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医学科护理信息系统应用实践

目的:介绍重症医学科护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并分析其效果。方法:统计分析使用重症医学科护理信息系统前后给药错误发生情况、书写护理记录时间、危重患者中心静脉导管感染率和死亡率的差异。结果:重症医学科护理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后,护理不良事件中给药错误发生例数为0例;护理记录书写时间由(76.60±10.37)min缩短到(44.28±9.43)min;危重患者的中心静脉导管感染率由2.43例/千日降至2.01例/千日;死亡率由7.98%降至6.13%。结论:重症医学科护理信息系统的使用确保了医嘱的正确执行,提高了护理工作效率,降低了危重患者的中心静脉导管感染率和死亡率。

重症医学科动脉留置导管临床应用及护理进展

动脉穿刺置管常用于危重或拟行大手术患者,有助于为治疗提供准确的信息。动脉留置导管为创伤性的治疗措施,若操作或维护不当则容易产生并发症。本文通过阐述重症医学科动脉留置导管的临床应用及其护理进展,以期为提高穿刺成功率和制定优质的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1例病情进展迅速的重症肺炎的诊治体会

新冠病毒感染常态化管理后,不同病原体感染所致重症肺炎的发病率较高,由于病情进展迅速或短期难以获得病原学依据,导致部分患者较难选择有效的针对性药物。临床常给予多种抗感染药物,联合糖皮质激素抗炎、丙种球蛋白等提高免疫功能的“广覆盖治疗”及呼吸支持治疗,但死亡率较高。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近期收治1例基础情况好的青年非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患者,入院后患者病情迅速加重,十余小时后演变为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且淋巴细胞下降,采用前述“广覆盖治疗”无效,经合理的生理学和生物学分析,迅速调整为以短期大剂量激素和分级无创呼吸支持为主的综合治疗,患者病情迅速好转,淋巴细胞短暂下降后迅速恢复,未出现其他明显不良反应,10日后痊愈出院。该例患者的诊治经验可为CAP的诊治提供参考。

