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合作与过程选择——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演化及政策效应

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了战略支撑作用,对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的演化类型与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分析、模型构建以及案例分析,对数字政府的动态演化进行分类,并以云南省“一部手机”系列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合成控制法揭示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政企合作建设模式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政企合作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支撑,基于政企合作视角建立数字政府动态演化矩阵,将数字政府建设分为学习型合作、高位驱动型合作、互补型合作、市场驱动型合作四种模式;第二,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处于转型阶段,建设过程中呈现出政府侧权力减弱、市场侧权力增强的动态演化特点;第三,实证结果表明,高层主导的数字政府高位驱动型合作建设模式能够在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初期取得相对显著的经济效应。

借势赋能:消除贫困的社会工程的中国之治——以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也是难度最大、投入最多的专项扶贫工程,而基层政府是国家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具体执行者,其所掌握的治理资源、所具备的治理能力等都是整个官僚系统中最薄弱的。基层干部“弱位”何以生“巧能”便成为这样一个大型社会工程何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命题。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的实地调研发现,基层干部通过“借势赋能”,在消除贫困的社会工程实践中将制度优势有效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为世界人类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

拿什么留住边民:基于云南3个边境县的混合研究

边民居留稳定性对于保障边境安全、稳定和繁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出发,基于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两个维度选取6个条件变量,对云南省三个边境县展开问卷调查,运用fsQCA、logistic、边民访谈和地区个案进行混合方法的三角互证,探究边民居留稳定性影响因素与组态效应。研究发现:边民迁移动力为生存发展型,阻力源自家庭照护与知能不足,迁移地点倾向省外。组态分析得出边民高居留稳定性的组态包括“长者稳健”“婚姻民族黏性”“低知女性驻留”。logistic回归分析复证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对边民居留稳定性的作用显著。其政策寓意在于:“产业强边”应侧重民族文化产业;“社保稳边”应强化普惠适老型和家庭亲厚型社保;“教育兴边”需关注女性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移民实边”目标可聚焦“新边民”的居留韧性。文章据此构建“产业—社保—教育”复合助推策略,以“产业强边”为主体,以“社保稳边”与“教育兴边”为两翼,介绍各地典型做法与经验,提供方法菜单,以助推边民居留。

中国式现代化网格化管理的“均衡三角”探析

网格化管理在我国已经有20余年历史,但是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绩效导向与民生导向、管理主义与治理主义三对矛盾。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下,网格化管理形成管理、服务与治理的三角结构,三者在共同作用中动态适应。这要求实现以“稳定为基”的管理技术现代化、以“民生为本”的福利模式现代化和以“参与为道”的治理理念现代化。网格三角的提出旨在解释地域差异造成的动态网格类型化问题。“均衡三角”是中国式现代化网格化管理自我适应的理想样态,其路径是在党建引领下实现管理与服务并重,在多元参与下实现服务与治理共促,在结构优化下实现管理与治理协调。

地方政府新质生产力注意力配置与政策工具规划——基于2024年度31个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文本量化分析

政府注意力配置事关政府决策和资源规划,注意力的科学配置和政策工具的合理布局有利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对31个省级政府工作报告的编码量化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对新质生产力的注意力分配呈现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依次递减的格局;不同地区的注意力分配差异较大且在邻近空间上存在一定相似性;在政策工具规划上,地方政府偏好于利用供给型和环境型工具,整体布局呈现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的特征,且工具的运用存在结构上的趋同性和要素上的差异性。在未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强化注意力配置机制,动态调适要素协调组合;发挥地理区位优势,缩小新质生产力发展差异;强化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挖掘新质生产力市场潜力。

兴边富民视角下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以云南省边境少数民族自治县为例

大力发展边境旅游能有效助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兴边富民。从基础条件竞争力、现状发展竞争力、富民竞争力和潜力竞争力四个维度构建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云南省9个边境少数民族自治县县域旅游竞争力进行测度和聚类。结果表明:边境旅游强竞争力县域有河口县、耿马县、金平县;边境旅游较强竞争力县域有澜沧县、孟连县和江城县;边境旅游弱竞争力县域有西盟县、沧源县和贡山县,究其原因是各边境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旅游资源基础和政府扶持政策及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差距。云南省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未来发展应注重改善基础设施,创造开放发展条件;依托少数民族特色,开发人文资源;加强县域间合作,形成联动发展。

