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与中国故事——访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教授

凯瑞·布朗是享誉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2019年1月,凯瑞·布朗在访谈中谈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以及中国故事的理解。他主张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基础,植根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解中国故事,分析中国政治与全球秩序。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植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一部成功的中国故事,就是具有积极愿景的未来的故事,是一个信仰团体的故事,是道德正义的故事;只有植根中国历史与文化,才可以理解并解决中西方的“幻象冲突”问题。

口述史在国内外护理领域的应用进展

口述史(oral history)亦称口述历史,是一种将“看”与“听”融合,采用一定的工具,通过访谈和收集实物等方式获取人们的记忆、感受和经验,分析对历史有意义的内容,丰富历史内涵的史学研究方法[1]。口述史不仅是个人生平阅历、历史经验和感情世界的记录,也是一定时期历史事件的生动记录[2]。在护理史研究中,口述史既能弥补历史断层,也可补充或重现文献史料[3]。同时,作为一种动态的历史教育方法,口述史能在护理发展与社会文明进程的互动中,激发护士对护理的觉醒与思考,让其深刻地认识护理专业的底蕴与价值,凝聚与塑造护士的职业认同,提升人文关怀的素养[4]。本文通过对口述史的起源和发展、特点与优势、实施步骤及其在护理领域的应用进行综述,旨在强化护理研究者对口述史的认识,以期为我国开展护理口述史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强度与相对贫困治理——基于三次分配的视角

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量化了再分配过程中居民获得的社会福利和第三次分配中的其他转移性净收入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并测度了可支配收入形成后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所需的额外福利强度。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为相对贫困线的分析结果表明,再分配确实降低了居民收入的相对贫困率,全国社会福利减贫效应达到15.81%;再分配改变了相对贫困率最低省份的分布格局,但未改变相对贫困率最高省份的分布格局,也未改变相对贫困程度东、中、西依次递增的区域分布模式。居民实际获得的社会福利强度及其减贫效应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特征,社会福利一定程度的错配影响了其整体减贫效应;第三次分配在减少相对贫困方面的作用有很大提升空间,地区差异不大;中国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所需的平均额外福利强度为2.07%,表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增的特征。

数字金融、供应链融资模式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揭示数字金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影响“黑箱”,全方位优化我国数字金融发展路径,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展开探索性案例研究。通过对我国52名上市公司管理者和领域专家学者的访谈数据进行质性编码,揭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和观测结构及维度;同时,利用Python对我国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年报文本进行数据挖掘,通过组态检验进一步挖掘数字金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高绩效实现方案。结果显示:(1)数字金融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是实现这一目标过程的重要维度与前进动力,且只有当数字金融覆盖范围扩及产业链尾端环节才能充分发挥其效应;(2)数字金融赋能促使供应链融资模式进一步变革创新,通过为更多尾端企业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融资组合方案促进产业协同发展;(3)从数字金融视角,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高绩效方案包括基于数智供应链融资模式和互联网供应链金融模式。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完善产业数字金融顶层设计和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导作用。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ETS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选取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行业样本数据,利用双重差分和最近邻匹配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将ETS试点政策划分为五个时期,探究中国ETS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结果表明:ETS试点政策各阶段均能显著降低试点省份行业碳排放,但各阶段减排效应差异较大。试点政策发布初期,总量管制通过降低配额供给,提高企业合规成本和对碳排放权的需求,倒逼高碳排企业主动减排;试点政策实施后期,总量管制的冲击效应减弱,碳交易的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董事会对英国公司治理的影响

英国公司治理的成效取决于多种因素,了解英国董事会在改善管理者与股权持有人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发挥的作用,对国内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和董事会决策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具有现实参考意义。随着公司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内的快速崛起和扩张,公司治理在当今时代变得尤为重要。英国公司治理的成效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股权结构、股东身份或董事会的运作,人们也越来越关注治理机制和董事会决策的影响。

死亡素养:安宁缓和医疗的新公共卫生视角

基于新公共卫生视角,对死亡素养的概念起源与内涵、评估工具、养成方式、发展前景进行探讨。死亡素养的提高,有助于生命末期与死亡相关的沟通与实践在社区中常态化,帮助社区为生命末期的照护做好准备。死亡素养在我国的发展需基于社会文化情境,进一步拓展其文化内涵,开发适用于我国的死亡素养评估量表,并注重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养成与实践。此外,构建符合我国文化环境的社会和公共卫生干预,如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死亡咖啡馆和在线死亡教育,以促进死亡素养在社会层面上的养成,帮助社区更好地应对临终与死亡相关的沟通、决策和行动。