影响腹部外科术后重症患者脱离机械通气的心血管因素及非心血管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影响腹部外科术后重症患者脱离机械通气(简称"脱机")的心血管因素及非心血管因素,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方法:回顾分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间接受腹部外科手术并术后机械通气超过24 h的重症患者资料,利用统计学方法探索影响患者脱机成功率的心血管及非心血管相关危险因素,并分析脱机成功率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共纳入患者381例,根据脱机成功与否将患者分为脱机成功组(n=274)和脱机失败组(n=107)。统计结果显示,高龄、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低、术后发生非心脏术后心肌损伤、脱机时血白蛋白偏低是影响脱机成功率的独立危险因素;脱机成功组住重症监护病房时间和28 d生存率均优于脱机失败组。结论:对于腹部术后机械通气超过24 h的重症患者而言,心血管因素包括术前左心功能障碍以及术后发生非心脏术后心肌损伤,其他因素包括高龄、脱机时血白蛋白偏低,是影响患者脱机成功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重症监护病房患者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定植情况及对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内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的定植情况及感染危险因素,探讨定植情况对感染率的影响及预测价值。方法回顾分析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ICU收治的所有患者资料。根据患者是否感染CRE分为CRE感染组和非CRE感染组。收集患者基本特征、基础疾病、入ICU时CRE定植情况、其他感染相关指标及治疗评价指标等资料。Logistic回归分析CRE感染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入ICU时定植阳性对患者发生ICU内CRE感染的预测价值。结果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3211例,接受主动筛查的高危患者共2163例。高危患者发生CRE感染者共54例,感染患者CRE定植率显著高于非感染患者(22.0%vs.11.5%,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入ICU时CRE定植阳性,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分II(APACHE II)高,以及接受碳青霉烯类、三或四代头孢菌素类和氟喹诺酮类抗生素治疗>3 d是CRE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CRE定植阳性预测患者发生感染的曲线下面积为0.684;CRE定植阳性联合应用抗生素治疗因素的曲线下面积为0.765。结论CRE定植阳性是ICU患者发生CRE感染的高危因素,且对感染的发生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肝癌术后重症患者围手术期低血压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肝癌术后重症患者围手术期低血压相关危险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19年12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因原发性肝癌或转移性肝癌行手术治疗后转入ICU的42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术中或术后需要持续泵入血管活性药物(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苯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维持血压者纳入低血压组(n=107),不需泵入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者纳入非低血压组(n=315)。收集所有患者性别、年龄、BMI、肝脏手术史、合并症、肝脏基础疾病、术前实验室检查、外科和麻醉情况等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预后相关指标(院内病死率,ICU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急性肾损伤、低氧血症、肺部感染、心肌损伤)。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和方差齐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将P<0.1的临床指标纳入二元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低血压危险因素。结果肝癌术后重症患者总体病死率为1.9%,低血压组病死率为3.7%,非低血压病死率为1.3%。相较于非低血压组,低血压组ICU住院时间更长(Z=-6.440,P<0.001),机械通气时间更长(Z=-6.082,P<0.001),术后急性肾损伤、低氧血症、肺部感染者更多(χ^(2)值分别为25.661、25.409、20.126,P值均<0.001)。将两组比较P<0.1的临床指标(合并冠心病、腹水,术前Alb、血小板和纤维蛋白原水平,手术和肝门阻断时间,开腹手术,失血量)纳入二元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手术时间(OR=1.004,95%CI:1.002~1.006,P<0.05)和失血量(OR=1.151,95%CI:1.009~1.313,P<0.05)是肝癌手术患者发生低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更高的术前Alb水平(OR=0.950,95%CI:0.907~0.995,P<0.05)是其保护性因素。结论肝癌术后重症患者围手术期低血压发生率较高,更长的手术时间和更多的失血量是低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较高的术前Alb水平是其保护性因素。

肝切除术后重症患者发生肺不张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肝切除术后重症患者肺不张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19年12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行肝脏手术后转入ICU的患者442例。根据患者术后是否发生肺不张分为肺不张组(n=99)与非肺不张组(n=343),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并发症、实验室检查、手术情况、麻醉情况、入住ICU情况及疾病预后等相关指标,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肝切除术后患者发生肺不张的危险因素。结果与非肺不张组比较,肺不张组院内病死率高(5.1%vs.0.5%,P=0.002),住院时间长[21(17,29)d vs.16(13,21)d,P<0.001],气管插管时间长[8.0(4.0,16.0)h vs.6.0(3.5,11.0)h,P=0.002],ICU住院时间长[2(2,5)d vs.2(2,2)d,P<0.001],低氧血症发生率高(49.5%vs.27.7%,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手术时间[优势比(OR)=1.005,P=0.001]和围手术期低血压(OR=1.974,P=0.032)是肝切除术后重症患者发生肺不张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肝切除术后患者肺不张发生率较高,肺不张患者病死率增高、住院时间延长。手术时间长及围手术期低血压是肝切除术后重症患者发生肺不张的独立危险因素。

“冷静”药物盐酸右美托咪定对重症加强治疗病房术后机械通气患者镇痛镇静和脱机拔管的影响

目前临床应用的镇痛镇静药物多存在蓄积效应，在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常出现药物依赖、戒断、谵妄等现象，导致患者机械通气时间及ICU住院时间延长。盐酸右美托咪定（有美）具有镇痛镇静、抗焦虑作用，同时可使患者保持觉醒，且无明显呼吸抑制作用。通过总结国内外对于有美在ICU中应用的相关研究，从改善患者谵妄、对呼吸系统及血流动力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发现有美可以促进ICU术后患者早日脱机拔管，缩短患者ICU住院时间，进而改善预后。但右美作用于中枢和外周的仅，一肾上腺素能受体可能造成突发窦房结停顿、严重心动过缓、潜在房室传导阻滞及QT延长综合征等不良反应。临床应用中应根据患者具体病情合理选择镇痛镇静药物，并做好监测工作。

