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研讨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强调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承担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和阐释工作，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具体承办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研讨会2018年9月29日在中山大学南校区召开。

绿色科技的哲学探微——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视域

绿色科技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前沿科技,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丰富的绿色科技思想,集中体现在实践观、物质变换理论及资本批判思想中。科学技术在应用中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既产生于人类对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不足,也源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资本主义在绿色科技的研发与应用领域虽也有长足进步,但由于受资本逻辑支配并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在代表社会共同利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中,科学技术才能真正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绿色科技才会真正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结合”涵义的历史演变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结合”涵义的历史演变,可以观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发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结合”,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的“第二次结合”,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两个结合”,“结合”概念的内涵几经变迁、不断拓展。“结合”涵义的历史演变不是简单的概念转换,其内在规律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结合”的视野、态度和方法不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发展,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走出现代性道德的困境——马克思主义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后现代主义伦理学的跨时空对话

在马克思主义与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以利奥塔、鲍曼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伦理学之间展开思想对话,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他们共同面对的都是现代性道德及其后果,但由于立场、对时代的判断和各自认可价值规范的不同,导致了三种不同且典型的伦理学应对方案。可从切入点、应对方案及性质和成效三个方面展开比较研究,这种比较有助于深化理解西方道德传统的近现代演化、各学派的路径及其可能局限,也能为探寻克服和应对现代性道德困境的可靠出路、激活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当代意义、正确看待当前社会的伦理状况以及推动后续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等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波兰尼与马克思——基于《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比较研究

在西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家、制度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与马克思思想的相关性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因为研究领域、理论旨趣的差异及面对不同时代的自由主义,波兰尼与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内容和特征。但针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对自由主义发展经济的动机及其后果、对自由主义有关个人自由绝对性的批判,他们的批判思想表现出在内容、立场、观点甚至方法等方面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了波兰尼对马克思思想理论遗产的继承。波兰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对未来社会自由的实现及其条件阐述,虽然带有某种乌托邦的想象,但也明确显现了对现实的批判性立场。

李济深与中山大学

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主任,从此军人出身的李济深与中山大学有了较多的关系。他在中山大学的校务发展、政治训育、学生培养、科学发展和教育理念等方面有诸多建言,也曾借中山大学之特殊地位表达政治见解。其间的活动既反映了李济深个人的社会教育主张,也有地方军政官员介入教育、引导教育的政治目的,更能反映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以及国共两党分裂后的政治走向。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笔谈)

主持人语: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反映了党中央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新时代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素养要求,对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创新提出了“八个统一”的指导原则,并着重强调: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很高的“学术含金量”,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非学术”看法影响很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阈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性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商品生产,将不再有生产过剩,也就没有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实践证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化商品经济新的历史形态。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也具有重要的阐释力。

论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精神在中国启蒙运动进程中的遗忘与回归

马克思主义与近现代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关系。在第一次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救亡价值被充分实现而启蒙价值被贬抑;马克思主义被纳入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文化改造—政治改造—社会改造的思想径路。在第二次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成为批判自身的工具,即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导向下的马克思主义被消解了对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应有的批判能力。马克思主义应回归永恒的批判精神。

论“以理服人”与“以学养人”的辩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维转换的新视角

"以理服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经典命题,"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的论断是其认识论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要求与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矛盾、社会共同价值与个体取向个性化的矛盾、执政党的政治主张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反差、意识形态传播规律与高等教育规律的矛盾等,对"以理服人"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学养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在高校实践的新思维,是意识形态传播规律和高等教育规律互动的要求,其基本路径设想是以学养智、以学养德、以学养心。

“消费不足论”还是“生产过剩论”——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早期的一个争论

虽然马克思没有系统地对经济危机作过专门分析,但其文本中的相关论述却是非常丰富的。马克思的这些零散且角度不同的分析,被后人所发展、引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早期发展中,曾出现"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之间的争论。争论的本质在于,危机究竟只是偏离市场均衡常态的现象,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力图证明,危机不是供给和需求的暂时失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一种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维度,放在当代经济学的语境下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

