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与文化的对话——曹方副教授访日归来一席谈

许 据我所知,这次您应邀赴爱知艺大美术学部与日方平面设计专业教员进行对口交流访问,实际是一九九二年爱知艺大的矶田先生、白木先生等来访交流时已经进行的一些探讨与交流活动的继续,是吗? 曹 是的,这次访问,是我校与爱知艺大进行每年定期对等交换访问活动的内容,又是日方专门为这一课题而准备的。爱知艺大的设计教学力量非常强,对本民族及中国、朝鲜等亚洲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很注意,这次交流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与教学探讨。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吴金希：中国企业文化面临的三大挑战

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在未来30年将面临三大瓶颈和挑战。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处理好了会获得很快的发展，处理不好可能会遭受挫折。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副教授曲卫东在2005年国际房地产评估论坛“抵押估价与金融风险”专题论坛上的演讲：从国外经验看我国抵押贷款评估发展趋势

抵押贷款评估的质量关乎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安全性。评估质量高，表示评估结果与房地产实际市场价值的接近程度高。金融机构以此为基础所做出的贷款决定就越精确，贷款回收就越能得到保证。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房地产交易量越来越大，为抵押贷款目的发生的评估活动也越来越多。目前，抵押贷款评估越来越成为许多中小房地产评估机构的重要业务。为了保证金融安全和评估机构的盈利，规范抵押贷款评估业务变得日益重要。本文将从分析目前我国抵押贷款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在借鉴国外抵押贷款评估经验的基础上，评价我国抵押贷款评估的发展趋势。

应用语言学与外语教学—李观仪副教授谈赴英考察观感

今年四月,我国英语教育代表团到英国进行考察。本刊编辑日前访问了代表团成员之一、我院英语系李观仪副教授,请她谈谈这次访英考察的一些情况——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要求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赓续了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理念和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应对世情变化中萌生、在适应国情变化中发展、在把握党情新变化中不断深化。理论与实践证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有助于充分发掘人民群众的创新力量,推动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

历届全国美展港澳台地区作品分析研究

本文深入分析历届全国美展港澳台地区的参展作品,挖掘其在艺术风格、文化内涵、社会影响等方面的深层意义。通过对比分析,旨在揭示港澳台作品在全国美展中的重要地位,厘清它们对展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图景、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与融合起到的关键作用。

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历史与逻辑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基于张康之教授社会治理模式分析框架的思考

张康之教授在新著《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 ,并提出了“服务型社会治理”的模式。在此启发下 ,笔者认为 :第一 ,相对于“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等概念 ,“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有着更深内涵的概念 ,它们之间不是并列关系 ,而是层级关系 ;第二 ,在人类历史进入“服务型社会治理”的时代 ,“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组织的主导价值是一个深刻的变化。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历史背景 ,并联系我国行政改革的具体历程 ,从理论上把握这种历史变化并作出清晰的表达 ,是对“服务型政府”

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区分中“两个当场”的坚持——兼与陈兴良教授商榷

敲诈勒索罪法定刑之所以明显轻于抢劫罪,是因为当暴力或者胁迫尚未达到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被害人尚存一定的意思决定和行动自由时,还有请求公力救济的机会,因此应当坚持抢劫罪的"两个当场";只不过,"两个当场"仅为成立抢劫罪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暴力、胁迫不仅要当场实施,而且必须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构成要件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补充竞合关系,因而在暴力或者胁迫是否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难以判断时,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苏格拉底对“子告父”表示赞赏吗?——就柏拉图《欧绪弗洛篇》的“虔敬”问题等商榷于邓晓芒教授

邓晓芒教授《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误解了孔子文本与儒家主张,也误解了西方经典与先哲苏格拉底。儒家的"互隐"主张是沉默性质的不举证而非无原则的一味庇护。《欧绪弗洛篇》中苏格拉底对欧绪弗洛的追问,瓦解了欧的虔敬观,也否定了神灵体系下为欧所得意的"讼父杀人是神圣的"的道德立场,展示了"苏格拉底讽刺"及苏氏"辩证法"的清晰风格。邓文对苏论辩只在"理性"而无关乎道德立场的解读及苏氏赞成甚至鼓励欧告父的判定,两者自相矛盾,且漠视其"神圣→虔敬→公正"的论辩理路及苏"美德即知识"的致思精神。

