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献看《尚书》的篇名与序次

《尚书》各篇定名与序次的规律,可借由清华简中"书"类文献原始文本的外部信息重新进行总结与归纳。"书"类文献篇题的拟定,大致不与"书"的作成同时,可能是出于流传过程中区分篇目的需要,由后来的整理者或藏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所添加。后人对"书"篇进行命名的方式,至少有"摘字命篇"、"因人命篇"、"因事命篇"三种。而这种定名的随意性,就导致了《尚书》中常见的同篇异名现象。"书"类文献篇目间的序次,一般而言遵循的是时代先后的原则。但清华简中与伊尹有关的三篇竹书编连在一起的现象,说明还有以人物为中心的编次原则的存在。此外清华简的编联方式以及篇题的书写位置等信息,也有助于思考《尚书》中《顾命》《康王之诰》以及《康诰》《酒诰》《梓材》等组的分合问题。

试论新出“语”类文献的史学价值——借鉴史料批判研究模式的讨论

新出楚竹书"语"类文献,既为文献史料稀缺的先秦史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又由于其本身主题、人物、事件等重见叠出的现象需要进行考辨的工作。作为一种独特的史书体类,"语"类文献是当时流传的存故实、寓劝诫和助游谈的材料。一方面以作史素材被成文史书如《左传》等所吸收,另一方面以助游谈的材料为诸子书所吸纳。近年来盛行的史料批判研究,可以作为考量"语"类文献史学价值的一个重要准则。通过探求"语"类文献的构造与执笔意图,对于去除附着于其上的"再回忆"与"再创造"等因素的影响有积极的作用。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将"语"类文献的史学价值简要归纳为对先秦文献史料"真""伪"的审慎认知、对春秋战国史学著述的发展具体了解、对先秦学术思想面貌的整体把握及对其记述的先秦史事的批判认识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出土秦文字与政区地理研究举例

出土秦文字资料对研究秦代政区地理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订正传世史书地名的脱衍与文字讹误、补充传世史书在郡县设置方面的记载缺漏、纠正秦郡始置与析置及其郡境变化研究中的疏误、如何避免误用出土地理资料等方面对出土秦文字资料的价值进行举例说明，并提出了新的研究意见。

曾、楚、周关系的新认识——随州枣树林墓地M169出土编钟铭文的初步研究

随州枣树林墓地M169新近出土的编钟铭文,是一篇重要的春秋史料。其内容涉及曾、楚、周之间的关系,给我们带来许多新信息和新认识。本文对铭文的关键字词、铭辞主旨、主要人物及其关系,以及制作年代等,做了详细的考释和讨论,以期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史料价值。

出土戰國秦漢四古本《老子》文字研究綜述

本文讨论的出土四古本《老子》是指郭店楚简本、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及北大汉简本。我们先扼要介绍诸版本的基本情况，再从文字学角度以举例的形式撮述学界重要的研究成果，最後列出相关的一些参考论着。

據出土文獻説“懸諸日月而不刊”及相關問題

今日尚常用之成語'懸諸日月而不刊',一般解釋作'和日月一同懸掛在天空,永不磨滅'之類。此語出自西漢末揚雄《答劉歆書》,可追溯到《管子·白心》'縣乎日月無已也'。'縣(懸)'如字解非其原意。從秦漢出土文獻的字形、用字習慣和有關辭例來看,'縣'原本應解作緜延之'緜(綿)'。'緜'字本自'縣'字分化而來,兩字在漢代曾長期共用某些字形而未徹底分化開;東漢碑刻中有'緜之日月,與金石存'(婁壽碑),'功綿日月,名勒管弦'(帝堯碑)等辭例,與'縣(緜)諸日月'可相印證。古書校勘中的'縣''緜(綿)'糾葛問題,王念孫多已指出;今據本文的分析,還可進一步揭示出更多先秦古書和漢代簡帛中一些應讀爲'緜'的'縣'字,糾正舊説之誤。

出土文献与古书形近讹误字校订

学者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由来已久,有成功,也有失误。对那些失误的案例,虽已有学者注意,但目前学界仍没人作较为全面的总结。我们从出土文献自身的讹误、时代地域性差异、文字考释成果的可靠性、通假字、偏旁义近通用字、用字书写习惯、不明词义误校、重视语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对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出土文獻所見秦漢“多筆數字”

