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法学院简介

云南大学法学院是在云南大学法律系,云南政法高等专科学校法学系、经济法学系的基础上于1999年6月成立的一所新型学院。 法学院设有三个系,一个法学专业,下设法理教研室、刑法教研室、民法教研室、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经济法教研室、国际法教研室;东陆律师事务所、云法律师事务所、治国律师事务所、正太资产评估事务所、云南大学民族法研究所、云南省法学研究所。

云南大学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大力打造涉外法治研究高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要部署,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迫切任务。云南与南亚东南亚的10多个国家接壤或毗邻,地处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背靠14亿人口的中国大市场,面向23亿人口的南亚东南亚大市场,具有开展面向南亚东南亚涉外法治研究的优越条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日益深入紧密,如何依法对外保障我国的国家利益、海外权益与发展利益,主导和参与制定区域乃至全球治理的法律规则,是我国当前涉外法治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云南大学充分发挥毗邻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服务“一带一路”和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整合学术资源,大力加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涉外法治研究,全力打造涉外法治研究高地。

从毕业生就业状况探讨城市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云南大学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这对城市管理人才的培养和补充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以云南大学为例,分析其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状况,结合该专业学生在就业中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原因,提出改进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路和建议。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创新机制初探——以云南大学为例

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自举办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较多不足,因而法律硕士教育制度的改革、完善和创新已经成为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云南大学作为全国较早且云南省首家开办法律硕士教育的高校,为国家的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其为例,通过对办学经验的总结,反思了法律硕士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路和对策,力争为创新我国法律硕士教育人才培养机制提供借鉴。

实证法学概念笔谈

本刊“实证·数量法学”栏目在上一期刊登了《“实证法学”的概念术语回顾与回归——基于文献的实证法学研究整合路径》。为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个话题,编辑部诚邀对此领域有研究的学者或相关术语的提出者撰写评论或衍生论文。本期展现的三篇文章异常宝贵,四位作者在极短时间内贡献了精彩且极具深度的评论。白建军教授围绕为什么需要实证研究,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实证法学研究立足于具体、实然问题,号召科学、客观地研究法律世界的实际价值。刘建宏教授和余频博士关注实证研究的原意,以弱化概念差异和消除误解为基本出发点,从历史过程寻找术语背后的共识,围绕理论思维、资料素材、定性或定量方法框架,阐明实证研究对四个方面法学问题的意义。程龙副教授围绕实证法学和人工智能法学在方法论与选题上的联系和差异,以二者的不可通约性为前提,论证了人工智能法学的正当性。三篇评论虽然主题各异,但都从方法和问题角度肯定了实证法学的意义,剖析了利用各种资料展开实证研究的价值,回顾和展望了实证法学现在及将来可以及可能取得的成就。

应用型法律人才写作能力培养路径探析--以美国法学院法律写作教育改革为镜鉴

法律写作能力培养对于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塑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的法律写作教育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以专门课程为核心、全方位训练为保障的模式,并通过一系列改革不断进行修正与完善。相比之下,我国的法律写作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今后的改革中应当注意借鉴有益经验,着力培育专门化的法律写作课程及其师资、强化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写作训练以及改进教学方法,以促进法科学生写作水平的有效提升。

从法律人才到法治人才:以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法学教育的思维解读

新时代需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通过法学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法治人才。法学教育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元素,其改革与进步必然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习近平法治思想包含了法治人才培养的思想,其中的法学教育理论全面地、系统地解答了从过去法律人才培养到现今法治人才培养时法学教育思维转变的要点。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法学教育,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大前提下“以德育人”和“以法育人”相结合,以培养出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

云南大学法律系设立马军奖励基金

1993年11月,云南大学法律系与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商定,正式在云南大学法律系设立奖学金、奖教金和助学金。奖励基金由高级律师马军和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捐赠,共计人民币30万元。每年岁末用基金利息约3万元进行奖助。为鼓励社会助学,倡扬重学重教之风,双方一致同意,以奖励基金的主要倡导者马军先生的姓名命名。

云南近代法学教育述评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政治、经济、外交等一系列社会变化导致的大量法律需求,使中国法学教育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云南近代法学教育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云南近代法学教育大致经历从清末以培训候补官员为帝制服务的课吏馆教育到民国时期以近代西方法律体系为主的学院教育的转变,各时期的法学教育为云南乃至全国输送了大批坚守正义、服务社会的杰出法律人才。