"回到马克思"是实现马克思"在场"的前提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价值旨趣和研究范式)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与实践相结合、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的必要基础。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关于人的实践本质和超越本性的最深刻的阐发。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就是把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结合起来,要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并且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大众,真正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认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外来文化维度探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通行解释有重大遮蔽,即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外国优秀文化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相结合的维度,这既违反"洋为中用"的方针,又不符合"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体"与目的,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用"与手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过程,通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建构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交往何以推动社会变迁——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交往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而社会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常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两者密不可分,没有交往,就没有人类历史,也没有社会变迁。交往给社会生成提供取之不尽的营养成分,确保社会变迁绵延不绝。交往还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直接影响社会前进的方向和高度,演绎了人类的自由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节律。

《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的资本逻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前提性批判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关系是在历史运动中,通过人们的感性交往活动被创生、并且不断改变着的。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进而指出,资本是私有财产运动的感性表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生成是历史的;作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其生命力就在于不断的自我增殖和扩张。进入21世纪,普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莅临了,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不能自圆其说。因此,澄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进行批判的要义,对于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一要著中,通过对"物质生产"这一经济学范畴之规定的前提性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是被生产性所规定的,其存在的前提是资本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权力统治具体活劳动,劳动力和劳动条件发生分离,而国民经济学家逻辑的、抽象的表达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关系,把具有社会-历史规定的现实变成了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整个资本主义现存关系是如何落入生产强制的"支架"中,资本主义生产强制、需求强制和消费强制又是如何内在勾连的。

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论析

马克思固然不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并且把传统人道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围绕着马克思的自由观,文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和看待自由?这种理解与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理解是什么关系?人的自由如何才能得到实现?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界定为:以人的独立性为前提,以人的自主性选择为基础,通过对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和改造即对象化的活动而实现的一种解放与自我发展。对自由的这种界定与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理解存在以下差别:(1)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差别。(2)自觉性与自发性的差别。(3)社会性自由与个人主义式自由的差别。关于自由的实现条件,马克思的观点是:首先,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基本前提。其次,公有制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基本保障。再次,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不仅需要经济条件,也同样必须具备政治条件,即推翻国家,建立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范式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范式聚焦内容生产意义刻写的思维方式、概念体系、评价标准,贯通价值生产话语重构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投射空间交融的意义框架、关系模式和理论诠释。在现实性上,党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尊重规律的价值表达、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出发点,展演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通过内容生产进行意义刻写的逻辑与规律;观察新闻现象的独特视角、物化知识力量的结构性阐发、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实践形态,形塑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的阐述视角和系统整合的交互能动;马恩时代的奠基、列宁时代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创新,以"问题空间"的解释框架,指谓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空间交融发展演绎的内在关联、因果样式和价值关系。

马克思主义传媒法制传播功能与调控

传媒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具有法制传播功能,主要体现在喉舌功能、价值引导功能和议程设置功能三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从遵循以人为本的法制观念、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追求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等方面着手对传媒的法制传播进行调控,以保障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提高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心理温度研究

心理的温度、政治高度的基础、历史的深度与现实的密度,是决定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效性的关键指标。其中,心理的温度是实现政治高度的基础,是扬弃历史深度的标准,是夯实现实密度的目标。因此,优化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性,首要的就是提高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心理温度,其核心要义就是使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立场,回应青年精神成长的困惑,引导青年精神成长的发展。

罗国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理论的学术贡献——坚持集体主义的几个问题

罗国杰先生提出,正确理解集体的正当性,科学把握集体的真实性,辩证分析个人的地位,合理看待个人应当为集体做出牺牲,是全面正确地论述集体主义的基本前提。坚持集体主义,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亦是符合道德的本质规定、道德的价值导向功能以及道德的特殊主义属性。坚持集体主义,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