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汉字文化资源创新课程思政教学——以信阳师范大学古代汉语课程为例

古代汉语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课程,其通论部分知识点多,理论性强,教学难度较大。本研究以通论中“六书和汉字的形体结构”一节为例,在教学内容中恰当地融入汉字文化资源,探索知识传授与传统文化结合的路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实现了全过程育人的思政目标。

回忆录写作与新时期沈从文文学史形象建构

新时期以来,学界陆续发表、出版了二百余篇有关沈从文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新时期沈从文历史形象的构建过程,而且与新时期的文学生态形成了复杂的历史纠缠。通过对沈从文回忆录的爬梳考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沈从文回忆录发表、出版的整体情况,还原沈从文历史形象的建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沈从文形象,而且试图探讨由此反映出来的新时期文学场域的历史复杂性。

新时代教育家精神融入师范生培养: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实施路径

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是对教育家教育品质与能力的高度凝练与升华,是教师队伍建设的理论向导与精神支撑。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继承,又体现着新时代对教育的现实诉求,其产生有着文化依据、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其蕴含的六个方面对于师范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然而,师范生在认知、情感、实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给新时代教育家精神融入师范生培养带来了现实挑战,要将教育家精神真正融入师范生的培养,需要从问题入手,强化认同接纳,提升师范生主体自觉;加强情感联结,激活师范生内在动力;完善培养机制,保障师范生专业成长。

中华民族观视域下马加的抗战文学书写

满族作家马加很早就投身到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中。在马加现代时期的创作中,抗战书写是其文学创作的重心。纵观马加的抗战书写,中华民族观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总体上看,反帝抗战是马加抗战书写的重心,这揭示出马加在民族国家危难时具有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在抗战书写中,阶级特性是其中的显著特色之一,这是马加接受中华民族观的重要视域;同时,抗战书写还与现代乡村革命密切结合,由此显示出马加对中华民族新进程中乡村变革作用的深切体悟。

信阳博物馆藏青铜器铭文考述

信阳博物馆藏青铜器绝大部分来自考古发掘品,其中带有铭文青铜器共89件,我们对其铭文做了信息采集,并对这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进行了多视角的拍照,已经完成85件。其中小部分铭文释读存疑,部分辨识困难,一部分铭文的词义需要深入探究。把这些铭文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可以补充传世文献记录之缺失,订正后世文献记载和今人关于方国历史地理考证之谬误。

论姚雪垠文学道路的“故乡”与“他乡”之旅

在姚雪垠的人生成长过程中,开封、南阳等河南历史文化名城均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些足迹与姚雪垠走过的文学道路密不可分,开封是青年时代的姚雪垠求学与办刊之地,南阳为姚雪垠打造了一系列具有文化工程意义的项目。在当代河南文学作家作品经典化序列中,姚雪垠不仅重视传世作品的创作,而且重视文化名人的自我建设工作。从河南出发的姚雪垠并未把文学创作与交往活动局限于“故乡”之内,而是通过作品的译介出版走向了“他乡”,在世界舞台上传播着中国作家的声音。

专业课程思政内容优化的特点和方法——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思政教学为例

专业课程思政内容是有差异性的,但它们思政内容优化的特点和方法是有共同性的。掌握专业课程思政内容优化的特点与方法,对提升课堂思政教学成效、促进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古代汉语课程思政教学为例,该课程思政内容要实现优化,不仅需要把握其融合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效性等特点,还要掌握适当的方法,即从专业知识中提炼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时政材料中提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

明代“书陶”艺术的传承与流变

历代书家以陶渊明诗文为题材的书法艺术蔚为大观,明代书家接续宋元以来的陶渊明主题书写,并将其发扬光大。明代初期“书陶”艺术总体上受台阁书风影响,书体以楷、隶为主,书风古雅静穆;明代中期“书陶”艺术以吴中书家为代表,彰显潇洒飘逸的文人气息;晚明“书陶”之风受心学思潮影响,彰显鲜明的个性。结合具体书家的书陶艺术作品,通过对明代“书陶”艺术历史的纵向梳理,可见其演进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色,亦可见陶渊明在书法领域的跨界影响。