水下旋翼式平台近水底扰动定深控制方法研究

针对水下旋翼式平台在近水底工作时的时变非线性干扰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干扰观测器的动态面控制器以实现水下旋翼式平台的近水底定深控制。首先,采用水下航行器建模理论并结合牛顿欧拉方法建立水下旋翼式平台的运动学和动力学模型;然后,采用动态面控制方法处理系统的非线性特性,引入一阶滤波器对虚拟控制律进行滤波,以此来代替复杂的微分运算,同时,通过非线性干扰观测器对系统内外部总扰动进行观测估计,并通过李雅普诺夫理论证明系统的稳定性;通过仿真实验验证所设计控制策略在白噪声模拟的随机干扰和参数不确定条件下的有效性;最后,设计开发实验样机,并在不同期望深度的近水底开展定深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水底反冲击力的作用下,相比动态面控制和串级PID控制,采用所设计的控制策略,平台姿态通道和深度通道的控制精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说明所提出的控制方法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可有效解决近水底扰动问题。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运动恐惧的评估与干预研究进展

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运动恐惧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评估工具、干预方法进行综述,旨在提高临床护理人员的重视程度,及时发现患者运动恐惧现象,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指导临床工作,降低患者运动恐惧水平,促进患者运动行为,从而提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疾病预后。

重思数字素养: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教育

数字教育倡导者日益认识到青少年需要获得数字媒介素养,但这一理念往往被工具化地看待,缺乏系统全面的实施。本文指出,应超越数字媒介为年轻人带来风险和机遇的二元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狭隘的数字技能和网络安全观念。应采取更广泛和批判性的方法,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数字媒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成熟的媒介教育概念框架和教学策略可以并应该扩展,以应对数字和社交媒体带来的新挑战。

家族企业两权分离与跨国并购——基于“掏空”行为视角的机制解释

控股家族将企业资产和利润转移,致使企业自身被“掏空”,使得家族企业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发生利益冲突。以此为切入点,本文利用2003—2019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在两权分离条件下实施的跨国并购是否具有更强的“掏空”性质,以更深入理解近年家族企业日益活跃的跨国并购活动以及引发的一系列违规行为。研究结果显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高,家族企业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大。进一步,本文利用双重和三重差分模型证实,在两权分离条件下,家族企业实施跨国并购后,控股股东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现象更加严重,即两权分离加剧了跨国并购的“掏空”行为。本文结论有助于从内部治理结构的视角识别家族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背后”动机,为政府有效监管家族企业海外投资并实现“高质量”走出去战略提供政策启示。

反垄断法视域下数字平台监管者身份批判

数字平台本是被监管的对象,如何成了“监管者”?一些国外竞争法司法辖区为了更有效地规制数字平台的反竞争行为,提出了数字平台作为“监管者”这一概念,认为数字平台企业能够利用其制定平台规则的权力来实施限制或排除竞争的行为,从而使其在自身商业生态系统中充当了“监管者”的角色。尽管这一概念在我国尚未被正式提出,但已有相关规定体现了类似的思路。实际上,这一概念是“新瓶装旧酒”。首先,数字平台的“监管权力”确实不同于“市场力量”或“市场支配地位”,但由此产生的反竞争行为与“市场力量”引发的常规滥用行为存在竞合。现有的反垄断理论框架和损害理论已经能够充分涵盖数字平台“监管权力”所可能导致的反竞争效果,无需另设新的概念来处理这些问题。其次,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处理具有“(类)监管权力”的经营者所实施的滥用行为方面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无论是在传统行业还是在新兴的数字经济领域,我国的反垄断执法者和司法者都已经积累了大量案例和裁决。因此,数字平台作为“监管者”这一概念,虽然看似新颖,但其实并不具备引入的必要性。在当前的法律适用和政策环境下,创造一个新的概念反而可能导致混淆和不必要的复杂化。

乡村振兴战略下三农投入、人口回流与农村消费扩容升级——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为检验三农投入、人口回流、农村居民消费扩容升级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检验了三农投入对农村居民消费规模、消费结构的影响与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了人口回流在三农投入与农村居民消费扩容升级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三农投入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消费规模,并优化消费结构;三农投入能明显拉动农村人口回流;人口回流的中介作用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西部地区的人口回流并没有对农村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发挥显著的带动作用。据此,建议持续加大三农投入以带动农村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强化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以扩展农村居民资金渠道,提高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水平促进人口回流。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发展层次把新型城镇化划分为“城镇可持续发展”“城镇体系优化”“城乡一体化”三个子系统,运用耦合协调和灰色关联度模型研究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2010—2021年间,广东省新型城镇化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三个子系统的变化态势不尽相同,城镇可持续发展指数最高,城镇体系优化指数最低;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促进趋势,珠三角地区属于中度协调类型,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在中度失调和基本协调之间交替波动。驱动因素按影响程度从强到弱排序依次为政府调控、经济基础、投资拉动、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最后,从强化顶层设计、制定差异化发展规划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对辽宁人均GDP的影响研究

