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的三重思考

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是近现代思想界的重要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命题。从宏观视域看,中华文明稳定有序、包容壮大的进程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具有总体上的正相关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内核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从中观视域看,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是全球基本趋势,文化产业具有突出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是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并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从微观视域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古代商业行为与现代企业文化治理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论文化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向

一、文化与经济问题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渊源与深广的学理价值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前就著有《道德情操论》，这两部著作都是在探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为论证资本主义精神合理性的重要书籍——马克斯·韦伯的撕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探讨的就是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以不论从经济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来看，“文化与经济”都具有深广的学理价值与包容性。

主客身份视角下文化遗产地亲环境行为影响机理研究

探究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理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选取历史文化名城安阳作为案例地,基于地方依恋理论,构建了地方满意度、地方依恋、亲环境行为、游客身份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研究发现:地方满意度正向影响游客地方依恋;游客地方依恋正向促进游客实施亲环境行为;从地方满意度到亲环境行为,需要依靠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实现;身份对于游客的地方依恋形成存在显著影响,相较于外地游客,本地游客对地方依恋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研究构建了有别于自然遗产地的文化遗产地亲环境影响机制模型,并纳入主客身份的影响进行探讨。建议目的地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应该全面提升游客地方满意度,关注游客地方认同维度的培养,针对不同身份的游客采取针对性的宣传策略,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促进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文化发展与乡村经济的关系研究

以山东省为研究对象,构建山东文化发展指数SCDI,通过VAR脉冲响应函数对各指标权重进行测算,并对构建的SCDI与乡村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山东文化发展指数与乡村经济之间有较好的相关性;山东文化发展对乡村经济的增长虽具有一定的正向效应,但其影响是有限的。有鉴于此,以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为切入点,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加大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创新文化发展理念等途径推动山东文化发展,促进乡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元宇宙”发展逻辑及其对数字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

“元宇宙”作为一个新的“术语”出现有其理论逻辑,从赛博空间、虚拟世界再到“元宇宙”,背后是“空间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物理空间”“虚拟空间”“精神空间”关系的变化;“元宇宙”技术推动了数字文化消费和生产的重构,产品更加多样复杂,消费需求更加多样,消费场域发生巨大变化;随着“元宇宙”技术被普及和采纳,数字文化消费产品的生产效率会更高,消费需求更加多元,消费群体呈现“原住民化”,虚拟消费空间和物理消费空间更加融合,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会呈现蓬勃式增长。

“十三五”语境下中国文化经济发展研判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期,结合对近十年文化产业、文化财政投入、文化金融、文化消费与文化贸易的数据分析,进而对"十三五"时期语境下文化经济的发展进行研判,认为文化产业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机遇期,文化财政加大投入还会保持,且社会资本参与力度加大,多元多层次文化资本市场正逐渐形成,文化消费将蓄势待发,文化贸易也将进一步带动软实力的提升。

国家文化公园研究的路径分析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意义重大,吸引了学界的众多关注,迄今形成了公园个案、国家公园、文化遗产、运营管理、空间功能、项目技术、符号传播等研究路径。现有研究路径呈现实践问题导向,试图解决国家文化公园涉及的地方文化内涵挖掘梳理不够、复杂性认识定位不清、地方统筹协调力度不强、转化机制探索不足等问题。在理论上需进一步探索解释不同文化区的横向整合、不同尺度的纵向整合和不同价值的判断选择的机理问题。文章尝试提出在整合现有研究路径基础上的“321”研究框架,即在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空间、管理三大要素基础上,探索横向与纵向两对关系,强化价值研究的系统框架。

中国发展的文化自觉:人文经济学之引入

以发展经济学观照“中国模式”,其所蕴含的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具有三个指向,即追求最广大人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现代化、基于全民社会均衡福利的经济社会化和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应从文化经济学视野,反思和纠正韦伯判断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结合东亚奇迹的价值观有效性,建立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与“中国道路”的自觉自信。在当代态和历时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到中国的内生人文经济学的系统性分析发现,“以人为本”在中国发展道路上一以贯之,中国始终秉持着“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观,具体在当下就是文化强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饭圈”文化看创造力经济的未来

粉丝文化是人类自觉进化过程中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建构现象。如今,粉丝社交圈——"饭圈"在互联网和娱乐经济的助推下,可能形成朝宗教化狂热方向发展的社会亚文化潮流,触及国家社会宏观治理。从文化经济学特定视角分析,由信念凝聚的前现代"饭圈"进入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之后,其文化经济效应主要表现为注意力经济特征。研究发现,创造力给"饭圈"文化带来无限生机,借力文化经济的开放发展,发达的互联网数字技术与创意经济将推动创意领袖进入"饭圈"文化的中心舞台,"饭圈"的注意力经济模式向创造力经济模式转型的趋势会不断显现。由此,可以有效纠偏低幼、无理性等劣质"饭圈"文化,让创造力经济在注意力经济的土壤上茁壮成长,实现"饭圈"的文化经济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文化经济学视野下的“汉服热”--本体文化自觉与服装产业细分不期而遇

汉服不是一般的文化产业,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从文化经济学的辩证结构来解析方兴未艾的汉服现象,或许可以给中国的文化及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与国际化拓展提供一个独特的启发性视角。文化是一种社群价值系统,其取向是独特与差异,而经济是一种财富价值系统,其偏好是规则与效率。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汉服的发展在文化范式上是趋异,在商业模式上是趋同。汉服是具有强烈特色文化属性的新兴服饰品类,“汉”文化的核心卖点成为其商业模式选择的关键性内在因素。汉服的产业化发展可以向和服经济学习其工匠精神与工艺流程,而在文化属性定位以及市场开发策略方面要探寻华夏气质与中国道路。

