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探索公共管理作为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

麦克尔·巴泽雷(Michael Barzelay)教授的《公共管理: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Barzelay,2019)一书是他多年研究公共管理的新著。本书回答了公共管理为什么和如何成为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的问题。该书于2019年出版,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当他回到曾就职的哈佛大学分享此书时,马克·穆尔(Mark Moore)感叹。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党委职能部门: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中心的分析

党委职能部门是党的工作机关的一种重要组织类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基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系统分析党委职能部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机构定位、职能作用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党委职能部门负责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机构设置上兼具职能型组织和协调型组织双重特点。党委职能部门履行所在工作领域的宏观管理职责和具体管理职责,归口领导管理本系统本领域有职责联系的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当前,党委职能部门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职责配置不尽合理,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归口领导管理职责边界未厘清,以及所属事业单位数量过多、效能不高等问题。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导向,党委职能部门要合理配置宏观管理和具体管理职能,全面完整履行被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责,提升归口领导管理制度化水平,完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行政执行系统:结构、功能与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大系统。行政执行系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主要承担和发挥执行功能元素的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子系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中,我国行政执行系统拥有独具特色的系统结构,在促进制度执行中发挥着重要的转化功能。作为制度执行的重要载体,行政执行系统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互联系、相互区别,两者的联系和区别主要体现在主体客体、着力点和侧重点、发挥功能、评价标准、开放参与等方面。这些区别与联系为进一步健全强有力的行政执行系统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启示。

从地方探索到顶层设计: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央地互动机制——以党的十九大以来两轮机构改革为分析对象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遵循的是从地方探索到顶层设计的中国特色改革方法论,地方机构改革试验为中央顶层设计探索了宝贵经验。本文构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地方机构改革试验分析框架,并基于案例材料将地方探索到顶层设计的实施过程划分为“试点—推广”“许可—借鉴”“探索—吸纳”三种类型。中央机构改革对地方经验采取吸纳、调适和优化等不同策略,呈现出全面复制推广、选择性调适地方经验和机构职能整体再造等差异化改革路径。以政策试验视角研究机构改革决策与执行过程,有助于揭示机构改革方法论独特制度功能,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机构改革的普遍性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价值与世界共同行政价值的关系探究

世界共同行政价值是人类对公共行政的共识性期望与追求,包含民主、公平、法治、公开等价值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领下,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我国行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形成,是人民至上、民主、公平和法治等理念的统一。世界共同行政价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价值在总体上形成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具体内涵上既有重合,又相互补充。处理好二者关系应分类探讨、差异施策:持续贯彻民主公平观,落实行政法治理念;吸收共同行政价值的公开理念,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价值内涵;坚持人民至上观,为世界共同行政价值增添中国智慧。

国家治理现代化场景下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的构建

不同于西方语境下的协同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场景下的协同治理行为具有内在特色,是治理体系上下、左右、内外各类主体协同的治理活动。现有国内外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框架主要遵循分类建构思路,具有很强的异质性,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框架。国家治理现代化场景,为构建系统性、整体性的协同治理理论框架提供了基础条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场景的制度、人、工具或技术等基本要素,构建了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价值目标、制度设计、行为选择、条件环境,并对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和对策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变“内卷”为边界外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边际递减效应与再创新策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需要总量分析,也需要边际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我国各级政府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总量收益和总效用上取得显著成效。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和实施,改革也开始面临边际递减效应和规律的约束。如何能进一步克服边际递减效应的挑战,避免改革陷入内卷化风险?制度再创新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去“内卷化”风险的必然选择。在策略上,应强化制度再创新理念,创新改革目标、改革内容和改革实施方式,拓展审批制度改革的认知边界、目标边界、作用领域边界、效能边界,变改革“内卷”为边界外拓,不断增强改革的边际效用。

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及时空差异研究——基于85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目的/意义]本研究力图解决的问题:作为公众参与新形态和新工具,数字化公众参与能否显著地提升政府治理效能,这种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吗?[方法/过程]基于85个国家和地区2013-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运用STATA软件,尝试探究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结果/结论]实证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效能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具有稳健性;数字化公众参与增长1个百分点,政府治理效能增长0.079个百分点。第二,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在非OECD国家,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更显著。第三,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具有时间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正相关性的影响程度呈增高态势。

PPP模式对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挑战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对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出了诸多挑战,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塑、政府公共服务唯一供给主体的垄断性地位被打破、政府决策权与执行权的相对分离、对政府精明购买能力以及政府工作人员新技能的提升等方面。唯有因应这些挑战,PPP模式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科的坚守与发展

人文学科作为人类重要的知识生产和价值传承体系,显然正在被人工智能深刻改变。人工智能在海量知识搜集、知识翻译、知识归纳、知识发现、知识构造等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现,但同时也产生了知识伪造、价值误导、知识替代等风险。未来人文学科的发展必然在与人工智能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共进,一方面要利用好人工智能的优势,实现有益的人机结合;另一方面要固本培元,巩固人类在原始文献、价值标定、社会进步上的根本作用。在学科发展上,要始终坚守人类主义导向,传承好人文学科的历史价值。

