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就业问题探析——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

笔者通过对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近三年就业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该专业学生的就业主要存在就业率相对不高、就业单位性质分布不均、就业对口率较低等问题。据此,笔者设想了几项提高该专业硕士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措施。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外向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

汉语国际教育（InternationalChineseLanguageEducation）是为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对已有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国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进行整合后而产生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综合了语言学、教育学、跨文化交际学、传播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交叉型二级学科。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英文名称为”MasterofTeachingChinesetoSpeakersof0therLanguages”，简称MTCSOL，主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批能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批评视域中的中国21世纪文学——洪治纲教授访谈录

一虚构写作:不少长篇小说的思想穿透力偏弱曹霞:洪老师好!很高兴有机会和老师做一个访谈,那我们就从老师最近关注较多的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谈起吧。洪治纲:21世纪以来,在虚构性写作中,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一直挺可观。有些作家始终保持两三年一部的写作进度,有些作家则沉淀多年推出一部。即使有些作品热闹一时,但绝大多数很快都变得悄无声息。我每年都阅读一些重要作家或反响热烈的最新长篇,但极少作品能勾起我的阐释欲望。不知道你是否存在这种感受?

生态哲学视角下中国语言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事关人民福祉的长远大计,关乎国家与民族的未来。积极营造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助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其战略意义重大、现实影响深远。本文从生态哲学角度分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语言生态问题,包括语言的濒危及消亡、语言规范意识薄弱、英语教育地位过高等,切实关注语言生态系统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并尝试提出相应对策解决现有问题,促进我国语言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对目前汉语口语评价体系的思考--以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为例

文章以北京大学为例,介绍和分析了目前的汉语口语评价体系,并对留学生的口语评价需求进行了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评价目的要与学习者的动机相契合,借鉴形成性评价和任务型口试的理念,重视评价后的反馈。

东亚汉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帝王行宫--越南古代文学中的圆明园形象谱系研究

越南古代汉文学有长达百年的圆明园书写历史,以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描述了这座清代帝王行宫的盛衰变迁。它们基于文化他者的立场,以政治、文化与文学三大动力为形象基因,在基因的改变与重组中实现形象的变异与更新,在传递和阐释的双重维度中生成彼此交错的不同形象序列,构成了一个既有联系性、又有差异性的圆明园形象系统。使臣的诗歌唱和是东亚汉文学中圆明园形象交互的主要方式,越南使臣受容了中国帝王、朝鲜使臣诗作中的圆明园形象,这既是越南古代汉文学在邦交语境下对宗藩秩序作出的认同性话语反馈,也显示出官方文学交流在东亚共同体中的重要文化凝聚作用。

语言政策与规划中的能动性研究:回顾与展望

语言政策与规划(LPP)中的能动性研究已成为该学科的关键议题之一。本文依据研究导向和议题的发展脉络,将LPP的发展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语言问题观、语言权利观、语言生态观和语言资源观,并剖析各阶段能动性研究视角的演变轨迹。能动性研究主要立足于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生态理论、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和实在主义社会论的多元视角,通过民族志和话语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并结合量化分析工具进行主题分析和内容分析。研究议题涉及客观世界与能动性的交互作用、语言教育中多元主体的能动性、语言选择和语言保持中的能动性以及语言景观中的能动性等诸多方面。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拓展LPP能动性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深化集体能动性的相关研究,并特别关注中国特定语境下能动性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当代文学地方材料的整理与阐释——以《朔方》(1985—2000)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多义形态的具体和独特,是“文学中国”总体的抽象和实有,因而,“当代文学地方材料的整理与阐释”可以视为文学研究历史化的落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传媒变革等交织而成的整体结构中,探究地方文艺期刊的发展,会有许多别样且新鲜的地方经验和文本内涵之发微。具体而言,聚焦1985—2000年间的《朔方》,择其人事调整、广告植入、征文评奖、体裁革新和作家培育等典型事例,探究办刊方针、编辑理念、经营模式和动态进程,以此呈现宁夏文学与中心/周边区域,以及国家文艺环境和政策的双向互动,从而更为深入地描绘地方文学发生及建构的复杂与微妙,这也是进一步推进“史料与思想”或“事实与意识”之间的互渗互融。

