庭軍鎮體系的發展——敦煌S.11453、S.11459瀚海軍文書再探討

唐代的邊疆軍事防禦體系曾發生顯著變化,唐初僅是在邊疆地區構建起以鎮、戍爲主的兵力有限的防禦體系,而在高宗、武后以後則逐漸形成了以軍鎮、守捉爲主的具有較大規模的軍鎮體系,至玄宗時代日趨完備[1]。由於傳世史書的記載不够詳盡.

中古吐谷渾王族婚姻略考

鮮卑人所創建的吐谷渾國自4世紀初立國至唐龍朔三年(663)被吐蕃滅國,雄踞西北的三百多年間,對西晉至唐代的西北形勢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正如周偉洲先生所言:"在我國古代民族之中,像吐谷渾那樣建立政權時間之長,活動地域之廣,與國内各民族關係之密切的,還不多見。"[1]從《晉書》[2]始.

新見《李洞真墓誌》與中晚唐長安的咸宜觀

2015年10月,胡戟先生發給我兩張新見唐代墓誌拓片的照片,即武宗會昌二年(842)的《唐故咸宜觀主三洞法師李練師(洞真)墓誌銘》(下文簡稱《李洞真墓誌》)及其誌蓋,據稱原石出土於西安市長安區焦村北,現藏於大唐西市博物館。後來我又有緣在網上購得拓片一套,對這方墓誌有了更爲直觀的認識。此誌(圖1)爲方形,高、寬各40釐米,正書,20行,每行滿格20字。盝頂誌蓋(圖2)高、寬各28釐米,四殺爲線刻的忍冬紋圖案,篆書銘文3行9字:"大唐故李練師墓誌銘"。

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寺學考索

1900年開啓的敦煌藏經洞中保存了大量公元4至11世紀的古代文書,其中那些當地人書當時事的真實記録未經官方篩選和後人改篡,足資證史,也最可憑信,它們既使敦煌成了世界上存留歷史真相與細節最多的地區,又爲認知中國乃至世界古代歷史文化提供了一個絶佳的窗口。因而,在進行相關研究時,中古史學者們往往首選敦煌文書作爲基本史料進行深入剖析,寺學教育研究也不例外。

絲路研究的繼承與探索——評《絲綢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獻與學術史》

"絲綢之路"是1877年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用以指稱從中國古代長安出發經由中亞、西亞並通向歐洲的陸上交通貿易的道路。隨着百餘年學術研究的探索,以及"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實施,近年來"絲綢之路"的内涵及研究範圍被不斷擴展,相關的學術會議與論著更是層出不窮。2018年10月13日至15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與馮其庸學術館共同舉辦的"北京大學絲綢之路文明高峰論壇"在江蘇省無錫市馮其庸學術館召開。

法典·城居·西秦:敦煌文書涼州資料舉隅——兼評“白衣爲主”祥瑞説

涼州是河西重鎮,守關中與西域交通門户,爲歷代所重視。唐朝在此設都督府,又首設河西節度使,重視程度較前代尤甚。關於唐代涼州,傳世史籍中資料很多,相關研究也不少。本文擬就平日閲讀所見敦煌文書中有關涼州的點滴記載,作簡單介評,希望能有所發現或發明。敦煌文書中有關涼州的記載也不少,本文僅介紹其中三件,並略作分析。

先農,還是帝社?——《大唐開元禮》劄記之六

《大唐開元禮》中,經常見到同義詞語的出現,不久前,筆者就曾撰文討論陛、階二字在郊廟和明堂禮中的使用。[1]本文選擇對先農和帝社進行探討。它們與前者同樣,意同詞不同,存在是否應當統一的疑問。但與陛、階的使用因祭祀場合而改變有異,它們出現的背後却隱藏著社稷與藉田制度的變化,及兩者分、合的歷史。必須瞭解期間的學術淵源與政治成因,以及因《開元禮》制作方式而造成的並存問題,纔能對這一複雜現象有所理解,從而對同禮異名的存在狀況予以客觀的保留。

新見《中都大弘道觀主上清大洞劉尊師玄臺銘》跋

大弘道觀是唐代洛陽最重要的官立道觀之一,位於洛陽宫城之南定鼎門街東第一街由南往北第五坊的修文坊。它不僅規模巨大,獨佔一坊之地,而且自永隆元年(680)八月由太子李哲(即後來的中宗李顯)舊第改立爲道觀之後,它就在武周至玄宗時期洛陽的政治、宗教舞臺上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2013年,筆者曾利用傳世文獻與新出碑誌,對大弘道觀的建立及發展歷程做了初步梳理[1]。

