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中国哲学的文化使命与汉语哲学的文化机制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百年之后,中国哲学界自身的哲学创造意识日益强烈,提出了建构汉语哲学,为哲学的发展贡献汉语学界之力量的思想任务。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反传统,社会文化相对空虚,20世纪上半期的知识精英有引入哲学替代中国传统文化以建构中国社会文化,重塑中国人之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文化意图。哲学能否承担起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塑造之责任,这是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哲学是对一切思想与文化的自由探索,是对文化的深刻反思,而社会文化的塑造需要凝聚价值共识,二者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哲学反映文化的底层逻辑,不过并不塑造现实的文化内容。当然,文化需要反思,以增进其合理性。中国固有之文化传统在现代风雨飘零,中国社会需要文化反思,更需要文化供给。汉语哲学如何协调其哲学观念与中国社会文化需要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

论一种不历史的哲学及其教育意义

在人工智能时代,哲学作为一门传统学问是否已经死亡,是否需要一个革新的未来,经常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作为一种对真知的追求,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否定性的理想。这种理想跟任何时代都保持着一种平行关系。就此而言,哲学本身就是不历史的哲学,而不是在历史之中的哲学。不历史的哲学具有其特殊的专业性,它提倡对话、注重文德、追问事物本性,从而扩展心智。培养和维系心智的扩展,是大学教育的根本,也是哲学教育的根本。

荀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关于荀子的“性伪之辨”有性伪合、性伪分两种观点,而这两种观点的共同问题是未曾发现荀子思想中的诗情视域。荀子对“性”概念的约定有价值性与认知性两层意义,由价值性约定而有“性(欲)恶”,由认知性约定而有“性知”。对“性”概念作出约定的根据源于本真情感的诗性言说,在情感领悟与反思中生成“性知”,由“性知”给出欲恶、伪善的判断,“性”的认知性与价值性的约定由此产生。礼义之伪兴起于情感,建立于“性知”。在仁爱与“好义”之情的诗性言说中兴起关于“道义”的领悟与反思,以道义为根据,“性知”建立起“礼”的规范制度。“礼”以“别异”为特征,而礼的实践以“乐之中和”作为调和,从而可能在实践中超越差异,完成向仁爱的诗性复归。诗、礼、乐在荀子思想中构成一个回环结构,荀子的伦理思想可称为“诗性伦理”。

何种先天条件?——一项拆解《既给予》中马里翁对胡塞尔之批评的尝试

在《既给予》中,马里翁批评胡塞尔以有限的直观将被给予性置于视域与自我这两个外在先天条件的约束下,他试图依据饱溢现象将被给予性从这一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不但使得饱溢现象中的直观难以理解,也会导致被给予者如何进入受予者有限视域的疑难。实际上,马里翁的批评未区分经由认识权能对条件和有限性的形而上学理解与被给予性自身所要求的条件和有限性。同样,他也忽视了胡塞尔的视域和超越论自我都可以分别从认识权能与被给予出发做双重理解,因而将批评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作为现象之被给予结构的视域与自我本身。这部分地是因为马里翁混用了胡塞尔与康德的直观概念,而两者并不兼容。饱溢现象中直观与概念的比对涉及胡塞尔的直观,此直观本身包含意向与先天,约束着饱溢现象;而康德的直观却允许被给予与先天分离,造成饱溢现象脱离先天的假象。最终,马里翁在《既给予》中对直观的批评只就概念层面的先天条件有效,而错失了以下可能:在直观中被给予的现象有其自身的先天条件,此条件正在被给予性中。依此可能,被给予性现象学将是对超越论现象学的视角转换和彻底化。

非支配审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性概念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性概念可以根据政治统治中的审议和说服进行重新阐释,这一活动既不受限于少数人建制式的政治视野,也不需要公民共享某种团结友爱,而是人们出于免受他者支配的意愿试图说服对方,最终持对立主张的公民能够在不给予少数人更大权力的情况下共同制定良好决策。考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修辞学》可以发现,一方面政治统治并非最佳可能政体中需要实现的政治理想,而是使得政治生活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说服”在民主审议中是一种让公民接受某种正义主张的重要修辞方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性概念可以取代霍布斯的政治性概念,前者在同样深刻洞察社会政治冲突的对抗本性后却没有像后者主张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确保政治秩序,而是提出非支配的调节性原则来引导相互对抗的人们进行民主审议和决策。

自由、共在与责任--法国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视域下的伦理主体

法国存在主义强调自由,并将其视为人的本性以及人作为主体的伦理基础;精神分析看似否定自由,却在其心理决定论的外表下蕴含着对自由的深刻洞见与创新理解。法国存在主义认为,人的自由有其现实处境,而该处境的基本特征便是与他者共在;精神分析通过描绘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对象关系,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了共在对于主体的生存论意义。法国存在主义重视主体伴随自由与共在而来的对自身以及他者的责任;精神分析则通过深化对主体与他者的理解,赋予了责任新的伦理内涵。自由、共在与责任,构成了法国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视域下伦理思考的共同要素,并为构想一种新的伦理主体奠定了基础。