急性白血病化疗后弥漫性肺泡出血患者临床特点及重症支持治疗的经验总结

目的初步分析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弥漫性肺泡出血(DAH)的临床特点并总结此严重并发症重症支持治疗的要点。方法收集2014年5月至2016年2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9例因白血病化疗后出现DAH而转入重症医学科的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发病规律、临床特点及治疗转归。结果患者化疗后出现首发症状后病情进展迅速,死亡率高[68.4%(13/19)]。患者入院时至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时,白细胞计数及血红蛋白下降明显[6.82(2.12,22.08)×10~9/L比28.18(5.63,74.22)×10~9/L、(63±14)g/L比(79±19)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 05)。患者入ICU时动脉血氧分压、改良氧和指数、脉搏血氧饱和度提示严重呼吸衰竭,经积极监护支持治疗后有明显改善[(145±33) mmHg(1 mmHg=0. 133 kPa)比(70±19)mmHg、(250±81)比(110±35)、(98.6±1.2)比(90.0±6.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 05),同时经ICU积极治疗,患者凝血指标(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D-二聚体)较入ICU时明显改善[(17±3)s比(20±5)s、39.3(34.9,49.6)s比49.9(36.8,64.2)s、2400(1 450,7900)μg/L比4 400(1 550,20 000)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急性白血病化疗后出现DAH是临床上急危重症,由多种机制参与其中,其中白细胞溶解是机制之一,需临床医师提高警惕,做到早识别、早治疗,各种形式的氧疗(面罩吸氧、无创呼吸机、有创机械通气)及积极对症治疗(纠正凝血、贫血等)是挽救患者生命的主要治疗方式。

入重症监护室早期肌钙蛋白Ⅰ水平对非心脏手术重症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目的:评估入外科重症监护室(ICU)早期肌钙蛋白I(TnⅠ)水平对非心脏手术重症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连续观察2015-01-01至2015-12-31入住我院外科ICU的非心脏手术重症患者,检测其入ICU早期TnⅠ水平;比较入ICU早期TnⅠ升高患者与TnⅠ正常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既往病史、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APACHE)Ⅱ评分、死亡率,比较存活者与死亡者的入ICU早期TnⅠ水平、一般临床资料、既往病史、APACHEⅡ评分等指标;采用多因素回归分析非心脏手术重症患者ICU死亡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入ICU早期TnⅠ水平及APACHEⅡ评分对ICU死亡的预测价值。结果:共入选1 193例患者,其中159例(13.3%)入ICU早期TnⅠ水平升高。入ICU早期TnⅠ升高患者的APACHEⅡ评分显著高于TnⅠ正常的患者[17.0(14.0,21.0)分vs 15.0(13.0,18.0)分],前者死亡率也高于后者(18.2%vs 2.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0)。对死亡者(n=56)与存活者(n=1 137)进行单因素比较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后发现,年龄(OR=1.041)、APACHEⅡ评分(OR=1.218)、入ICU早期TnⅠ水平(OR=6.366)为非心脏手术重症患者ICU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均<0.05)。ROC曲线分析显示,入ICU早期TnⅠ水平及APACHEⅡ评分预测ICU死亡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63和0.778,两者联合曲线下面积为0.803。结论:入ICU早期TnⅠ升高是非心脏手术重症患者ICU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对死亡具有预测价值。

国内外重症营养的新进展

近年来，危重症患者营养的研究进展迅速，尤其是国内重症营养的研究。本综述通过阐述危重症患者营养不良的风险和营养评估工具的利弊，说明了低热量营养在危重症患者中的使用，比较了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的优缺点，以及危重症患者的免疫营养治疗的方法，并重点综述了国内重症营养的进展及与国外研究的对比，为临床营养今后的发展指明方向。