旅順博物館藏四神文書研究——兼釋《唐開元二十三年西州都督府案卷》

日本大谷探險隊所獲西域文書中,有一組揭取自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及雲氣紙樣的官文書,可以稱爲“四神文書”。這些四神像及雲氣圖大致是作爲墓葬的裝飾品,由多層文書叠壓裱糊并裁剪而成,又施以彩繪,原樣雖已被拆散,但揭取的文書殘片大多具有鮮明的外形特徵,很容易辨認。

貴妃之師:新出《景龍觀威儀田僓墓誌》所見盛唐道教

本文是對新見天寶六載(74刀的《唐景龍觀威儀檢校修功德使田尊師墓誌銘》的詳細考釋。誌主田債是唐玄宗崇道運動的親歷者,深度參與了當時的許多重要事件。例如,他曾奉敕前往嵩山置立中嶽真君祠,這就補齊了我們之前五岳真君祠研究的一個缺環。他還曾擔任玄宗在宫中舉行的三元齋的高功大法師,又奉敕前往東岳投龍、去老子故里設齋醮,還負責前往終南山尋找玄宗夢中所見的老君真容。除了景龍觀威儀的身份之外,田債還兼任了驪山太玄觀的上座及檢校修功德使。他甚至還是楊貴妃受錄的度師,這不僅説明楊氏當時絶非“衣道士服”那麽簡單,而且她所受的“三皇寶録”更刷新了我們對唐代《三皇經》命運的認識。可以説,這方墓誌爲我們理解盛唐道教提供了寶貴的新材料。

唐代驛路與券食之制

涼州在河西四鎮中居於最東端的位置,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之自兩漢、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時期不僅是軍政中心,也是經濟往來的通道。西出都城長安,一個個驛站,承接着過往的使者、官員、將士、行旅,一路向西,涼州作爲通往西域的重要節點,發揮着交通樞紐的作用。一、京城西面關與驛路2016年,"唐蕃古道"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前期調查與研究考察團隊從蘭州至西寧,歷經十天,對唐蕃古道上的相關古道、古關、古渡口、石窟、古城等進行了考察。對學界以往聚訟較多的疑點和分歧問題做了實地資料搜集和考察。

仗武而弘信:唐代武廟建設的政治考量及其意義

序現如今我們在全國各地常能看到關於文廟的字眼,亦或在出行途中與文廟擦肩而過,如著名的西安碑林(其前身爲文廟)便是一例。這與文廟自古以來頗受歷代政府關注從而定期得到較好修繕維護分不開。相比之下,人們對於武廟的存在則十分淡漠,不知者爲多。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武廟雖不像文廟那般備受王朝重視,但多數時候王朝對於武廟的"不重視"(相對文廟而言)的態度往往更能折射出一些重要信息。原本武廟是通過祭祀武神以提倡尚武精神的神祠.

《開元禮》五方帝祭祀補考——《大唐開元禮》札記之三

《開元禮》制作之初,宰相張説否定了通事舍人王喦提出的"改撰《禮記》"的做法,而確定了折衷《貞觀》、《顯慶》二禮的制作方式[1],這使吉禮的五方帝祭祀成爲矛盾的一個焦點。由於五方帝和感生帝的問題不僅涉及一直以來的學派之争,且亦導致了南北朝以來國家祭祀的紛争與差異.

德政碑所見唐代頌政歌謡考論

何謂“歌謡”?《能改齋漫録》引《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謡。”[1]《爾雅》曰:“徒歌謂之謡。”[2]可見“歌”與“謡”的區别在於有無章曲,今人在研究時常籠統地稱之爲“歌謡”,本文也不例外。

舊情與新恩:高宗乳母盧氏的糾結人生——唐代皇室乳、保母制度再探

唐代諸帝、王子、公主幼年皆有乳、保母。[1]其中唐高宗九歲喪母,此後多賴於乳、保母的照顧成長,與乳、保母的情感格外深厚,這些都是隨著高宗保母石氏、姬氏與乳母盧氏的相關墓誌面世後,逐漸清晰於後人眼前的。當然,不同於石氏與姬氏的罕聞,盧氏已見載於傳世史料,她雖然以高宗乳母生前得封一品燕國夫人、卒後得享輟朝詔葬之哀榮,但爲丈夫平反和夫妻合葬的要求,又皆被高宗拒絶。兩種矛盾的待遇,可能是爲了突出高宗堅持與前朝政治策略統一形象的特意書寫,也凸顯了盧氏頗爲尷尬的執著舊情。盧氏的墓誌對夫族少有提及,主要渲染了她傾力護佑高宗以及在極盡榮寵的新恩中如何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