剧场性:前卫还是回归?——一个基于当代艺术的分析

剧场性是一个伴随着前卫艺术运动发展才浮出水面的概念,它与剧本相对,与表演及观众相关,指向介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事态。作为艺术的一种普遍结构,它意味着我们对艺术的理解从作品转到经验,从作者走向观众,从事物走向事件,从规范走向偶发,从精神回归身体,从意指回归字面,从二分回归居间。通过理解剧场性,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极简艺术、现成品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的合理性,而且可以连接起传统与现代,找到在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支配下被忽略的艺术共性。剧场性并未取消艺术的边界与自律,而是澄清了艺术自律的真正内涵,即不可重复的过程性与发生态。它与时间性、空间性和身体性密不可分,从而区别于超时空(任意时空)的认识与实践活动。剧场性也并未造成艺术在道德上的漠然,剧场性所带来的移情与遗憾、投身与介入是人类道德情感的基石,它所带来的审美眼光则是超越个人悲剧的契机。

身体空间与儒家的“亲-疏”观念

借助胡塞尔的身体现象学,特别是他关于身体之功能性和导向性的分析,该文提出一种初始的“身体空间”,由此进一步澄清传统儒家中基于“身(体)”这一基本范畴的有关“亲-疏”的讨论。身体之近域(家)的经验构成了理解远域(国、天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回避基于血缘的“亲-疏”解释,从基本的身体经验来对陌生人、熟人、亲人之间的圈层关系给出一种回溯性的说明:切近的熟悉性构成了理解陌生性的基础,而陌生人原则上乃是可以被熟悉的他人。

“我们”与集体意向性——基于共同行动和情绪共享的考察

分析哲学关于集体意向性有三种主流进路:布拉特曼的“对象进路”、吉尔伯特的“主体进路”,以及塞尔的“我们模式”进路。这些进路各自隐含着困难,也遭到系统的挑战。现象学关于集体意向性的最新方案,特别是扎哈维的“第二人称参与”和施密德的“复数自身觉知”理论,从传统对共同行动的关注,转向对情绪共享等社会现象的研究,拓展了社会本体论的研究范围及其涉及的更为基础的“相互隶属感”。

现象学与感性学的显现观比较——以张祥龙与泽尔的美学观为例

张祥龙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显现的发生机制,阐明它就是原本的美感体验。这一以现象之显现为美的主张与泽尔的显现美学之间存在着呼应。双方都主张原本的知觉体验中就包含美。但是,与张祥龙接续、深化胡塞尔现象学不同,泽尔的显现美学传承的是鲍姆嘉登的感性学思想,他在阐发和论证显现观的时候诉诸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麦克道尔的知觉观,反而刻意回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因此,以胡塞尔现象学为参照背景,可以更清晰地分辨两种显现观的差异。张祥龙顺着胡塞尔思路进行拓展,将概念化认知还原到前概念化的意向构成,并结合海德格尔的思想,将意向构成进一步还原为境域构成,悬置意向对象的认知功能,以此展示一种纯意向的构成之美。泽尔与之不同,其显现之美来自概念化认知的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严格说来依然暗中依赖于概念化认知,只不过是它的一种无目的的应用。泽尔理路的相关困难进一步体现在他的时间观中。由于泽尔没有借助胡塞尔有关现在点与现前域的区分,其关于显现的当下性的刻画便经常陷入相互冲突的描述之中。张祥龙的时间描述则充分吸收了胡塞尔的时间晕思想,对两种时间以及两种经验的差异做出了更为清晰的说明。

感通与现象学直观

感通是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的基本模式,它介于感性与理性这两种认识能力之间。西方当代现象学家有关现象学直观的诸种分析也取得一个同样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感通可以视作现象学直观的一种。通过对比胡塞尔的本质直观与情感性感受、海德格尔的存在领会、舍勒的价值直观,并借助他们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展示感通成象是如何可能的以及它的思想焦点何在。相关讨论表明,感通跟这几种现象学直观一样,都突破了感性与理性的二分框架。虽然如此,以上现象学直观都在希腊哲学的思想大框架之中,并且都以本质性的存在为引导,与此不同,感通所成之象跟感觉经验有着更为密切的活动。

加权加标网络的稳定与平衡

经典结构平衡理论对不带权重的加标网络有较为完善的研究。Morrissette(1958)将结构平衡理论推广到加权加标网络并加以经验研究。近年来出现了基于时态逻辑CTL的结构平衡逻辑研究,但所探讨的社会网络局限于不带权重的加标网络。本文将结构平衡逻辑推广到带权重的加标网络,引入几种适用的形式语言和语义,探讨由此得到的几个逻辑的表达能力,并给出证明系统。

点、区间与含数字句子真值

含数字句子的真值是什么?对该问题的回答可以分为“点主义”和“区间主义”两类。点主义认为数字的指称是一个精确的数,因此诸如“标准大气压为101.325千帕斯卡”、“地球直径为12756千米”等原子句子皆为假,而这些句子一般被听者理解为真的现象可以用格赖斯的关联原则来解释。区间主义则认为数字的指称是一个随语境而变化的区间,因此含数字的句子在不同语境中可有不同的真值。本文将提出两组支持区间主义的新证据,并且从区间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已有的看似是支持点主义的证据。最后回应“区间主义使数字变得一词多义”的顾虑。