辽宁是我国老牌的工业大省,也是东北地区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非常不错的经济大省,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辽宁面临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包括技术创新、教育水平和研发投入)对辽宁人均GDP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教育水平和研发投入均显著促进了辽宁人均GDP的增长。表明提升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支持技术创新和增加研发投入,辽宁能够增强经济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繁荣与发展。

我国分娩镇痛试点医院的组织保障现状研究

目的分析我国分娩镇痛试点医院的组织保障现状,为进一步推进分娩镇痛工作相关政策提供客观依据。方法收集912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的政策保障与试点组织实施情况、医院内分娩镇痛管理服务人才队伍配置情况、医护人员绩效分配与激励政策支持情况、分娩镇痛工作专项收费情况4方面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试点医院组织保障的经验和不足。结果存在麻醉科和产科医护人员短缺、分娩镇痛工作绩效分配不明确、分娩镇痛收费标准尚未确立、分娩镇痛未纳入医保报销等问题。结论建议探索分娩镇痛转岗培训,加强分娩镇痛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产科多学科协作团队;建立合理的绩效分配政策,调动相关科室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明确分娩镇痛收费标准,落实医保报销,减轻孕产妇经济负担。

反托拉斯法的实施盲区:美国竞争政策重大扩张面临的挑战

2016年6月,时值美国总统竞选进入最后一个月,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出席了华盛顿特区某智库召开的一次会议,并就美国市场的状况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报告。“在当今的美国”,她说,“竞争正在消亡。并购和集中在各个行业中层出不穷。集中威胁着我们的市场,威胁着我们的经济,威胁着我们的民主。”

我国孕产妇分娩镇痛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分析我国孕产妇分娩镇痛选择意愿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方法通过问卷星对选择分娩镇痛的试点医院孕产妇分娩意愿进行网络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logistic回归分析以及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孕产妇了解分娩镇痛的途径主要是住院后医护人员介绍、亲朋好友推荐、网络信息渠道。96%的孕产妇表示下次分娩依然选择分娩镇痛,主要原因是减轻分娩疼痛和分娩恐惧。4%的孕产妇不选择的原因是不了解、安全性担忧、疼痛缓解效果欠佳。未发现家庭居住地、月收入、医疗付费方式、医院试点前后对孕产妇是否选择分娩镇痛具有影响。结论我国孕产妇分娩镇痛的选择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可能与宣传普及力度不够以及未能完全满足孕产妇的无痛需求有关。建议采用多途径宣传,在提高全民镇痛认知度的同时统一分娩镇痛工作流程,提高分娩镇痛率。

我国孕产妇分娩镇痛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孕产妇对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满意度情况,探讨影响孕产妇总体满意度的因素。方法以全国912家试点医院内的孕产妇患者作为调查对象,发放网络问卷,对总体满意度进行二分类变量转换,采用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析孕产妇分娩镇痛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孕产妇的社会经济学特征中,职业、家庭月收入、医疗付费方式对孕产妇分娩镇痛的满意度有显著性影响,而家庭居住地、文化程度、地区对孕产妇分娩镇痛满意度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家庭月收入越高,医疗付费方式报销比例越高,孕产妇总体满意度越高;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孕产妇总体满意度更高。结论全国分娩镇痛试点医院中,许多医院未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支付范畴,影响了孕产妇的总体满意度。建议落实医保报销政策,完善孕产妇医疗付费方式;加强对分娩镇痛的宣传普及力度,提高孕产妇分娩镇痛认知水平,进而提高孕产妇分娩镇痛的总体满意度。

我国医院分娩镇痛政策试点运行现状研究

目的调查全国912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运行过程中内部管理制度、医护人员规范化培训、对外示范带动和孕产妇及家属宣传教育工作的现状。方法采取整群抽样方法,根据各试点医院在分娩镇痛数据平台报送的数据,对试点运行部分进行描述统计及差异分析,并根据各省份分娩镇痛自评报告对试点运行现状进行补充说明。结果95.61%的试点医院已建立质量控制制度,85.86%的试点医院对业务流程与技术规范进行考核,94.52%的试点医院各科室工作协同程度较好。平均每家医院专项培训医护人员220人,带动周围3家非试点医院开展分娩镇痛工作,通过医疗联合体、专科联盟、远程医疗等指导分娩镇痛132例。孕产妇及家属宣教主要的工作形式为制作宣传册和开办孕妇学校。试点运行各指标总体上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结论试点医院内部管理状况较好,但对内考核工作与对外辐射能力有待加强;综合医院医护人员的规范化培训和孕产妇及家属的宣教工作有待加强;试点推广过程中应重视地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