数字技术对数字艺术的生产与美学塑造研究

数字时代,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激发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浪潮。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对数字艺术的生产与审美塑造机制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数字技术与数字艺术的关系来看,数字生成技术不断拓展着数字艺术的边界,为其带来新的生命力与发展动力。数字艺术也在不断提升数字技术,推动其向前发展,两者互鉴与共构。这种技术扩域带来的艺术生态的变革,使数字艺术的生产端日益便捷和高效。随之带来的艺术平权化,一方面消解了经典艺术的审美“光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审美端的体验性与交互性的新变化。人们对数字艺术应该有全新的认识,形成新的美学价值。

不断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人民论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据您观察,当前社会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有什么特点?魏鹏举:目前我觉得最显著的一个代表性的社会文化需求是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衷和弘扬,此需求不仅呈现出普遍性,而且具有老中青跨年龄特征。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基因被进一步激活,文化自信不断提升。比如,一些传统的中医养生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以丰富的形式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再如,汉服产业规模逐渐壮大,从表演性的装扮到成为生活化的服装,当前汉服的适应圈层已经越来越广泛。

文化强国伟大乐章的三重奏

文化强国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命题。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是建设文化强国伟大乐章的三重奏。文化自觉是大国的深厚底蕴,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文化自信是强国的华彩神韵,是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风采;文化自强是中国的内生魅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强不息与自我超越。

内生增长视野下的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思路分析

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的理念,文化创新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与文化创新以及文化产业创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内生增长理论为文化产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依据。内生增长视野下,文化产业应该更加注重创新、创意的作用,重视文化自身特点,形成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未来的政策应在文化资源保护、人才机制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文化科技融合、构建创新空间等方面加强。

中国文化产业税收政策的现状与建议

当前,中国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以财政补贴政策为主,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公平、不恰当等缺陷;税收扶持政策也存在过渡性、临时性等方面的不足。"营改增"对于尚处在"幼稚期"的文化产业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中国的文化产业税收政策需要在财税体系、政策机制、扶持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改善。

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模式变化研究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失衡正在深度调整,新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不断加快,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调整自身发展战略以适应全球形势的新变化。笔者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变的动力机制,并结合大量最新的实际案例分析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个性化需求、新型生产模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依赖传统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空间被压缩的同时,我国向先进制造模式转变、围绕需求变化实现创新发展的难度很大;不加选择地盲目跟从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可能会陷入新一轮引进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和技术设备的追赶陷阱。基于上述分析判断,笔者认为发达国家倡导的先进制造模式并不完全适应于我国发展实际,我国需要立足自身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现实需求,确立具有我国特色的技术进步方向和路径,寻求人才、机器、信息的最佳匹配,构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新型制造业体系。

文化遗产数字化实践的版权挑战与应对

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体系在实践中正在成为文化遗产实现保护传承利用共赢的最优选项。随着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多样化应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其潜藏的价值,但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关于文化遗产数字版权的归属问题也成为产业化发展绕不过去的最大阻碍之一。强调私权属性的全球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在实践中对于作为公共文化领域的文化遗产数字复制的版权保护存在明显的分歧和争议,而不同国家针对各自社会发展状况也做出了不同的调整。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文化文物行业基于总体知识产权的合作授权模式得到了快速发展和推进;与此同时,国际上文化遗产数字版权在以加密数字艺术的方式做商业化新拓展。综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情,文化遗产数字版权可以知识共享协议的方式得到合理认定,对于不同保管类型的文化遗产的数字权益进行分别确权,以实现文化遗产及其承载的珍贵文化信息在数字时代走向世界的内生使命。

文化强国的数字化路径

文化强国具有软实力意义上“文化强盛的国家”和综合国力意义上“文化赋能的强大国家”的双重内涵与任务目标。中国明确将文化科技创新、促进文化数字化发展作为文化强国的重要策略,这两者也是全球关于现代文化发展的共识与行动。落实文化数字化工作,要切实推进体系建设,实现中华文化的全景式呈现,建构全民共享机制并推动数字文化要素市场化配置,还要以数字化机制更好地推动文化为国家各个领域的整体建设赋能,为文化发挥促进政治文明、社会和谐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做好数字化融合的路径建设。从制度上保障文化强国数字化实践的高效开展,关键是在数字资源连通、关键文化科技研发、数字文创开发、数字版权治理以及人才资金保障等五个方面做好建章立制的工作。

文化强国战略格局下中国文化贸易的现状与愿景

我国的文化贸易进入了由大到强的转型期,快速增长的文化贸易是贸易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文化强国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格局的重要支撑。在文化贸易增速放缓、结构性“文化赤字”依然显著、对外文化投资严重下滑的形势下,我国要实现能够有效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高水平文化贸易发展升级,就必须以文化自信为内核,以高质量文化产业为基础,畅通国内和国际文化市场,抓住数字经济的大势,着力发展数字内容与文化科技服务贸易。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守正创新之道

正确认识和理解“守正创新”,是文化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从“十三五”到“十四五”,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是从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定量目标,向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定性目标转变。文化产业发展应始终秉持守正创新精神,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主流文化产品在供给方面的“守正”实力,着力提升文化企业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能力,以高质量为目标建立高水平的现代文化产业运行体系,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蓄水池”作用,从而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产业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