不同镇痛镇静方案对危重症患者肠内营养实施的影响

目的观察不同镇痛镇静方案对危重患者肠内营养实施的影响。方法收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014年2月至2017年1月危重症患者210例,随机分为芬太尼组(芬太尼镇痛+咪达唑仑镇静,70例)、瑞芬太尼组(瑞芬太尼镇痛+咪达唑仑镇静,70例)、对照组(单纯使用咪达唑仑镇静,70例),3组中使用肠内营养患者分别有37例、37例和30例。比较3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肠内营养使用率、镇痛镇静药物用量、首次肠内营养时间、肠内营养量、肠内营养使用天数/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天数、中断喂养次数、肠鸣音恢复时间、腹胀发生率、胃潴留量、大便次数、大便量、28 d生存率的差异。结果3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APACHE Ⅱ评分及肠内营养使用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芬太尼组和瑞芬太尼组咪达唑仑用量明显少于对照组(mg/d:144.9±31.8、164.4±31.7比181.9±42.0,P<0.05)。芬太尼组首次肠内营养使用时间明显晚于瑞芬太尼组和对照组(d:10.7±6.5比5.4±2.9、6.1±4.7,均P<0.05),但瑞芬太尼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芬太尼组中断喂养次数多于瑞芬太尼组和对照组(次:1.50±1.20比0.70±0.39、0.70±0.27,均P<0.05),但瑞芬太尼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者肠内营养量及使用天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芬太尼组肠鸣音恢复时间较瑞芬太尼组与对照组最慢(10.5±6.5比5.0±3.3、6.5±4.0,均P<0.05),但瑞芬太尼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者腹胀发生率、胃潴留量、大便次数、大便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瑞芬太尼组患者28 d生存率与芬太尼组均略好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1.9%、91.9%比86.7%,P>0.05),但瑞芬太尼组存活天数总体好于芬太尼组。结论在镇静基础上应用芬太尼和瑞芬太尼镇痛的镇痛镇静方案对于肠内营养的实施均有一定的影响,其中芬太尼易导致危重患者胃肠道功能障碍,可明显延缓胃肠道功能的恢复,影响肠内营养的实施,而瑞芬太尼的影响较小。

补不足 损有余 无监测 慎营养——再谈危重症病人的营养治疗

现代临床营养支持与治疗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从了解与模仿生理，到探索与纠正病理；从顺应生理的热量支持，到干预病理的代谢治疗；肠内肠外营养已成为临床多学科治疗的公共平台之一，特别是危重症病人治疗的基础而重要的“公器”之一。

重症监护病房上腹部术后患者呼吸衰竭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重症监护病房(ICU)上腹部手术后患者发生急性呼吸衰竭(呼衰)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ICU收治的肝胆外科上腹部手术后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术后是否发生急性呼衰分为呼衰组和非呼衰组,分析两组患者人口学资料 〔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抽烟史、手术史〕,合并症(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肾功能不全、腹水),实验室检查(术前白蛋白、总胆红素、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纤维蛋白原、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手术情况(手术时间、是否腹腔镜手术、是否多部位手术),麻醉及术中情况(美国麻醉医师学会分级、术中低血压、术中最低体温、术中入液量、术中失血量、术中尿量、是否神经阻滞),入ICU后情况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乳酸、首日入量、是否输血〕等的差异,筛选出可能的影响因素;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上腹部手术后患者发生急性呼衰的危险因素.结果 共收集393例上腹部手术后转入ICU患者的资料,术后发生急性呼衰患者127例(32.3%).呼衰组患者的院内病死率高于非呼衰组(4.72%比0.37%,P=0.002),气管插管时间和ICU住院时间均长于非呼衰组〔气管插管时间:11.0(4.0,31.0)h比5.5(3.5,10.0)h,ICU住院时间:3(2,6)d比2(2,2)d,均P<0.001〕.与非呼衰组比较,呼衰组患者女性占比更高,年龄更大,BMI更高,高血压、肾功能不全患者比例更高,手术时间更长,术中低血压患者更多,实施神经阻滞的患者更少,入ICU乳酸更高.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优势比(OR)=1.028,P=0.021〕、BMI(OR=1.183,P=0.001)和手术时间(OR=1.003,P=0.003)是ICU上腹部手术后患者发生急性呼衰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神经阻滞是上腹部术后患者的保护性因素(OR=0.186,P=0.015).结论 ICU上腹部术后发生急性呼衰的患者病死率更高,气管插管时间和ICU住院时间更长.高龄、高BMI和手术时间过长患者更易发生呼衰,而神经阻滞可以减少呼衰的发生.

