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信息通信技术与街头官僚问责制:理论述评与模型构建

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街头官僚广泛介入公共事务故需要问责制,但因街头环境的特殊性而长期存在问责困境。数字时代信息通信技术(ICT)被寄予厚望,但未聚焦街头官僚问责制,反而引发ICT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限权—赋权”争论。本文首先回顾李普斯基对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定义,其群际关系与行为模式取向要求区分问责主体、关注街头官僚的感知和行为,归纳街头官僚可问责性的事实可能性与价值适当性。其次在述评宏观技术与制度视角、中观组织与ICT类型,以及微观“政府端—公民端”感知问责与应对/问责行为三个层面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分析模型。最后进行未来研究展望,以期夯实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的微观基础。

专栏导语: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几个问题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报告，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反思与展望

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这篇文章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此文发表后,中国公共行政学迅速地恢复和重建。为纪念夏老这篇文章发表30周年,本文对过去30年的研究进行简单的回顾,然后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公共管理的认知科学研究:范式挑战与核心议题

如何以认知科学的范式进行公共管理研究,是关乎两个学科群的重大学术战略问题:包含6个学科的认知科学进入公共管理将极大地扩展公共管理的知识边界,但公共管理的组织—社会性也使认知科学的个体范式受到挑战。从国家逻辑看,公共管理是基于文化—政治理念诉求,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部门寻求政体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管理活动,其范式不是个体理性的,而是价值情感—工具理性统合的组织、社会范式。故而,公共管理的认知科学研究的关键变量应转移至以spirituality为核心的文化、意识形态等信念变量,体现公共性的制度—道德的规则变量及利益诉求的理性最大化变量。二者交叉可能带来"认知科学的公共管理认知学"和"公共管理的公共管理认知学"两个路径与知识体。

国外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研究热点及演化路径——基于SSCI样本期刊(2006—2015)的文献计量分析

自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发表以降,公共管理领域逐渐地取得了自身的"知识增长",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管理领域的议题也经历不同时代的变迁。论文基于SSCI样本期刊(2006—2015)收集国外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中的文献,并通过文献计量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当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研究热点主题及其演化路径;经过聚类,发现国外的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政府问责与机构改革议题、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议题、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议题、欧盟一体化议题和治理与创新议题,同时也呈现出多元化演进和研究纵深化趋势。

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应用前沿及其中国借鉴

文章回顾了英文学术圈尤其是美国公共行政学领域研究方法的基本情况和应用前沿,强调研究方法多元化是当前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应用的新趋势,在此背景下,从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条件出发,文章认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可以也适宜在研究方法的多元应用及拓展上和主流公共行政学研究齐头并进。

行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题、方法与反思——基于2016—2021年SSCI/CSSCI来源期刊及JBPA相关文献的分析

行为公共管理学历经五年的快速发展,逐渐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本文在政民互动双轮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出“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学科探讨”三齿轮模型,对2016年至2021年SSCI/CSSCI来源期刊中含“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论文和在Journal of 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专业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了研究主题的系统梳理,同时分析和归纳了这些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方法(研究设计)。总体发现是:行为公共管理相关研究呈现出“主题多样化、方法定量化”的特点。其中,政府行为聚焦公共组织行为中的个体行为层面和政策对象行为中的政策与倡议层面,而公民体验的研究则聚焦公民态度层面;研究设计以定量研究特别是调查实验和问卷调查为主。最后本文反思了既有文献的不足,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行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公共组织行为问题:最新代表性研究及探讨

公共组织行为是行为公共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行为研究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拓"。本文选取近期在国际公共管理研究顶级期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和Public Management Review上发表的4篇学术论文分别加以介绍。4篇论文聚焦公共部门的变革支持、战略规划及工作满意度,使用"计划行为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充分展示了行为公共管理学把来自心理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相关认识整合进公共管理学中的特点。本文从三个方面对4篇论文进行评介:研究问题与假设、研究方法与结果、研究贡献与局限。最后对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公共组织行为研究进行小结和展望。

