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阻且长,“行”者将“治”:公共事务的行为治理之道

行为治理是将行为科学洞见应用于公共治理场域而发展出的治理新模式。行为治理关注政府、组织和公民三类核心治理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及行为规律,并分析治理主体互动关系的元素特征如何影响主体行为,同时更全面地考虑环境因素对微观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汇聚为集体行动并产生更广泛治理结果的机制。行为治理呼吁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强调“助推”和“助力”两大行为工具的内部融通,重视行为工具与传统工具的外部联动。行为治理脱胎于行为公共管理和行为公共政策,更强调各主体间的互动性,更重视环境的复杂性,更主张治理工具在内外部及各层次上的融会贯通。行为治理紧扣治理主体的行为要素,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库和工具箱。

专栏导语: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几个问题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报告，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国外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研究热点及演化路径——基于SSCI样本期刊(2006—2015)的文献计量分析

自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发表以降,公共管理领域逐渐地取得了自身的"知识增长",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管理领域的议题也经历不同时代的变迁。论文基于SSCI样本期刊(2006—2015)收集国外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中的文献,并通过文献计量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当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研究热点主题及其演化路径;经过聚类,发现国外的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政府问责与机构改革议题、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议题、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议题、欧盟一体化议题和治理与创新议题,同时也呈现出多元化演进和研究纵深化趋势。

行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公共组织行为问题:最新代表性研究及探讨

公共组织行为是行为公共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行为研究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拓"。本文选取近期在国际公共管理研究顶级期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和Public Management Review上发表的4篇学术论文分别加以介绍。4篇论文聚焦公共部门的变革支持、战略规划及工作满意度,使用"计划行为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充分展示了行为公共管理学把来自心理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相关认识整合进公共管理学中的特点。本文从三个方面对4篇论文进行评介:研究问题与假设、研究方法与结果、研究贡献与局限。最后对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公共组织行为研究进行小结和展望。

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内容、方法与趋势

作为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行为公共管理学采用科学方法对公共管理现象与心理过程的共有部分进行研究。其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政民互动情境下的"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一方面是政府公共服务与决策行为过程及其输出;另一方面是公民认知与情绪体验过程及其反馈。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法,包括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现场实验。研究趋势表现在研究主题的与时俱进,方法与技术的兼收并蓄以及"学"以致用、构建和谐政民关系。

新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香港的案例

自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危机以来,新右派对社会服务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并以物有所值、问责和顾客为本等新公共管理价值对社会服务购买进行管理,使福利国家转型为管理型国家。不过,新公共管理在社会福利领域的适用性一直存在争论。中国香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循着类似的思路启动了社会福利津贴制度改革,并建立整笔拨款资助制度。本文以中国香港作为个案,考察新公共管理引导下的政府购买服务对从事社会服务提供的非政府组织在资源和权力方面的影响,并为中国内地的社会建设提供参考。

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反思与展望

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这篇文章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此文发表后,中国公共行政学迅速地恢复和重建。为纪念夏老这篇文章发表30周年,本文对过去30年的研究进行简单的回顾,然后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专栏导语:行为公共管理学:用“心”求“理”

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心理学已然成了一门枢纽科学。心理学不仅与许多经典学科有密切联系,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与这些学科交叉融合、相互渗透,而且在不断互动过程中,催生出新的学科（杨玉芳、孙健敏,2012）;如组织行为学、行为经济学与政治心理学,并迅速成为各自母学科——管理学、经济学与政治学内充满活力的热点或前沿领域。

公众参与实践差异性研究——以珠三角城市公共服务政策公众评议活动为例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主导的公众参与实践蓬勃兴起,吸引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地区的公众参与实践呈现出各异的特点,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效果。形态各异的公众参与实践引发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不同地区政府部门主导的公众参与实践存在着什么差别;第二,为什么地方政府部门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吸纳公众参与。在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下,广东一些城市开展了公共服务政策公众评议活动。根据公众参与的程度和参与水平,这些城市的公众参与模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模式:咨询式、点评式、商议式、协商式。根据价值取向、行动目标与组织结构的三维分析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社工委领导对于参与价值的认可程度决定了他们对公众评议的接纳程度,各地社工委设定的公众评议活动的行动目标影响了公众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社工委所处的组织环境是影响公众评议活动能否有效落实的重要原因。

中国公共行政学的中国性与公共性

一、源自明诺布鲁克会议的启示 公共行政的子叙事新公共行政有一个起源神话——“明诺明布鲁克会议”。1968年，由沃尔多发起，数十位年轻学者参与，在纽约的雪城大学明诺布鲁克中心召开。会议讨论的焦点落在“所谓的行为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理性、科学）与反行为主义（哲学的、历史的、定性的）的争论上”（弗雷德里克森，2010）。第一次“明诺人”的会议，以沃尔多反行为主义的观点占据了主导，从此开创了强调务实性、重视社会情境，确立民主行政的新公共行政学派。我们无意详述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发展或明诺会议之内容与议题，但却需要明示美国行政学人之于学科发展的努力带给中国行政学人的启示。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沿革、现状与未来

强身健体,是人们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重要追求。加快体育强国的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需求。本文梳理了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历史沿革,将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分为四个阶段,着重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以及现阶段体育管理体制显示出来的特征。在经济、政治、社会改革浪潮下,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必然趋势。结合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大背景,本文提出了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即采用"强政府+强社会"模式,强化政府在宏观政策制定、全局方向把控上的作用,并培育强大的社会组织,把该由社会做的事交由社会完成,加强体育社会组织的治理主体作用和行动能力,由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推进我国的体育发展。

社会管理研究的三种理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深刻的社会变迁使得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需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刻不容缓。学术界和政策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中心主义、公民社会、社会政策学等三个不同的理论视角。