云南法学教育之回顾与展望

云南法学教育历经九十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云南法律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旨在回顾以云南大学法学教育为主的云南法学教育之历程,并基于当前法学教育之现状,对云南法学做出展望与畅想。

法学教育中成果导向理念的运用

作为一种新兴教育理论,成果导向理念在促进培养要求明晰化、课程体系结构化及教学方式精细化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在法学教育领域,美国律师协会及各法学院较早开展了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改革,形成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实践经验。我国法学教育应当综合考量域外经验与本国实际,通过建立最终学习成果、对课程及课程体系进行反向设计、对学习成果开展评价评估,推动法学教育的提质增效及范式转换。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民族法学研究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民族法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日趋明显,其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民族法学基本理论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研究、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研究、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研究。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民族法学研究的成果,探讨云南民族法学研究的总体特点、方法和今后的趋势,将对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论大学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的培养

大学的法律教育通过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树立法律信仰,从而培养合格的"法律人",其中,尤以法律思维的培养最为重要。从法律思维内涵及特点分析的角度,探寻教学理念、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在大学法学教育中培养法律思维的具体方法,力求能够通过更好的教学实践,全面提升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从而真正实现法律教育的宗旨。

从劳资对立到相互成就:对抗性劳动法制的反思和变革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法制以“劳资对立”为基础和逻辑,背景是大机器生产时代阶级对立的雇佣关系和中重度体力劳动,我国现行劳动法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社会主义不存在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关系的根本性矛盾,而且公有制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劳动者远超“劳工”范围;普遍的脑力劳动和轻微体力劳动,高度市场化和科技进步条件下的灵活生产、工作,冲击着僵化的劳动法制;随着社会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兴趣志向和事业追求而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中国不存在也不允许出现既得“利益集团”。故应当在此新的历史条件和国情基础上,构建一种劳动者和企业相互成就的和谐劳动关系与包容、柔性的社会主义劳动法制,一体适用于各种经营性的雇佣及劳动合作,劳动事故和失业等风险概由社会保险暨社会承担以解决个别企业经营及市场竞争的后顾之忧。

案件溢出事实对法院裁判形成过程的影响

准确把握与合理运用案件溢出事实,对于案件定量裁判的公正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以民事纠纷中的彩礼案为例,我国已形成案件溢出事实运用的规范主义的三种进路。然而,这些规范主义进路存在难以对溢出事实作出穷尽规定,难以量化把握溢出事实的运用,以及已有的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尚有矛盾或欠严谨等主要问题。因而在案件的定量裁判中,裁判者对溢出事实的判断和运用仍需遵循实践主义逻辑,要基于个案溢出事实与主要事实的内在联系,从情理角度对案件的溢出事实加以衡量,并以可靠性作为判断和运用案件溢出事实的前提。运用案件溢出事实作出的定量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证成,需以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存在最低限度的可接受性为前提。

数字金融法律监管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正逐渐成为各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数字金融所含技术的复杂性和先进性,加上法律规则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数字金融技术革新所致的跨界经营和协同创新必然带来安全挑战,对数字金融的监管难度日益增加。有鉴于此,需通过优化科学有效的法律规则来指引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监管规则、明确监管主体、划定监管权责、落实行业自律监管、充分发挥综合监管职能,破解数字金融监管难题。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法律关系与功能定位

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在法律上的定位对于合规案件办理的合法、合理意义重大。从规范上看,第三方组织应作为独立监管人协助检察机关工作;实践考察发现,第三方机制中检察主导显著,第三方组织工作方式多样,检察听证的适用突出,同时强调对第三方组织的监督。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涉案企业和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的法律关系决定着其功能定位。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具有受托性、独立性的特征;其与涉案企业的关系又可表述为平等性、非强制性。管委会承担着对第三方组织的宏观管理职能。据此,第三方组织应在功能上确定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其出具的合规考察报告是第三方机制的核心,应定位为专门性报告。有鉴于此,应当参照鉴定人与鉴定意见对第三方组织及其合规考察报告予以规制,同时,注意对涉案企业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