论中国公共预算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公共预算本质上即为政治过程。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公共预算,应为政治学者的使命。而任何社会科学研究皆始由方法论的确立,西方公共预算研究的经验即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公共预算研究也应提倡方法论的自觉。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预算研究仅限于经济学或者财政学的范畴,21世纪以后始有从政治学视角的公共预算研究。目前,政治学视角的中国公共预算研究既重理论引介又重实证调研的旨趣,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共识,并初步形成了蔚为可观的研究成果。但要使公共预算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新的增长点,甚或使之引导中国的公共预算改革实践,方法论的训练与基础理论的构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共管理中的跨界行动者:理论脉络、研究框架和未来展望

为应对公共问题复杂性的增加,公共管理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界活动。“跨界行动者”是执行关系搭建、信息传递、统筹协调、改革创新四项跨界活动的行动主体,目前,这一微观主体已在国际论文发表中得到重视,但在中文研究中鲜有讨论。鉴于此,本文通过对跨界行动者英文发表的整理,重点通过对公共管理学科发表论文的系统性文献综述,梳理了“跨界行动者”的理论基础与内涵外延的演变脉络,从行动前因、行动策略和行动结果三个方面总结归纳了现有公共管理跨界行动者研究的框架,并讨论了现有研究的潜力和在中国情境下跨界行动者研究的未来方向,以期为国内研究者提供参考,推进跨界行动者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

政府绩效管理理论及其实践研究

政府绩效管理是借鉴工商企业管理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行政管理模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绩效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在政府管理工作中得到有效运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已成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全面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现实需求。然而,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研究的滞后性还有待创造性地推进;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工作的迷茫性还有待于科学理论指导。因此,在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如何构建和形成中国特色政府绩效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我们任重而道远!

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内容、方法与趋势

作为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行为公共管理学采用科学方法对公共管理现象与心理过程的共有部分进行研究。其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政民互动情境下的"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一方面是政府公共服务与决策行为过程及其输出;另一方面是公民认知与情绪体验过程及其反馈。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法,包括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现场实验。研究趋势表现在研究主题的与时俱进,方法与技术的兼收并蓄以及"学"以致用、构建和谐政民关系。

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三重逻辑:一个研究述评

中国城市经历了广泛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其对于城市本身、区域乃至国家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具有三大逻辑,即权力导向的政治逻辑,经济导向的发展逻辑以及公共服务导向的治理逻辑,主要体现为以县改市为代表的城市增设、以撤县设区为代表的城市扩张和以市管县与省直管县为代表的市县隶属关系调整等策略,且不同类型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和公共服务具有显著影响。目前学界对此议题尚未形成足够的关注与系统的研究,未来相关研究应更加注重分析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适用条件、更为精细地界定其内涵、更加全面地评估其效果以及更多地关注政府等多元主体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机制:“一提两抑”

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公共决策。“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指当地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是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基石。本研究借助“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视角,通过两个调查实验(N=354+354),一个现场调查(N=520),全面考察公共决策透明(过程透明和内容透明)与社会许可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明确这一关系的作用边界。结果发现:1)决策过程透明与内容透明正向影响社会许可;2)政府信任调节决策内容透明与社会许可的关系;3)结果依赖调节两类透明与社会许可的关系。基于这些结果,作者总结出正性的“决策透明效应”以及“谨慎的不介意”和“有选择的忽视”之双缓冲作用,即“一提两抑”,以更好地理解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机制。