重塑乡村公共性: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路径——以湖南省沙洲村为例

村民自治是实现乡村振兴、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基石。因此,如何激活村民自治、让村民自治有效运转起来,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湖南省沙洲村通过整合公共利益、强化公共参与、形塑公共规则以及培育公共精神,重塑了乡村公共性进而全面激活村民自治,使重塑乡村公共性成为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路径。沙洲村案例表明:党建引领中内含的利益整合逻辑、组织化参与逻辑、秩序建构逻辑以及公共精神再造逻辑共同促进了乡村公共性重塑,进而激活了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通过党建引领重塑乡村公共性来激活村民自治,一方面回应了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何以可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形塑了农村基层党建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互构的基层治理格局。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沙洲村探索的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创新实践,不仅通过回答党建引领何以激活村民自治而丰富了村民自治的理论内涵,而且为推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发展、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及实现基层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沙洲村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多层级系统联动和农村社会力量的成长,也是这一机制推广所需要的基本制度条件。

评价结果导向型管理和预算改革面临的概念和方法上的挑战

当前,结果导向型管理和预算改革在全球广为流行。然而,这个看似主流的改革在实践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客观评价结果导向型管理和预算改革对国家治理的影响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其概念的界定和方法的选择。论文建议对公共部门绩效的分析应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将制度、组织、文化等背景的分析嵌入对政府结果导向型管理和改革实践的评价之中。同时,在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之外,公共管理研究者们可以考虑借用DEA、SFA和MOSFCA等方法,并且拓展定性研究工具,尤其是案例研究在这个领域的应用。

公共服务“逆向合同承包”的制度选择逻辑——以广州市环卫服务改革为例

在中国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务,特别是环卫服务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值得学术界与实践部门关注的"逆向合同承包"的现象。导致基层政府做出"逆向合同承包"选择的原因,可以通过交易费用理论和中国基层政府的激励结构来加以解释。交易费用会提高合同外包的风险,这些风险部分来自政治—行政的双重体制,部分来自于市场体制。交易费用影响基层政府官员政策选择的途径既体现在经济维度上,又体现在政治维度上。尽管市场化可能会降低生产成本,节约组织费用,但是由此而来的交易费用却会降低基层政府官员对于上级政府重点关注又可以直接考察的政策项目的回应能力,使基层政府官员在升迁竞争的"政治锦标赛"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当基层政府官员感觉到市场化限制了他们对此类政策项目进行回应的能力时,中国基层政府现有的问责、晋升和监控机制就会使他们有很强烈的动机去选择"逆市场化"的政策方案,导致公共服务的"逆向合同承包"。

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

论文以实验方法探析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及其机理。实验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实验结果显示:1未被激活的观念形态对决策过程有影响,但是不同观念形态之间的被试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2观念形态激活后,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在公共问题决策上存在显著差异;3观念形态刺激使被试会倾向于选择与其观念形态一致的备选方案;4观念形态的激活显著减少了被试提出独立观点和方案的数量。这些发现对于公共决策与管理有若干理论启示。

专栏导语:中国政府行为的注意力分配研究何以有特色?

注意力分配(Attention Allocation)是社会科学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主题,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组织学均有关注,各自秉持不同的研究视角。例如:心理学更多把注意力分配看作是个体的大脑认知过程,重点关注大脑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与决策过程。经济学认为注意力分配是一个激励过程;个体通过良性的激励设计过程,实现注意力的最优分配。管理学倾向于把注意力分配看作是一个计划统筹过程,认为个体可以通过一个良性的计划管理过程,实现注意力的优化配置。与上述三个学科不同的是,社会学和组织学相对“悲观”,认为注意力分配是社会或制度环境影响的产物。如果环境不友好,个体或组织的注意力分配也会非常糟糕。组织学比社会学更进一步,它深入中观,更多关注中层意义上的组织问题,认为注意力分配受到组织环境的显著影响,个体三分之二的生命历程都在一个组织中度过,组织环境或组织制度如果出现问题,个体的注意力分配也不会太优良(练宏,2015)。

组织、议题与资源动员:“公咨委”公众参与模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分析

当代中国公众参与的理论和实践蓬勃发展。然而,由于政府、公众及外部环境的制约,公众参与在实践中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具有很大差异性。本文采用个案比较研究的方法,选取广州市两个"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案例,对其在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进行分析对比,构建制约公众参与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公众参与组织形式的准入独立性和财务独立性程度、议题是否事先被结构化、议题对公众的可接受性要求、牵涉到的利益主体的广泛与直接程度,参与的卷入程度,有效动员知识和大众的加盟与否,这些因素都对公共政策过程有显著的影响。

专栏导语:大数据时代的公共治理:精准与协同

近几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的广泛应用,将我们的行为逐步“数据化”,并让城市中的非生命物体被感知和记录。于是,海量的数据被采集、积累和沉淀,其规模之大、结构之复杂,是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有的。这让我们整个社会迈入了“大数据的时代”。

模糊的属地化管理:政策执行偏差的一种解释——以流动人口服务供给为例

地方政府为何会出现政策执行偏差呢?已有研究从压力论和激励论两个方面分析强压力和强激励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弱压力和弱激励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偏差,这为我们理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是,为何一项国家三令五申重视和强调的政策难以落地呢?压力理论和激励理论忽略了国家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该组织结构对压力与激励的影响。国家组织内部呈现模糊的属地化管理的实然特征。 模糊的属地化管理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偏差,形成压力和激励无效传导机制。S市流动人口服务供给的个案研究,验证了模糊的属地化管理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机制。该机制的理论贡献在于,在压力论和激励论的基础上提出压力和激励的传导过程,建构“模糊的属地化管理导致压力和激励无效传导”的理论框架,为政策执行偏差提供另外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