批评的魅力——从批评语言的文学性谈起

在文学批评饱受诟病的当下,重提批评语言的文学性应有其意义。本文从及物性、形象性、思辨性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予以论述。“及物性”指批评家根据所读所感作出阐解,言之有物,切中肯綮,体现了批评主体与客体之间具有共情力的对话关系;“形象性”主要谈的是“比喻性批评”,批评家将阅读的“印象”升华并转化为“形象”,以类比、隐喻、联想等修辞方式对阐释内容进行诗性传递;“思辨性”指批评家运用理论或文学规律和原则,辩证深入地钩沉出文学的深层意蕴,呈现出富有张力的逻辑之美。批评语言与批评家的美学素养与精神/文化资源密切相关,归根结底,批评的文学性最终面对的是批评家的主体性问题。

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配对联想学习能力与形声字学习之间的关系研究

汉字学习是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面临的巨大挑战。形声字的数量占汉字总数的绝大多数,因此探讨形声字学习的机制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差异化教学。基于前人相关研究,我们假设基于规则的视觉—语音配对联想学习的能力是学习形声字的主要机制之一。为探讨这一假设,我们在现有视觉—语音配对联想学习材料的基础上增加形音对应规则,并邀请了一组初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参加基于规则的视觉—语音配对联想学习任务和形声字学习任务。研究结果证实了该假设,具体表现为善于发现隐含的形音对应规则的学习者,其形声字的学习效果好于不善于发现规则者,而且也能够将新近学习的声旁表音规则迁移至其他同声旁形声字。基于此,我们建议,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不善于发现规则的学习者,需要通过外显的声旁教学来引导他们关注形声字字形中蕴含的读音信息,通过同声旁家族归纳总结声旁表音的规律性,鼓励他们在生字学习的过程中利用声旁提供的全部或者部分读音信息学习和记忆汉字。

《语言政策》2023年扫描

(Language Policy)《语言政策》由施普林格出版集团(Springer Group)出版,2023年共出版4期,发表学术文章20篇。第1期主要关注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语言实践,刊文5篇:《语言规划重新定位于语言使用者:以人为本的实践》(Y. M. Kaveh),《乌尔都语和英语在多语巴基斯坦的矛盾角色:布尔迪厄式研究》(H. Ashraf),《各行各业服务方的动机分析:需求评估与语言政策路径》(K. Easlick),《变化有迹可循:卢旺达城市语言景观中的语言政策、意识形态与权力》(T. Rosendal&J. D. A. Ngabonziza),《挪威语言教育政策及青少年移民教育向英语看齐》(I. R. Beiler)。

江户时期中国白话小说批评的传入及其影响

江户中期以前,有20多种白话小说评点本传入日本。在白话小说序跋评点的影响下,“小说”的外延逐渐从目录学上的子部一家扩展到“三言二拍”“四大奇书”等白话作品,以及《英草纸》《椿说弓张月》之类的日式读本,很多文人开始思考中日叙事文学的共性特征。白话小说翻刻、翻译本开始出现长篇序跋,小说观念逐渐从征实劝善衍化到崇俗尚奇,小说在书籍目录中的位置,从笼统的“外典”演变为专门的子目。江户前期历史演义的译者大多寂寂无名,而江户后期小说译者往往是一代英杰,借助白话小说的赏鉴、译解,组成紧密的交游圈。他们不大承担劝善惩恶的道德责任,却更看重小说对日常世态人心的描摹,以及文辞叙事中的奇警之趣。

《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2023年扫描

《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由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2023年共出版3期,发表学术论文11篇。第1期主要关注多语教育政策、语言翻译政策、语言教育与身份政治的关系等议题。

海外华人社群研究的话语建构与中国方案

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唐宋海上丝绸之路扩大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交往,海外华人多集中于此,他们多以“社团”形态立根当地,不但数量众多、组织庞大,而且积极参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海外华人社群为切入点研究华社与中国文学文化之关系,可为中国文化软实力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一条可行路径。由于华社在文化含义上的复杂性及其跨学科研究的多样性与艰难性,当下对华社“文化文学”含义的解读规模小、领域狭、队伍弱,急需加强。华社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亟待在“五个空间”取得突破:海外华人社群文献辑考、整理与汇总;海外华人社群历史分期及其古今演变;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古典“旧文学”;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现代“新文学”;全球区域国别海外华人社群“文化文学”案例分析。加大华社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既有益于推进“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又可为国家文化战略提供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和基本方法。