重症患者的镇痛镇静治疗——理想与现实的渐近

重症患者的镇痛镇静治疗逐渐为广大重症医学医护人员所重视,开展亦日渐普及。首先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学习产生认识;并借鉴历史经验,少走弯路提高起点;再到实践中验证认识,逐渐发现问题不断改善进步。这一历程印证了在哲学认识论领域常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一规律,临床镇痛镇静治疗的现实与重症医学治病救命的理想逐渐趋近。

ICU重症脓毒症患者的镇痛镇静治疗

镇痛镇静治疗是ICU中的基本治疗,其目的不仅在于减轻患者的痛苦、保证治疗的安全,更在于通过对于神经内分泌功能的调节而干预机体的炎性应激反应,使得器官功能相互适应与匹配,达到调整细胞物质代谢、保护器官功能、拯救生命的目的。但是镇痛镇静,特别是镇静治疗药物仍然是双刃剑,其对于机体神经内分泌功能的调节必须时刻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一旦"过度"或"不足",均可能对器官功能造成伤害;因此镇痛镇静治疗必须以对于重要生命体征的监测作为基础:无监测,勿镇静。

腹腔手术后重症患者心肌损伤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腹腔手术后重症患者心肌损伤的发生情况及可能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腹腔手术后重症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及心肌损伤情况,收集并观察基础病史、术中(手术时间、是否急诊手术、术中出血>800 ml和术中低血压等)及术后指标(改良氧合指数、血乳酸、急性肾损伤和术后24 h内使用升压药情况等)。根据术后是否发生心肌损伤,将患者分为心肌损伤组和非心肌损伤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腹腔手术后重症患者心肌损伤的危险因素。结果在纳入的803例腹腔手术后重症患者中,心肌损伤发生率为17.2%(138/803),而急性心肌梗死发生率仅为0.9%(7/803)。单因素分析显示,慢性肾功能不全病史、手术时间、急诊手术、术中低血压、术后24 h内使用升压药、高APACHEⅡ评分及术后即刻急性肾损伤与术后重症患者心肌损伤相关(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急诊手术(OR=3.14,95%CI:1.76~5.60,P<0.001)、术后24 h内使用升压药(OR=2.26,95%CI:1.23~4.15,P=0.008)、APACHEⅡ评分(OR=1.05,95%CI:1.01~1.09,P=0.008)和术后急性肾损伤(OR=3.18,95%CI:1.78~5.69,P<0.001)与腹腔手术后重症患者发生心肌损伤独立相关。结论重症患者腹腔手术后心肌损伤发生率高,急诊手术、术后24 h内使用升压药、高APACHEⅡ评分和术后急性肾损伤是导致腹腔手术后重症患者发生心肌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重症医学科患者血培养阳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影响重症医学科（ICU）患者血培养阳性率的相关因素和评估阳性结果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调查研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ICU从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住院的379例成人患者送检的1008次血培养，根据结果分成阳性组和阴性组。对两组的最高体温、送检次数、采血瓶数、血常规结果[白细胞数（WBC）、中性粒细胞数百分比（NEU％）、淋巴细胞数（LYM）、血小板数（PLT）]、血清C-反应蛋白（CRP）、使用抗生素等资料，以及患者的性别、年龄、机械通气时间、住ICU时间和住院病死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ICU血培养检查的阳性率为15．38％，患者的阳性率为24．27％。比较阳性组和阴性组，送检次数中位数分别是3和1（P〈0．0001），采血瓶数中位数分别是4和4（P=0．0012），WBC中位数分别是8．61×10^9／L和9．95×10^9／L（P=0．0017），机械通气时间中位数分别是179．5h和47h（P〈0．0001），住ICU时间中位数分别是17d和7d（P〈0．0001）。阳性患者和阴性患者的住院病死率分别是35．87％和20．21％（P=0．0022）。两组的体温、NEU％、LYM、PIJT、CRP、使用抗生素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增加送检次数和采血瓶数可提高血培养的阳性率。体温、WBC、NEU％、LYM、PIJT、CRP、使用抗生素、性别、年龄等对血培养阳性率均无影响。血培养阳性患者机械通气时间、住ICU时间和住院病死率均明显高于阴性患者。

