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王家关系研究

据传世和出土文献所载,孤竹国的墨胎氏属于殷商王族的氏家之一,可是孤竹国和殷王家为亲族的关系,乃几百年的通婚基础。同时文献也描述姬氏周人与殷商王族有两百余年的通婚关系。所以在殷商制度中,周国的姬氏属性应与孤竹国的墨胎氏相类,都属于殷商王家的亲族。虽然传统历史强调商周异族、异源的概念,但实际上许多出土与传世史料却表达了商周之间的亲密性。商周王家虽然分属不同氏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两者应属同一族群。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层贵族之一,其语言、信仰、文化都相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双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着共同的先祖。只是因为周君发动政变,建立新的王朝,武王的后裔已不把自己视为前朝贵族的氏族之一。

突厥第二汗國的内部衝突--以古藏語文書(P.t.1283)中的’Bug-chor爲線索

前言突厥系遊牧民骨咄禄〔頡跌利施可汗(ElterišQaγan),682-691年在位〕集結了突厥第一汗國(552-630)的遺民,在漠南脱離了唐朝的羈縻統治,建立突厥第二汗國(682-744)。隨後,他的弟弟、第二代的Qapγan Qaγan(691-716年在位),漢文史料稱之爲“默啜可汗”,進一步擴大勢力,並積極侵略周邊地區。他們的統治基礎是分布在蒙古高原上的東突厥人民,隨後不久,默啜可汗統治了阿爾泰山以西的西突厥、蒙古高原的九姓鐵勒(Toquz Oγuz)等突厥系遊牧民族,使突厥第二汗國成爲内亞的强國。

以全球视角重新解读世界历史

【编者的话】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1986年获得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永久教职,任职至2004年12月,现为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2015年9月,孙隆基教授的《新世界史》一书第一卷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唐代吐蕃的僧相体制

唐代吐蕃的相制与吐蕃政教情势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早期．在赞普都松芒保杰(vdus srong mang po rje公元676-701年在位)族灭论钦陵(mgar khri vbring btsan brod)大相一族(公元699年)之前．吐蕃实施的是独相制。即由一人单独担任大相(blon chen po．blon che)．由其实际负责吐蕃政府的运作．大小事务均由其一总其责，因此，吐蕃王朝的实权易为独相所垄断。

上古国家与文明研究中年代学方法的反思

在当前上古及三代考古编年和历史复原研究中,往往将经汉代人之手编纂加工过的二手文献全部当真,而将一手的考古资料降为证经补史和配合文献的工具,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在后世的"中央"——郑洛地区的地下找到一元的夏商王朝史,再透过从中央看四方,将所有的发明和创新都归功于中央,将四方视为郑洛中央区的传播影响之地。本文指出类型学超范围运用是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之一,进而分析了类型学应用的边界条件及其局限性。文章认为,夏商历史复原研究必然涉及到大量跨区域跨文化的比较,这种情况下由于层位学的缺失而使类型学分析往往难以提供严谨的答案,后者并不足以克服此类历史意识形态的陷阱,甚至主动与后者合谋,而沦为强化历史意识形态的帮手。本文提出在进行跨地区跨文化比较时,务须首先通过碳十四测年方法构建跨区域跨文化之间的绝对和相对年代框架,以作为比较的基础和前提。鉴此,研究者需要充分理解、掌握和利用碳十四测年这个重要的年代学工具,建立适当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评估和分析方法。文章最后讨论了影响碳十四数据的各种因素以及评估鉴别方法。

古史研究主题、史料及方法刍议

中国史研究不仅需要避免因中国文化千年不变的假貌而掉进以今释古的陷阱,也不可从某种既定的理论范式出发,以科学化的诠释取代直接而深入的观察。当前盛行的从单一学科对具体问题进行的研究,则易导致整体性看法不足和缺失。为此,古史研究需要遵循"白纸法"、"自行不取名"等八项原则,并炼就史料辩识的基本功。常见对"信古"学派的认识含有很重要的误解,将认为文献所载并非凭空而来的态度当作文献所述代表历史真相的信任;以往在研究实践中经常把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的以地下材料"补正"文献读为"补证",容易造成谬误。因而,研究古史需要清楚文献所表达的首先是其撰写时空,而不是它们所描述的时空;研究者需要以"探古"的态度,辩证地看待文献的史料价值,并提出阅读文献的方法要点。

汉文史料记载唐代吐蕃社会文化“失实部分”之研究

从事唐代吐蕃研究者所参考的基本史料中有不少失实之记载 ,惜至今仍未见有此方面之专论 ,仅散见于各类藏学的研究成果之中 ,且仍有前人时贤所未发现之错误 ,亟待修正。本文采用史学方法 ,兼取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观点 ,以记载唐代吐蕃的诸基本史料 ,就唐代吐蕃社会文化的各个主题 ,诸如族属、国号、饮食、居住、文字、礼仪、妇女及政问题、宗教信仰及政教相关问题姓氏及身份分类 ,以及伦理亲情等 ,先撷录各书记载 ,再以唐代吐蕃所遗留的第一手史料———吐蕃金石铭刻及敦煌古藏文卷子、后期藏文文献 (如《贤者喜宴》等 ) ,并参酌当代西藏社会的生活习惯、文化礼俗及民情风俗等 ,作为考据时之依据 。