古人爲了防止數字的訛誤或作僞,發明了多筆數字。先秦秦漢出土文獻中,保留了大量多筆數字的實例。通過對相關例證的分析可知,多筆數字在先秦時代即已萌芽;秦漢時代的使用範圍逐漸擴大,但尚未建立一套普遍認同且行之有效的多筆數字系統;這一數字系統大約在兩晋南北朝時期逐漸完備,唐代時已廣泛應用。隨着文字書寫載體的改變,原來依附於簡牘的刻齒制度不能繼續使用,這也客觀上促進了多筆數字的普及。

籾山明著《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形態·制度·社会—》評介

2015年12月,創文社出版了現任東洋文庫研究員的籾山明先生的新作。這是繼《中國古代訴訟制度の研究》(京都大學出版会,2006)之後,作者的又一部力作。該書彙集了作者1995年至2014年二十年間發表的十一篇論文(二篇付篇的初刊時間則更早)。

出土傅世文獻所見鄭國婚姻關係探討

據《史記·鄭世家》記載,鄭桓公友是周厲王的少子,周宣王的庶弟。宣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後鄭桓公聽從了太史伯的意見,向王請求,東徙其民於洛東,再加上虢、鄶獻的十邑,鄭國就此安定了下來。[1]鄭國在西周晚期和東周早期對王室貢獻較大,故周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2]本文擬通過對傳世文獻的記載分析,結合出土有銘銅器材料。

尖足布币铸造地及相关问题研究

尖足布币是流通于战国早中期的赵国铸币,学界对部分尖足布币铸造地的地望考订尚有分歧。结合史书记载与出土战国文字资料,我们认为战国中期秦惠文王侵夺魏国上郡地之后,始与赵国在今陕北地区正面交锋;魏国上郡的北界止于今无定河一带,肤施等地原为魏地,后被秦、赵所据;结合张家山汉简《秩律》等资料可以判断,"平州"尖足布币的铸造地在今陕西米脂县,"平州、中阳、襄城"尖足布币、"言阳"直刀币、"干关"方足小布等都是赵国占据陕北地区之后的铸币,时间上不早于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的公元前306年;实行大、小二等制的尖足布币"虑虒"的铸造地仍以定在今山西五台县境为妥。

上郡“龟兹”考论——以直道史研究为视角

在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竞争中,龟兹曾经表现出突出的作用。在大国夹缝之中,龟兹贵族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下,往往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龟兹文化面貌因汉文化的熏陶而改观,但也依然坚持自有的文化个性。上郡置"龟兹",是目前所见用西域国名命名汉地县的唯一一例,在地名学史上成为值得重视的信息。以"属国"形式控制"降附"龟兹人,也是考察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应予关注的重要现象。上郡龟兹"有盐官",盐运可能利用的是秦始皇直道。研究秦直道在汉代的交通功能,有必要说明上郡"龟兹"存在的意义。

交错视界中的中外交通--饶宗颐与中外交流史研究

中外交流史是饶宗颐的重要研究领域。饶宗颐注意将"异邦古史资料"引入到古史研究之中,将其作为"五重证据法"的重要一环,并藉此研究中外文化的各自特点以及早期接触。饶宗颐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在于:较早着手"沙漠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发生阶段的研究,即所谓"汉前丝绸之路"的研究;首先明确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在"西南丝绸之路"方面也有重要拓展。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化互动关系,也是饶宗颐长期关注的领域。饶宗颐在研治中外交流史的过程中,注意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的梳理,强调时、空、人的综合考察,以其宏阔的视野、广博的学识开辟出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其治学特点与研究方法有待我们总结与借鉴。

浅析海昏侯墓出土的两件先秦青铜礼器

江西南昌海昏侯国考古发现是近年一项重大考古成果,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本文特意选取了其中的尊缶和提梁卣进行研究,认为尊缶应为战国中期左右的器物,其珍异之处是有十二棱,将器身和器盖等分为十二面,极为罕见。结合赛克勒氏所藏十棱壶及相关著录信息,作者认为此前见于著录的某些八棱壶也应该更正为十棱壶。关于提梁卣,作者认为属西周早期早段。这件卣的纹饰极具特色,腹部带歧羽的大鸟纹十分华丽,圈足上的双兽首的夔纹也属罕见,作者将其与一件新近发表的装饰大鸟纹的青铜尊进行了综合研究,还结合甲骨文和金文讨论了卣上的"子畯父乙"铭文,阐释了"畯"的相关问题。或许限于篇幅,作者没有在文章中配置相关器物图,也没有能够结合其他汉代高等级墓葬的出土器物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