冲突视角下的克罗地亚语言与民族建设

纵观20世纪初叶以来发生在克罗地亚的语言冲突,语言既是冲突的缘由,又是冲突的工具,不失为一个分析语言冲突的生动案例。克罗地亚族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利用语言的集体叙事功能,刻意将其语言与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使用的语言区分开来,从语言的命名、标准化和规范化等角度为论证民族身份认同提供理据。南斯拉夫时期反复多变的语言政策以及民众对语言政策的反应,充分体现了借语言正名之力实现独立民族身份构建的意图。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关系及命名的分合,与民族情感和政治问题纠葛,贯穿克罗地亚谋求独立的历史进程。克罗地亚独立后,“塞–克语”旧称引发的学界批判和对克罗地亚语规范发展之功的争夺,反映了克罗地亚人长期以来的小族语言心态。回顾克罗地亚语言与民族建设的历程可知,语言在构建民族身份、建立独立国家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语言冲突可能成为撕裂国家民族认同、导致国家分裂的重要力量。结合当前中国的现实语境,在保护各方言和各民族语言的同时,尤其要警惕损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及历史误读或刻意曲解;全社会需共同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

数字转型时代的语言生活与语言治理转型

经过数十年的数字技术革命,现代文明跨入了重塑人类生活的数字时代。社会语言生活由此进入转型期,语言使用者、话题、互动方式、语言本体特征在发生系统性变化,新的语言表达式不断产生,语言行为在演变,热点话题不时涌现等。从数字技术带来生活方式转变看,数字语言生活治理主体更加多元,治理对象更加错综复杂,治理法律意识需要提高,治理方式亟待优化。政府、学界、教育界、社会组织和机构、社会个体等要凝聚力量,发挥治理能动性,共同推进语言治理,构建和谐数字语言生活。

从稗趣到学养:日本近代汉学家幸田露伴的中国小说情结

日本文人对稗官小说的趣味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便有曲亭马琴以“忠义”品鉴《水浒传》。日本近代汉学引西学评小说,崇写实抑劝惩、重学养轻趣味。幸田露伴虽曾短暂执教于日本近代汉学的重镇京都大学,但无论对《水浒传》道德意味的解读,还是对传统文人雅趣的坚守,均异于学术潮流;反而更似近年来重写小说史的“预流”,体现了近代日本汉学更为立体的面向。

从《中国奇谭:鹅鹅鹅》看数字人文下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与研究

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国的国情直接挂钩,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民族遗产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精神力量和重要支柱,将优秀中华文化进行跨文化传播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表现和文化战略。本文着重讨论数字人文背景下动画短篇《中国奇谭:鹅鹅鹅》的跨文化传播与研究,通过对原型《鹅笼书生》的溯源、“文本—动画”的跨媒介演变及海外平台的跨文化传播状况进行阐述分析,进行多元衍生的跨文化传播,提升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能力。

国际语言传播机构发展模式研究

国际语言传播机构在海外传播本国语言文化,具有国家性和跨国经营的两大特点。在经营管理与日常运作中,国际语言传播机构需要处理好两层关系,一是与本国政府的上层关系,二是与海外分支的下层关系。研究将上下层关系具化为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来构建、解释国际语言传播机构发展模式:A.民管-商业化经营模式,B.民管-非商业化经营模式,C.国管-非商业化经营模式,以及D.国管-商业化经营模式。并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法语联盟等16个机构为案例,分析国际语言传播机构发展模式。研究发现:以上四类模式的机构数量分布呈现C>D>A>B的特点;国家管理、非商业化经营是大部分机构的共性;商业化经营是语言机构改革的方向。作为语言传播的使者,国际语言传播机构不仅需要在自身管理和运营上不断创新和完善,其发展模式更需要与政府语言意识、语言地位、语言传播趋势等背景相契合,选择当前最适合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