毛泽东是如何整治官僚主义的?——兼论毛泽东的人民政府观

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开创者,毛泽东对一系列党和国家发展建设的重大问题都有着深入的思考和长期的治理探索。在政府建设领域,他对官僚主义有着深刻的认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措施。官僚主义是任何时期、任何政府建设都要面临和克服的根本弊病,在当前政府建设领域,同样要大力整治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的一系列思考和实践对当前政府治理的完善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从治本的角度,毛泽东认为无论是从党和国家的初心主旨出发,还是从整治官僚主义出发,根本上都要建立人民政府,要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参与、监督政府,才能解决行政体制本身的固有顽疾。在今天的政府建设中,更应该坚持秉承发扬人民政府观。

新时代居民扩大消费的梗阻及疏解

中国正步入消费新时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趋突出,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已成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压舱石"。但近年来,需求侧居民经济实力不强,扩大消费日益心有余而力不足;供给侧服务业发展滞后,消费品质量不高,供给较为单一。同时,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市场信用、消费监管机制不完善及促进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绩效不佳等限制了居民进一步扩大消费的可能性。新时代居民持续扩大消费是满足其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必须做好以下工作:增加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其消费实力,优化刺激居民扩大消费的公共经济政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服务消费能力,培育助力居民消费的新理念新模式新业态,营造保障居民消费的良好环境等。

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的理论逻辑与重点任务

地方机构改革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要准确把握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为重点的理论逻辑,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地方党政机构职能体系。地方机构改革的重点任务包括统一组建地方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结合实际优化地方科技、金融监管、数据管理等领域机构职能配置,整合农业农村与乡村振兴机构职责,优化地方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实施地方机构改革须进一步完善机构职能运行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掌握和运用好新时代改革试点方法论

改革试点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探索的治国理政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时多次指出,抓好试点对改革全局意义重大。改革试点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宝贵经验,但也要看到,当前仍存在一些试点经验难以复制推广、试点主体权责不清、试点事中事后管理机制不健全、改革试点合法性困境等制度瓶颈。踏上新征程,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新时代改革试点方法论,不断坚持和完善改革试点机制,更大程度上发挥改革试点作用。

人类未来世界治理体系形态与展望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型的重大历史时期,这不仅表现在技术革命上,还包括整个世界的组织形式与秩序体系的构建上。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旧的世界体系被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体系逐渐替代的过程。传统上,旧的工业文明的世界体系集中表现为人类的分治竞合的特点,而新的时代将呈现出整体聚合、分散协同的特点。新的秩序体系有很多侧面,包括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侧面。就整个体系而言,将改变传统上自工业时代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严密的世界等级体系,形成多元领导、协同聚合、表达各样的特点。人类将发觉一种在充分保存多样性下的共治形态。

无我、平等与慈悲:中华大乘佛家思想与人类治理体系完善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佛家思想毫无疑问占有了重要的位置。佛法具有思想文化和宗教形态两层属性,在哲学与文化上,佛法本质上是追求个人自由与解脱的无神论,与中华内在的追求自由自然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因此,自佛法东传以来,佛家思想迅速在中华大地上流传开来,形成中华大乘佛家思想。社会上层追求其内在之细微的哲学思辨与自由精神,而下层则寄托其信仰。儒释道三家最终合流,成为中华传统思想体系的核心支柱。中华大乘佛家与印度本土原生佛教的重要区别在于出世修行与强烈入世精神的结合。因此,中华大乘佛家思想长期以来不仅是个人修身之法,更是治理之道,其所具有强烈的无我意识、彻底的平等精神和伟大济世的慈悲情怀,对今天人类治理体系的完善,依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与对策措施

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就要围绕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生态文明、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促进共同富裕等战略重点和关键环节,深化全面改革与集成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

论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组成的基本逻辑

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常态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与非常态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统一体,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作为非常态的管理活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文本从价值、历史、现实、理论等多个维度,论证了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组成的基本逻辑,并分别从这些视角出发,分析和阐述了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和方向。

改善营商环境会扩大收入差距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善营商环境是会扩大收入差距还是会抑制收入差距扩大?基于2009—2015年62个国家(30个OECD国家和32个非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尝试探究改善营商环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改善营商环境与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改善营商环境不会扩大社会收入差距;营商环境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未能体现区域发展的异质性;在改善营商环境的措施中,开办企业、保护少数投资者、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与缩小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开办企业的影响有效性程度最高;开办企业对于分区域和分收入群体的影响均具有显著效果,尤其是优化开办企业具有"提低、扩中、控高"效应,对于构建"橄榄型"社会收入结构具有显著的塑形效果。

治理现代化场景下复合型协同治理及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予了治理概念区别于西方治理概念的新内涵,也建构了协同治理鲜明的理论和实践特色。治理现代化场景下的协同治理是一种复合型协同治理。协同治理的复合特性主要包括"中心+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结构性复合、协同治理外延的"属"+"种"应用复合、协同治理类型"内部协同+内外协同"的系统性复合、协同治理实现路径"制度化"+"效能化"的整体性复合等。在治理现代化场景下,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协同治理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也面临一定挑战。在路径上,应紧紧围绕治理现代化建设加以实现:在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中,完善协同治理配套制度,推进协同治理走向制度化;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立足机制建设,提高协同治理相关制度执行力;坚持数字赋能、文化赋能,优化促进协同治理活动生成和实现的条件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