“他年”类词语语义表达的历时演变及其动因

考察发现,现代汉语中“他年”类词语已经失去了表达过去时间的功能,仅能用来表达将来时间。现有的一些工具书在相关词条的释义上并未严格区分这类词语在共时层面上所显现出来的变化,导致在释义上出现了一些偏差。从历时层面看,这类词语早期兼有表达过去时间和将来时间两种用法,隋唐五代之后逐渐向表达将来时间倾斜,到清代这一类词语的语义调整已基本完成。促使这类词语语义表达调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内因主要是这类词语自身就蕴含着“将来”的语义特征,在叙述者视角转换以及白话通俗文学作品的传播推广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共同促成了这类词语的语义调整。

瑶族服饰的艺术特色及文化底蕴

瑶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瑶族服饰色彩鲜艳、纹饰精美、款式丰富、面料独特。瑶族人民以服饰为载体展现自身文化内涵,瑶族服饰中传达的历史变迁、文化图腾、精神追求、审美理念、生产方式等元素,成为世人了解瑶族文化底蕴的重要途径。介绍了瑶族服饰的艺术特色,分析了瑶族服饰文化的成因和文化底蕴,以推动瑶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儒学教育与清末民初中国台湾文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意识

清末民初中国台湾文人接受了系统性儒学教育,通过学宫、书院、乡学、家学等途径,熟读儒家经典,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乙未割台之际,中国台湾文人在忠君爱国、华夷之辨、经世致用等观念的影响下,积极投身抗日保台运动,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爱国精神。中国台湾沦为殖民地之后,受儒学教育影响的中国台湾文人,满怀中华文化认同意识,仍然坚持文化抗争,抵制殖民同化,为中华文化在台赓续付出了诸多努力。

上海时期鲁迅对非洲题材电影的凝思

在百年中国鲁迅研究史上,除了“政治鲁迅”和“革命鲁迅”之外,日常生活视野也是鲁迅研究的重要维度之一。上海时期,鲁迅曾经观看了探险类、爱情类、历史类等不同非洲题材电影,这不仅能够有效缓解鲁迅的精神压力,为个人文学创作提供素材,也可以满足他对神秘原始非洲的想象,具有重要的启蒙教育意义。一方面,鲁迅借此深度思考好莱坞电影在视觉文化、传播媒介、艺术价值等诸多方面的内在逻辑,紧密结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发展状况,试图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电影工业迅速发展的秘密;另一方面,鲁迅尝试借助非洲题材电影来辩证审视“文明”与“愚昧”之间的复杂纠葛,之后,他大声疾呼提倡野性,祛除家畜性和奴性,希望重塑现代国民的精神品格,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国演义》“倚夜”结纂的叙事效果及其意蕴

《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一部掩映在夜色中的政治史、军事史。罗贯中不仅通过战争、谋议的“夜间化”,增强政治、军事中波诡云谲的戏剧效果;而且以灯烛、火把等光源实现场景或人物的聚焦,强化叙事场景或人物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借助星、月等“闲笔”烘托氛围,从而赋予小说叙事盎然的诗意情调。此外,《三国演义》还有意识地借助秋夜、冷月等自然界中带有“寒意”的事物,或是通过“占星”与“夜梦”等命定式悲剧色彩的小说叙述,或是以“互涉”的形式把小说文本引入悠远的历史语境,从而赋予小说叙事苍凉的历史情韵与厚重的文化底蕴。

后现代主义视域下戏仿美学在中国电影中的实践与美学呈现

戏仿,作为最早的艺术语言之一,是艺术创作中集模仿、戏谑、讽刺、创新、解构等功能为一体的独特手法。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戏仿已经突破了和原文本的“依存”关系,成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其对传统的颠覆、对权威的不屑、对主流价值体系的解构、对多元世界的建构和呈现等展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性,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戏仿手法也在中国电影中逐渐兴盛,得到广泛运用。从香港地区到内地,从文本人物到情节视听,从外部形态到思想表达,通过戏仿,中国电影实现了“无厘头”喜剧、“黑色电影”等特色类型的构建与发展,戏仿更成为“元电影”文本的创作利器。在文本间“模仿”“拼贴”“反叛”的互文中,中国电影的表达也向反传统、反权威、多元化、去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方向更进了一步。