殷商的上帝信仰与“帝”字字形新解

甲骨文中的"帝"不仅涉及商代神灵信仰,而且涉及天命上帝等哲学命题,一直是学界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关于"帝"字的考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天文学方面解释商周时期的信仰,是近年来西方学者常用到的方法,如艾兰等即曾经从天文星象解释"帝"字,郭静云的文章则更加形象地为甲骨文"帝"字提出了新解。郭静云《殷商的上帝信仰与"帝"字字形新解》一文认为商周时期"帝"是指自然界中,居于极高天位的崇拜对象,位居天中。如果从当前的天象看,自然界的天中必然相当于北辰。殷商时,北极天中没有可见的星星,离北极最近的一颗星即"帝"星。在帝星两侧,约相等距离的位置上有太子星(左)和庶子星(右),在北极另一侧有北斗柄上的天权、玉衡、开阳三星。如果从帝星到玉衡星、太子与天权、庶子与开阳之间也各画一条直线,则三条线的交会处,恰好正落在北极点上。在北极的左右有两颗较小的星星:右枢星和少尉星,将这两颗星连线,则与上述星星的连线构成帝字形状。在殷商时期如果要正确标示出北极的位置,可用骨、竹、树枝等简单的材料,制作一种"帝"字形的仪器,用以观察北极的仪器,这是一种既容易又不失准确的基本方法。由此推论,甲骨文中的"帝"字即由此而来。就这种天相形状看,由此释"帝"字有相当的可信性,但同其他用天象解释甲骨文的考证文章一样,缺陷都在于缺乏其他资料的支持,导致可信性难以确定。甲骨文字是一种成熟的文字,文字的形成和演变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帝是最重要的神灵,"帝"字的出现应当也很早,即甲骨文中的"帝"字已经经过长期的擅变,已经距离其原义较远。文献称"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长发》),甲骨卜辞中帝则是命令和控制诸神的至上神,帝已经完全是一种人格化的神灵,而非某种具体的事物,即"帝"已经远离帝字的本义。所以,由甲骨文出发探求造字的本义,已经很难。虽然,"帝"字内涵已经超越了其本源,但探求"帝"字的本义,对于认识需要解决"帝"的人格化问题以及商周时期的宗教信仰,乃至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念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兼探虎方之地望

崇拜老虎的传统源自古代游猎族群的精神文化中。华南拜虎传统的分布范围从武陵到罗霄,或许亦到达武夷山脉;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野猪和虎的崇拜曾互相结合,后来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了对野猪的崇拜。山岭拜虎族群影响了所谓"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殷周时期在长江中游之江南地区以湖南、江西为主要分布范围,存在着一个拜虎的古国网络体系,其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称为"虎方"。

牙璋起源刍议——兼谈陕北玉器之谜

本文认为,鄂西、川东及石家河是牙璋礼器的起源地。陕北神木石峁的玉器是西北族群从江河地区掠夺而来的窖藏珍宝,所以神木玉器的出土,并不代表西北族群制造玉器的高技术水平,而是反映了青铜早期江河平原农耕文明面对来自西北"先戎"掠夺的风险。除了神木遗址之外,西北地区零散发现很多从江河地区夺取的宝贵战利品,包括食物、青铜器、陶器、玉器等。

楚简《缁衣》的“谨言慎行”论──第十五至十六章的本义考

对照出土的《缁衣》先秦简本与传世的《礼记.缁衣》经本,可以考释十五、十六两章的本义。《礼记》经本因合并第十四、十五章,又将第十四章引文移至第十六章,使论题遭到混淆。从简本来看,第十四章的论题与后两章有异,不宜混为一谈,而从第十五章起,《缁衣》的论述转向新的主题,亦即君民间的言行规律,君言和君行之间的关系。第十五、十六两章所论,皆在解释君子为何必须谨言慎行。《缁衣》作者认为,言、行都要有所节制,在政治上,过度的发言或行为都将造成负面的后果。君子知所节制,就能对民众产生教化作用,使民众不再欺诈诡谋。国君易知民心,国家就能远离动乱。

“大西藏”(Greater Tibet)之商榷——西藏境域变迁的探讨

十四世达赖喇嘛主张"大西藏"疆域,宣示青海、四川、云南与西藏自治区内藏族分布区域,皆纳入其历史领土范畴。本文从三方面逐一讨论其陈述是否为真。首先,藏人治史,首重教法史,对碑铭金文与正史典籍鲜少引用对照,并使用《西藏王臣记》等对唐代吐蕃史事记载非常不可靠的教法史料,致使彼等所宣称之"大西藏",在史实上站不住脚。其次,众所周知,政治统驭的疆域,随着王朝势力而变迁,固定疆域界线的主张,显与历史事实常识不符。其三,青海、四川与云南省等多民族聚居且镶嵌的情形在所多有,尤其,藏族在该多民族区域呈现少数弱势状态,一律划入藏区,不易治理,难以服众。作者认为西藏疆域的区划。