不同诊断标准在重症监护病房脓毒症患者中的精确性与实用性

目的评估重症监护病房(ICU)内根据Sepsis 1. 0和Sepsis 3. 0标准诊断的脓毒症患者的预后差异及对院内死亡率的预测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8月收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外科ICU、急诊ICU及呼吸ICU患者的病历资料,入选413例患者。分别根据Sepsis 1. 0和3. 0标准筛选脓毒症患者,比较其预后指标的差异,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2种诊断标准预测患者院内死亡率的效能;探讨序贯器官功能衰竭(SOFA)评分、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IRS)、机械通气治疗、年龄等对脓毒症患者严重程度的影响。结果根据新旧诊断标准筛选脓毒症患者,其中符合Sepsis 1.0标准的患者共169例(40. 9%),符合Sepsis 3. 0标准的患者共151例(36. 6%)。Sepsis 3. 0和Sepsis 1. 0诊断的脓毒症患者预后情况指标存在明显差异,符合Sepsis 3. 0的脓毒症患者预后更差(P<0. 01)。SOFA评分预测患者院内死亡率的ROC曲线下面积大于SIRS(0.654比0. 508)(P <0.05)。患者预后情况随SOFA评分升高而变差(P <0.05)。不同年龄段患者及是否机械通气的患者预后存在明显差异(P <0.05)。结论 Sepsis 3.0诊断的脓毒症患者较Sepsis 1. 0诊断的脓毒症患者预后更差,且Sepsis 3. 0预测感染患者院内死亡率的效能更好。SOFA评分分级可反映脓毒症患者严重程度,高龄及机械通气患者预后较差。

重症监护病房中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重症监护病房（ICU）中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2014年1—12月收治的190例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存在ERE感染将患者分为CRE感染阳性组（26例）和CRE感染阴性组（164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ICU中CRE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与CRE阴性组相比，CRE阳性组中患者来源科室为呼吸内科和急诊科占比例大[分别为34．6％（9／26）和23．1％（6／26），P〈0．001]，合并其他病原感染率高[92，3％（24／26）比75.0％（123／164），P=0．050]，住ICU时间长[22．00（12．75，44．75）d比6．00（4．00，9．75）d，P〈0．001]，外科手术次数少[0（0，1）次比1（0，1）次，P=0．005]，气管切开率高[26．9％（7／26）比6．1％（10／164），P=0．001]，机械通气时间长[15．50（4．50，40．75）d比3．00（1．00，6．00）d，P〈0．001]，中心静脉置管时间长[18．00（8．50，39．00）d比5．00（3．00，7．00）d，P=0．001]。其中，患者来源科室[比值比（OR）=0．750，95％置信区间（CI）：0．609～0．923，P=0．007]、住ICU时间（OR=0．866，95％CI：0．796～0．941，P=0．001）和机械通气时间（OR=0．927，95％CI：0．872～0．984，P=0．013）是ICU中CRE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患者来源科室、住ICU时间和机械通气时间是ICU中CRE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