基于科研项目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教育现代化背景下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参与科研项目是促进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随机选取S市某医科大学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对科研项目参与情况及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SPSSPRO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目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存在科研项目参与度不高、学生内驱力不足、学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依托科研项目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建议。

习近平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生成基础与践行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于“两个大局”、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应急管理工作全局,围绕新时代应急管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了内涵丰富和体系完整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蕴含着坚持应急管理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坚持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坚持防患未然、坚持依法管理与综合治理等核心要义。这一重要论述植根于习近平长期领导应急管理的深厚经验、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理论和古今中外应急管理的文明精华。新时代新征程尤须从健全应急法治体系、强化专业化队伍建设、加强精准应急管理和推进综合协同治理等方面深入贯彻这一论述,戮力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社会稳定、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持续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高校扶贫模式探析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发展应用——基于云南大学的精准扶贫研究

高等院校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需对其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典型经验做法加以总结提升,以便更好地应用到当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中去。本文对云南大学扶贫实践进行研究,探析高校精准扶贫工作背后的理论机制,并将高校精准扶贫的优秀经验适应性转化,从基层治理能力、帮扶主体、帮扶模式、帮扶路径、帮扶重点五个方面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工作提出建议。

论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时代纠结

内外和谐、形神兼备的学术共同体是现代大学健康发展的重要组织载体。伴随着时代的演进,中国大学学术共同体呈现出与传统迥异的生长样态,既有创新发展,亦少不了困顿纠结。秉持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性,现代大学学术共同体理当成为求同存异、形散神聚、灵活自主的教育学术组织。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大学本性稀释,主体意识薄弱,形神两分;学术生态异化,轻重失衡,本末倒置;精神领地收缩,取向偏颇,重利轻义。未来,倘若以高质量发展作为参照系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大学学术共同体,则必须重拾个体学术信仰,并相应筑牢整体的学术信仰支持系统,同时创设开放多元的学术交流平台。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探索——基于云南省曲靖市Z区“一支队伍管执法”的改革实践

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整合了基层的执法资源和力量,破除了基层执法碎片化的困境。文章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结合理论要义与改革实践搭建“结构—机制—技术”的分析框架,从云南省曲靖市Z区“一支队伍管执法”的改革实践出发,探究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逻辑,以期为未来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整合化、数字化发展提供理论参考。研究发现,改革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遵循,在改革中凭借整合、协同和数字化三重实践逻辑推动基层综合行政执法由碎片化向整体性转变,可以通过整合、协同和数字化三条路径完善基层综合行政执法的体制机制,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云南大学政治学学科简介

云南大学政治学学科建立于1925年,是当时东陆大学最早设立的三个学科之一。民国时期,以浦薛凤、陈复光、林同济、王赣愚、何永佶、曾炳钧、潘大逵、汤鹤逸、纳忠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曾在此执教。东陆大学与中东部高校遥相呼应,共同开启了中国政治学学科构建和发展的时代大幕。历史上,浦薛凤最早编译《政治思想史》并在东陆大学完善及应用其“政治五因素”论,被认为是早期政治学中国化的典范。

政府绩效感知、政治信任与国家认同——基于CSS2021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国家认同是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命运的历史性课题,特别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研究基于CSS2021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政府绩效感知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政治信任在政府绩效感知和国家认同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政府绩效感知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和国家认同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政府治理绩效是政治信任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政治信任对国家认同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政府绩效感知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当中发挥中介效应。基于政府绩效感知对于国家认同构建和政治信任强化的重要作用,政府应该致力于提升治理绩效,为增进国家认同和政治信任提供基础性支撑。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伟大建党精神的学习教育,伟大建党精神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关键组成部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二者目标契合、内容耦合、时机恰切,能够助推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解决当前大学生面临的思想困惑。为推进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要提升教育主渠道引领力,强化协同育人联动性,加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性,增强教育主客体间互动性。