商周虎方和盧方：两国空间范围考

前言 在商周时期，有很多商周以外的古国，与商周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其中应该不仅是中、小型国邦，也有非商周系统的大型国家存在。本文认为，甲骨金文中所见的“虎方”和“虚方”两国，应属于影响力较大的政权，但因在历史上绝传，导致我们现在难以确定其领土所在之处。本文拟从出土文献和遗物重新探讨这两国的地望，对他们的位置提出最有可能所在的空间范围。

攸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与普世史传统

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台湾)中正大学方志强教授的文章。方教授的文章主要讨论西方古代普世史的类型及其涵义。他指出,从古希腊史家埃浮鲁斯及波利比乌斯的"政治的普世史"、狄奥多拉斯的"文化的普世史"至攸西比乌斯的"基督教化的普世史",西方普世史的类型及涵义是在承袭中发生变化的。攸西比乌斯综合"政治的普世史"之"一个世界一个国家"及"文化的普世史"之"一个世界一个文化传统"的观念于基督教传统之中,创造出基督教即代表"一个国家"和"一种首要文化传统"的观念。攸西比乌斯的"普世史",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文的观点.对于理解西方世界史(或普世史)观念的渊源及其在古代世界的变化有重要的意义。

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

本文在分析盘龙城遗址中的灰烬沟遗迹后,发现灰烬沟遗迹与中国各地冶炼遗迹相似,故认为灰烬沟遗迹属于冶炼遗迹。灰烬沟遗迹还是当时最大的冶炼遗迹,值得多加重视。

长江中游史前毁器葬

长江中游地区是史前毁器葬兴盛地之一。研究长江中游毁器葬可发现其出现于8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并且延续于长江中游诸史前文化中,下迄盘龙城文化,乃长江中游地区一脉相承的葬俗,其背后应有其地域文化的信仰脉络。

《从古文字角度谈〈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若干问题》一文商榷

张惟捷先生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发表《从古文字角度谈〈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若干问题》一文,讨论了郭静云先生《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若干古文字学的问题。然细读张文,可见其内容舛误亦多,可商之处凡16组23条,其论据与释读存在诸多问题。总结而言,郭书虽有小瑕疵,然张文所论疏漏之处更多,主要有二大问题:第一,由于张氏行文多引学者文章,对于学者文章的引用或理解产生偏差,很多部分并不能作为反驳郭说的根据;第二,张氏还有对古文字的释读有误,或是对郭书理解不清的情况,这部分占张文全文之比例并不多,但有问题之处却不少。且作为一篇反驳文章,张氏除了少部分内容外,其余大多以学者的看法作为反驳的根据,并非直接针对郭书在材料运用、逻辑与推导方面进行讨论。由于张氏文中存在诸多缺失,导致其文可观者寥寥。

試論都督制之淵源及早期發展

一、前言論軍需先論制。本文(1)所論之都督制,於魏晉而言實爲新興的軍制,與秦漢以來之將軍制及監軍制關係密切。换言之,魏晉都督制之淵源,決不會憑空而産生,實與監軍監督將軍及其所屬軍隊有關,是以本文專從軍隊之統率、監督角度,進論都督制與此制的關係淵源,並溯及其早期的發展演變。(2)按:中國正史向爲文人所撰,故對軍制論述不多,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載。

东突厥阿史那染干生平事迹探析

在隋朝三十七年的历史中,东突厥始终是隋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在东突厥臣属隋朝的三十一年间,启民可汗阿史那染干与隋朝的关系最为特殊,不仅与隋文帝、炀帝两代都有往来,同时染干亦是东突厥汗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由隋廷扶立,册授大可汗号的国君。探讨染干的生平事迹,研究染干的出身之谜、被隋文帝册立为东突厥大可汗原因与过程、染干在炀帝时期与隋关系变化以及染干子嗣人数等问题。

漢晉之間吴蜀的督將與都督制

一、前言學界討論魏晉都督制之文甚多,而論述其起源及早期發展則極少。筆者昔曾撰就《試論都督制之淵源及早期發展》(下文簡稱'前拙文一')一文詳論其源起及早期發展,略謂魏晉都督制源於先秦以來的監軍制,兩漢時則有督軍制並興,性質皆屬於君主派臨軍中的擁節使者,是將軍領兵制所衍生的軍隊監督制度,至東漢寖假有取代將軍以爲統帥之勢,亦即漸由軍隊監督系統轉變爲統率指揮系統,並且從統率指揮系統復分化出作戰系統與軍區系統兩種體制;至於降至漢末始出現、包含'都督'在内的諸督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