论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演变动力

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本文认为西学东渐的推力、聘任制度的拉力、群落形态的张力和角色认同的活力是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演变的基本动力。认识到这一动力学规律对现代大学教授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程序理性反抗价值虚无主义的徒劳——就“新程序主义法学范式及其对中国法学发展之意义”和季卫东教授商榷

邓正来提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设问,企图通过批判西方现代化范式为中国法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一种新方向。季卫东则站在捍卫和发展现代化范式的立场,认为“新程序主义法学范式”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本文认为邓正来之所以能够提出其设问,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价值虚无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已经成为全球现象,而基于程序性建构理性的新程序主义法学范式正是这一现象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之一,并不能构成对它的克服。因此,一种超越新程序主义范式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诉求始终是被要求着的,它也要求我们在一种更广阔的思想版图中思考中国法学发展的现状和未来。

以创新的观念从事乐器改良 以环保的理念进行秦胡研制——简论翟志荣教授系列秦胡研制的实践及意义

西安音乐学院翟志荣教授研制的系列秦胡,是在原二胡基础研创的一种新型乐器,相比传统民族拉弦乐器而言,系列秦胡的研制改良不仅加大了音量,改变了高音衰减,在一定程度上还增加了声音的亮度和厚度,尤其是在高、次高、中、低音群组式的系列乐器构建,较好地解决了原民族拉弦乐器形制不一、音色不一、音量不一的老大难问题。这一乐器改良非常有意于民族管弦乐队弦乐声部的声层建设,同时亦其突破与创新之处。

“教授治校”制度与西南联大校园民主文化的形成

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制度是教授集体管理学校行政与学术事务,大学的管理权、决定权主要在教授。这一制度产生的基础是学术自由的基本价值观。在以教授为重,以学术独立、自由为本位的理念指导下,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模式促成了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平等自由的校园民主文化的形成。西南联大教授治校的模式与校园民主文化的形成,是西南联大成就卓著的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吴泽霖教授对云南丽江么些人的田野调查研究

抗战时期,吴泽霖教授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亲自到云南丽江对么些人(今称纳西人)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文学与神明：饶宗颐教授论文艺观

文学心灵的培养,取资于宗教为常见的事。文学家不一定具有某种宗教的坚定信仰,儒、释、道三教著述,既多所涉猎,自然对他们的思想起了渗透的作用。讲文学,必须讲神明。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当然,探研文学与神明这一命题,并不意味着将文学当神学看待。神明的位置,说天上的神与心中的神;贞卜以断志,说天、地、人三者的沟通与协调;神明的见证,说文学是人与神沟通与协调的产物。刘勰以为,文章之道有三;本文提出,应当是四,即于形文、声文、情文之外,还应当加上理文。这是六朝人的补充。文学的高峰,在南北朝时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社会理论视角以及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回应邹诗鹏教授

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视角不只对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实际上可能是今天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最重要的立足点。从社会理论角度进行马克思主义创新面临着两个实际难题:一是怎么处理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即如何满足人们对惯常划归哲学范围的那些普遍性关怀的需求;二是如何兼顾批判与建设之间的关系。布洛威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从社会理论角度重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启示:对公共事务而不是观念的研究是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落点。

丁钢教授的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世界

丁钢教授特有的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的研究优势,使得他的教育学研究总是会在一种国际化的视阈中释放自己的文化关怀,并在思考中国教育变革时积极融入国际视野。作为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的先行者,他通过中国教育传统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理论探索,以全球教育文化的视野来发掘教育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中国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角度、方法和理论基础。而且,为了确立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在国际教育发展中的自身特色,他又将这种研究延伸至当今的中国教育变革,在教育学前沿研究中强调全球文化与本土知识创新的理论张力,拓展了中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变革实践的文化研究。他由此而建构了一个学术风格清晰、文化意识坚定的教育研究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