从二元到多元：海外中国政治精英研究述评

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精英政治的逻辑始终贯穿其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政治精英历来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受到海外学者的持续关注。从时间序列的视角来看,中国政治精英研究历经从全能主义到派系政治、世代政治和技术专家途径的演变。全能主义途径强调精英共识;派系政治途径关注精英团体的划分和精英之间的冲突;世代政治途径则认为同一政治世代具有相近的价值观并与其他政治世代不同,由此会出现不同世代之间的冲突和过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新一代技术专家出身的政治精英日益增多,技术专家的研究途径应运而生。从范式转换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政治精英研究明显趋向于多元主义,更加关注正式制度、央地关系、基层精英、精英流动等主题,呈现出研究中心多元化、资料采集多样化、研究方法规范化等特点。

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海外中国NGO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NGO的发展一直是海外学者高度关注的话题,由于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NGO的发展及其日益扩展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将海外学者的研究归纳为依托公民社会与统合主义理论的结构研究与关注NGO行为的行动研究,力图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研究中国NGO的整体图式。本文认为,"结构研究"基于"国家—社会"的二元分离,在一国的政治与权力配置层面上思考问题,侧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行动研究"则试图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来洞察与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交融的机制、策略与路径,倡导关注NGO的行动。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

新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香港的案例

自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危机以来,新右派对社会服务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并以物有所值、问责和顾客为本等新公共管理价值对社会服务购买进行管理,使福利国家转型为管理型国家。不过,新公共管理在社会福利领域的适用性一直存在争论。中国香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循着类似的思路启动了社会福利津贴制度改革,并建立整笔拨款资助制度。本文以中国香港作为个案,考察新公共管理引导下的政府购买服务对从事社会服务提供的非政府组织在资源和权力方面的影响,并为中国内地的社会建设提供参考。

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回归政治与技术双重理性本义

政府绩效管理是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的统一体,但目前我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存在明显的重技术理性而轻政治理性的倾向,主要表现在:追求作为一种管理技术系统的自洽性,热衷于以技术手段设计和开发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技术理性代替政治理性探讨政府绩效管理机制,沉湎于对技术的精细化追求。今后,政府绩效管理研究领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强化政治理性研究取向,实现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有机结合;跳出技术理性主导下研究视角的短视陷阱,立足于探讨政府绩效管理的学科"大问题";致力于本土关照,探索融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于一体的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管理机制;从政府再造的系统角度探讨政府绩效管理的关联问题,促进政府治理模式转型。

专栏导语:中国政府行为的注意力分配研究何以有特色?

注意力分配(Attention Allocation)是社会科学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主题,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组织学均有关注,各自秉持不同的研究视角。例如:心理学更多把注意力分配看作是个体的大脑认知过程,重点关注大脑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与决策过程。经济学认为注意力分配是一个激励过程;个体通过良性的激励设计过程,实现注意力的最优分配。管理学倾向于把注意力分配看作是一个计划统筹过程,认为个体可以通过一个良性的计划管理过程,实现注意力的优化配置。与上述三个学科不同的是,社会学和组织学相对“悲观”,认为注意力分配是社会或制度环境影响的产物。如果环境不友好,个体或组织的注意力分配也会非常糟糕。组织学比社会学更进一步,它深入中观,更多关注中层意义上的组织问题,认为注意力分配受到组织环境的显著影响,个体三分之二的生命历程都在一个组织中度过,组织环境或组织制度如果出现问题,个体的注意力分配也不会太优良(练宏,2015)。

公众参与实践差异性研究——以珠三角城市公共服务政策公众评议活动为例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主导的公众参与实践蓬勃兴起,吸引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地区的公众参与实践呈现出各异的特点,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效果。形态各异的公众参与实践引发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不同地区政府部门主导的公众参与实践存在着什么差别;第二,为什么地方政府部门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吸纳公众参与。在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下,广东一些城市开展了公共服务政策公众评议活动。根据公众参与的程度和参与水平,这些城市的公众参与模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模式:咨询式、点评式、商议式、协商式。根据价值取向、行动目标与组织结构的三维分析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社工委领导对于参与价值的认可程度决定了他们对公众评议的接纳程度,各地社工委设定的公众评议活动的行动目标影响了公众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社工委所处的组织环境是影响公众评议活动能否有效落实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