“忠孝”与“孝忠”:中国道德史的考察

"忠"和"孝"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双轨,长期发生重要的社会伦理承载作用。自秦汉帝制政体形成之后,"忠"成为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而"孝"与"忠"的结合,得到"移孝作忠""以孝事君"的解说。"忠孝"一体的道德宣传及社会不同层面程度有异的认同,成为中国思想史中影响久远的文化现象。"忠孝"和"孝忠"是古代文献遗存中的两种表述形式。在中国传统道德的主流形态中,"忠"通常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而所谓"移孝于忠"与"求忠出孝",又体现出"忠"和"孝"的特殊关系。

《周礼》大宰九式研究

《周礼》大宰九式是规范国家财政支出的法律规范。国家的各项财务支出,都要遵照相应的"式"或"式法"执行,年终财务审计也以式法为依据进行考核。式有规范、方法之义,但《周礼》中的"式"或者说"式法",具有很强的法律规范的性质,对后世影响不小。出土秦简和汉简中都有《效律》,是秦汉国家财务审计的专门律法,对《周礼》大宰九式的作用相同,两者之间也许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巡狩”：文明初期的交通史记忆

炎黄传说体现交通发明对文明进步的影响。先古圣王"巡狩"的传说记录,也保留了交通史的宝贵信息。舜、禹及周天子"巡狩"故事反映了交通实践与执政能力的关系。秦汉时期经儒学学者经典化了的"巡狩"传说,其实可能部分反映了远古交通进步的真实历史。秦始皇的出巡经历,有人也以古帝王"巡狩"相比拟。考古发现的早期交通遗迹虽保留信息有限,但是文化意义十分重要。今后考古工作的收获,将推进早期交通史和早期文明史的研究。

传世古文尚书《说命》篇重审——以清华简《傅说之命》为中心

清华简《傅说之命》的整理公布,为我们重新认识传世古文尚书《说命》篇的真伪提供了崭新的条件。由于秦代的焚书,《说命》三篇在汉代已经失传,但是郑玄曾经根据《礼记》等篇的引文,对《说命》的内容做过一些推测。东晋时期出现的古文尚书《说命》篇,正是依据郑玄的推测,搜集先秦秦汉时期的相关资料编写而成,因而其内容存在诸多的矛盾和错误之处。这一文本虽然在后世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并非是先秦《说命》篇的原貌。结合清华简《说命》三篇的内容,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传世古文尚书《说命》篇的造伪痕迹。

说“圣人道”“圣人条”：秦始皇直道研究札记

"圣人道""圣人条"作为陕甘方志文献中记录的古代交通地理符号,指代南北交通要道的涵义是明确的。至于其开通和使用的年代,则有秦始皇与赫连勃勃两种说法。史念海曾以"圣人道""圣人条"名号否定有的学者认定其为秦始皇直道的判断。其实,注意方志载录更多的有关"圣人道""圣人条"即"秦始皇筑长城开运粮道""秦始皇令蒙恬所开者"的信息,或可再作思考。现在看来,安塞、庆阳、鄜州、合水等方志资料所见"圣人道""圣人条"为秦始皇时代开筑的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所见"迄今坦然周行"等说法,也值得研究者重视。

清华简《系年》“女阳”及相关问题研究

清华简《系年》的'女阳',辛德勇先生已考订出即北大藏秦简中的'女阳',应在今河南郏县附近的汝河北岸;本文认为它与战国晚期韩国桓惠王时兵器刻铭中的'汝阳'为同一城邑。流行意见认为的战国与秦代汝阳所在的今商水县一带,战国中晚期先后归属楚、魏两国,从商水县扶苏城遗址出土的'夫疋司工'三晋系陶文资料来看,应该是战国晚期的魏国在此设立了夫疋县,秦统一过程中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