边疆政治学视角下边境县政府守边固边机制研究——以云南省金平县为例

边界是国家主权行使的界限,对边界的管理和维护事关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也构成了国家边境治理的核心任务。从边疆政治学的角度,边境县政府作为边境治理的地方责任主体,边界事务治理和守边固边有赖于边境县政府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以实现管理系统内各边管要素的联结和互动。边境县政府下辖的边境乡镇要结合自身历史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地进行制度创新,构建多元社会力量协同的守边固边机制,并根据边境治理的新诉求创造性地拓宽守边固边内涵。

基于TSC的现代科技驱动政府管理技术演化模型研究

推动政府管理技术进步对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演绎分析、模型构建和系统分析等方法,采用社会—技术系统理论、TOE框架、力场理论和诺兰阶段模型对政府管理技术演化力场、阶段划分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梳理出现代科技驱动下的政府管理技术演化STF模型。研究完成了以下任务:第一,从现代科技发展的角度出发,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府管理技术演化的STF模型;第二,立足于时间-空间-关系,建构了对政府管理技术演化进行衡量的TSC分析维度,认为以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现代科技的融合发展为核心的智慧政府将是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第三,根据政府管理技术发展特征,建立了从低到高的政府管理技术演化发展阶段IDH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将政府管理技术演化分为初步发展、深入发展和高层次发展等三个阶段。

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分析

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为观照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及其特色运用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誓词碑”精神,实质上就是“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的精神,其精神之“魂”就在于“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誓词碑”精神的形成,同时贯穿了“情感塑魂”与“盟誓铸魂”双重逻辑。其中,“情感塑魂”是观礼代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得以建构的关键;“盟誓铸魂”则通过传统盟誓习俗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利用,由此推动了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向云南各民族的“信仰”升华。正是在“自上而下”的认同建构与“自下而上”的认同表达共同推动下,特别是情感型治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利用下,“誓词碑”精神对于促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支撑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从中鲜活展现了基于自身国情与传统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

城市政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优化——整体性治理的分析视角

随着城市日益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和场域,城市民族工作在新时代民族工作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分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新需求、城市社会利益分化的新结构以及城市社会风险治理的新任务,对城市政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城市政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呈现治理的理念、体制与机制的不适应现象,这极大影响了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效能。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需要大力提升城市政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水平,塑造城市政府以“公共性”和“共同性”为导向的治理理念,建构以“整体性”与“协同性”为目标的治理体制机制,打造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支撑的运行平台。

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创新扩散——基于政策文本的“时间—结构—内容”分析

数字政府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引,分析数字政府相关政策文件成为引导数字化改革、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举措。选取数字建设典型案例,运用文本分析与扎根理论方法,研究地方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政策演进逻辑、政策扩散特点及政策焦点转变的议题,结果表明:“时间—结构—内容”分析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地方数字政府的演进路径、政策扩散特点及建设焦点变迁。从时间维度上看,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政策演化逻辑与注意力投入呈现“起伏式”变化;从结构维度上看,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政策扩散向“纵深式”发展;从内容维度上看,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政策焦点由“碎片式”向“平台式”“规范式”过渡。

大学生手机使用的“认知失调”

目的:观察我国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从“行为表现”和“行为后果认知”两个维度分析大学生群体的手机使用情况,进而分析大学生手机使用过程中的认知协调程度。方法:利用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分析法,对我国27个省份的1277名大学生手机使用的认知协调情况进行深入调研,根据“知行和谐关系式”量化验证12种手机使用行为的认知悖离度。结果:12种手机使用行为中的9种认知悖离度较高,存在“知行不一”现象。其中,“使用手机时间过长”、“使用手机出现睡眠问题”和“使用手机导致视力下降”3项行为属于“高行为表现”且是“高危害认知”,认知悖离度分别高达3.127、2.724、2.057。结论:当认知失调时,大学生群体不但验证了认知心理学中的3种调适路径,还“创造”出第四种调适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