时间词“向后”的词汇化及其历时发展考察

“向后”在近代汉语中既可以用作介词短语,也可以用作表示“后来,将来”义的时间词。从源头上看,“向后”的时间词用法是由介词短语演化而来的,但是此种用法并未延续到现代汉语中,而是在明代之后就逐渐走向了衰落,目前现代汉语使用该词时除个别方言点还有遗留外,在共同语中已经消亡。从历时发展来看,时间词“向后”的衰落与其时间义不够突出、在组配时受到较多的限制以及时间系统内部同功能词语的竞争有关。在动态调整中,“向后”逐渐舍弃了时间词的用法,而仅保留了其优势的介词短语用法。

“杖”“柄(棅)”与“执持”类动词组合的词义共变考察

“杖、柄(棅)”本是单纯表示器物的名词,与“执、持、握、掌、攬(揽)”等动词搭配后,两组词语在词义上发生变化并逐渐抽象化。从传统引申理论对这种词义演变进行解释,显然缺乏充分理据,而从词义共变角度出发,在“杖、柄(棅)”与“执、持、握、掌、攬(揽)”等组合的特定语境中对两组词语进行考察,并借助隐喻认知理论对这种词义演变的发生机制进行合理解释,恰恰能够弥补传统引申理论对此研究的不足。

周大新《伏牛》悲剧中的时代困境

《伏牛》是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作者周大新采用双线叙事,讲述牛湾村青年周照进、西兰和“哑女”荞荞三人之间情感纠葛的故事,以人和牛不同生活世界的对比,揭示三人人生悲剧的时代根源。他们的悲剧是时代悲剧、家庭悲剧,也是人性的悲剧。作者借《伏牛》悲剧的多重性,预见性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即将带给传统乡土社会的全方位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乡村基层治理体制的不完善,新旧婚恋观念更替的不彻底,乡土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人性之“恶”等方面,在今天依然具有反思价值。

“生活·实践”教育视域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现实挑战与纾解策略

“生活·实践”教育是以生活为内容,实践为方式的教育,主要包括生活即学习、生命即成长、生存即共进等六大原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种实施途径,注重培养学生的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和创造力。家校社协同育人在实施过程中,主要面临的现实挑战有:沟通机制不健全;注重“智育”单方面的发展,学生生活呈封闭性特点;协作意识不强,家校社地位失调。在“生活·实践”教育视域下,家校社协同育人存在的现实挑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纾解:健全沟通机制;加强学生与生活的联系,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建设提质增效的家校社合作机制。

刘震云《一日三秋》中的“笑话”艺术

《一日三秋》基于现实生活的“笑话”本相,构建了一个纷繁复杂的笑话世界。《一日三秋》的艺术魅力不仅体现在刘震云钟情笑话背后深意,赋予笑话更为丰富的内涵,实现小说中笑话的艺术化表达,而且体现在以笑话为内核来构造小说,打通人间、梦境和鬼界,使之始终围绕着人物的生命轨迹将生活中难以言说的内容通透地表达出来。这一切可归结于刘震云对笑中含泪的审美追求,对民间立场的自觉坚守,以及对“理”的执着追寻。

中小学教师专业伦理问责制:价值、困境及破解

加强教师专业伦理问责制建设,是治理中小学教师职业不端行为的重要举措。它的价值意蕴在于,教师专业伦理问责制是对传统教师问责异化现象的有效回应,也是与教师专业实践具有极强耦合性的治理措施。目前,我国教师专业伦理问责制还存在着问责主体多元协同共治实效欠佳、常态化问责以及惩戒力度不够等缺憾,在加快建设新时代教师专业伦理的战略背景下,应完善问责的多元协同机制、常态化法制化的问责机制,并把握好问责惩戒力度,以推进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伦理问责制不断走向公平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