清代无锡道士荣涟的诗画传承

荣涟是清代无锡明阳观道士,以孝行和诗画技艺著称于世。荣涟的诗作除散见于清代诗文总集外,二十世纪初经荣氏族人集结为《泂泉诗钞》,为已知最完备的荣涟诗画集。基于《泂泉诗钞》等材料,在梳理荣涟生平的基础上,还原了荣涟所代表的方外诗画传统在无锡当地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展现了这一传统在地方艺文和信仰生活中的丰富表达路径。

汉语政治哲学语境中的《当代政治哲学十论》

2021年11月19日至21日,“汉语政治哲学多元议题的深化与拓展”学术研讨会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揭牌成立仪式在上海崇明举行。这次会议的一个独特的主题是围绕应奇教授最近出版的《当代政治哲学十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展开学理上的讨论。这里发表的三篇文章是应邀与会的作者在现场发言的基础上整理扩充而成。

现代欲望哲学的法国演进——拉康与萨特学说中的欲望、存在与伦理

从斯宾诺莎到黑格尔,“欲望”愈发受到现代哲学家们的重视,并且不断被赋予重要的哲学内涵。到了20世纪的法国思想界,拉康与萨特延续并推进了这一趋势,他们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出于不同的理论旨趣,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路,却不约而同地赋予了欲望关键性的理论地位,并分别阐发了一套各具特色又有所相通的欲望学说。二者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在欲望、存在与伦理之间构建起了类似的理论关联。不同的是,萨特意在为其存在主义学说赋予欲望一种存在论地位;而拉康则更倾向于构建一套为其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服务的欲望伦理学。

审美经济现象的哲学意蕴

历来被视为“感性”“非功利”“纯形式”的“审美”如今竟进入了它曾试图超越的“经济”。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意味着一种历史久远的哲学性变革已经浮出水面,既是伦理学的,也是本体论的变革。它意味着,不仅第欧根尼和伊壁鸠鲁所提倡的那种做减法的幸福哲学被颠覆了,就连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所寄托的精神性的满足,也被戏剧性地物化并加以贩卖了。这是昔兰尼学派全面翻身的年代。更有甚者,这是对传统主流本体论的逆转,“感知”化蝶成了存在,“表象”构筑了新的“世界”,人从“物”的时代,进入了“体验”的时代、“审美”的时代。这也出自资本主义对符号学的有意无意的运用,“所指”不断招安为“能指”,新的“所指”被不断定义出来,开启更广阔的意义空间和增值空间。经济机器的强制性、标准化,潜行在表面的无限丰富与自由选择之下,推动着再生产和利润最大化。“光晕”褪去,商品神话升起,交换价值僭越了使用价值,“个性”被批发和零售,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面临新的任务:可复制与可普及的“审美”,到底是人性的希望,还是人性的囹圄。

意象说的哲学根源及其思想实情——兼论叶朗的意象本体说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概念,跟中国古代哲学观物取象的认识方式有内在关系。道不是通常的物,不能以通常的方式来得到把握,而只能以处于有形无形之间的象来得到显露。此种道象跟审美活动关联起来以后就成了意象。叶朗把意象作为美的本体,以此来刻画和重构中国古典美学观的基本特征,并突显它与西方美学的区别,这是具有哲学依据的。跟传统意象美学观一样,意象本体说的核心问题是情景交融。对情景交融的阐发方面,叶朗的思想新意在于参考并借鉴了现象学的视角,从情感意向性、生活世界和体验三个维度推进并丰富了古典意象观的思想内涵。但是进一步考察之后我们发现,叶朗的相关阐发并不彻底,还可借助现象学的思想方法深化相关追问,以此来推进意象美学的当代建构。

论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心学”翻转

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个体思想有它自己的“心”路历程。从路德到康德之间,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心学”经过了霍布斯的翻转与斯宾诺莎的再翻转。在路德那里,内心为里事工为表。霍布斯放弃了路德的唯灵论,区分了内在信仰和外在崇拜,并从政治上强调了外在认信。斯宾诺莎继承并再度翻转霍布斯的内外结构,明确了内心自由是一项不可穿透的私权,塑造了现代政治哲学关于个体自由的基本特征。路德、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对内心外行之分的不同解释,表现了“心”的不同地位与意义,展现了现代个体思想的发展过程。这对于理解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脉络具有特别的意义。

做中国哲学与加减法

我主要研究外国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但也是陈少明老师的读者,很赞同他提出的“做中国哲学”主张中的很多理念。对这个发言题目,我先简单做个解释。这个题目只是想借用霍布斯来讲一些体会。霍布斯讲人的理性活动,其基础就是加减运算。(1)换句话说,哲学在根本上对霍布斯来说就是加减计算,就是词语排列的加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