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创新才是国家治理关键

在一般的理解中，创新首先被赋予经济学的含义，被看成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所以，技术创新、科技创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过去的较长时间，创新主要被理解为企业行为，但冷战结束以后，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优越性的竞争转化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而技术创新、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

国家治理论坛“治理创新：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2016年10月20日，国家治理论坛“治理创新：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开幕。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举办，来自中国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深圳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国内单位，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德州农工大学布什政策学院、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国外高校、科研机构和政策咨询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北大，共同探讨治理创新和发展的前沿话题。

中国公共卫生的治理变革:国家-市场-社会的再平衡

公共卫生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世界各国的情形一样,行政机制在中国公共卫生的治理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但与发达国家不一样,行政机制的主导性抑制了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发挥应有作用的空间。等级化行政协调机制导致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非均等化。纵向协调的主宰致使横向协调低效,导致相当多的边界性服务或新兴服务供给不足。对于众多免费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来说,自上而下设立的激励机制经常失灵,导致这类服务的供给不足或质量不高(即形式主义盛行)。政府通过建立大型官僚等级组织以大包大揽的方式直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并不一定是行政机制的最优运行模式。只有中国政府大力推进自身的改革,优化行政机制的运作模式,拓展市场机制的运作空间,引入社群机制的运作框架,推动多种多样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公共卫生的治理变革才能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现代化与国家治理

"治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讨论的热点概念,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国家治理"概念更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以"现代化研究"为背景,引用国家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讨论"现代国家"的概念,试图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并从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出发,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国际政治意义上实现领土和治权统一的国家;二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确立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度的国家。中国在第一种意义上很早就成为了"现代国家",但在第二种意义上,仍然面临艰巨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第二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设,贯彻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均等化原则,着力于国家基础制度建设是必要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维度与面向

把国家与治理放在一起,尤其是把政府与治理放在一起,是中国的一种创造。在这种中国式的创造中,既吸收了一般治理概念的内核,同时也吸收了公司治理的关切。中央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论断,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深化了我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理论内容,也是应当深入开掘的历史意涵。

从社会安全网到社会风险管理:社会保护视野中社会救助的创新

市场机制发育和社会保护建设,在转型国家中至关重要。社会救助,由于其目标定位依据选择性原则,其功能在于拾遗补缺,其后果常造成羞辱效应和社会排斥,长期以来在社会保护体系中边缘化。在全球性福利国家转型的浪潮中,社会保护的取向发生了深刻转变,形成了积极社会政策的框架,强调必须超越收入保障,转变为积极的能力建设。随着整个社会保护体系向积极干预主义的转型,社会救助有了新的定位,从仅具有保护性的社会安全网转变为社会风险管理的利器。社会救助项目,无论其目标定位人群是长期失业者、抚养儿童的家庭、弱势人群还是老年人,都纳入了能力建设的积极内容,以帮助受益者摆脱福利依赖,跳出福利陷阱,参与劳动市场,融入社会生活。

政府治理现代化与政府治理改革

政府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子系统。政府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整体性变迁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研究政府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文章对政府治理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内容进行了剖析,介绍了政府治理评估研究的进展,将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历程区分为两次现代化并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治理现代转型的进展,探讨了我国在政府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最后就深化政府治理改革、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社会选择理论与社会冲突的治理之道

在当今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及价值观的变化,不同人的偏好呈现多样性是一种新常态。当某些未得到满足的偏好影响到人们的切身利益之时,社会冲突在所难免。国家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在于能否在适当尊重个体偏好多样性的前提下有效地管控甚至解决社会冲突。为了管控并解决社会冲突,集体决策是必须的,但以多数决为核心游戏规则的民主机制常常并不能有效地进行集体决策。在集体决策上民主的低效,为形形色色的独断留下空间。社会选择理论深入探究了集体决策低效的条件,并从拓展信息基础和价值基础两个方面,澄清了我们在面对社会冲突之时如何能有效运用民主机制达成解决方案。简言之,社会选择理论阐明了理性的民主决策机制有效运行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成为研究社会冲突治理之道的学术基础,对于深入研究国家治理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纵向横向网络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基于行业协会行为策略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对政府治理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并对国家和社会关系带来了很大影响。各种源于西方的宏观和中观理论都难以有效解释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变迁,因此需要从微观机制中重新寻找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的解释路径。通过对行业协会的多案例比较分析,从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两个向度,可以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中受多方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行动的困境在于,拥有发达纵向网络的组织,并不一定能发展出有效的横向网络,反之亦然。社会组织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的相互增强有赖于社会组织的行为策略、内部治理结构、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和双方的资源依赖状况。论文探讨这种微观机制层面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机制,并探讨其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

中国社会政策支出增长与公共财政结构性转型

社会支出的水平和结构,一方面呈现出一个国家社会民生事业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这个国家政府的施政理念。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公共财政中用于社会民生领域的支出,无论是从水平还是结构上看,都处于偏低的格局。但是,这一格局自2005年以来出现了实质性的改变,即中国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及其在公共支出中的份额,都出现了明显的提升。中国公共财政正在发生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构性转型,体现出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正从单方面注重经济增长向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向上转变。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国公共财政的结构性转型能否坚持下去,中国市场机制的社会性基础设施能否进一步夯实,发展型福利国家或社会保护体系能否在中国发育并完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影响要素之一。

标尺竞争:政府管制与购买的激励效应

在西方,发轫于1980年代的标尺竞争理论,现已逐渐成为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制和政府购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分支。作为一种重要的激励性政府管制工具,标尺竞争扩展了传统的个体管制思路,基于被管制企业与其同行之间的成本对比情况,来决定政府对企业的定价(或购买),从而人为地在那些存在垄断性、信息不对称性、强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的领域引入了竞争,极大地改善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机制,提升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绩效。论文系统考察了标尺竞争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应用条件,着重梳理了近年来该理论在四个方面的新进展,包括如何克服异质性、合谋的影响、服务质量下降和动态效率变化情况。

中国社会政策支出的配置机制和流向结构

随着总体水平的逐渐提高,中国社会支出的配置机制和配置结构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从配置机制上看,中国社会支出出现了两阶段结构性转变:第一阶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保险发展起来,但社会救助体系停滞不前,使社会安全网出现了漏洞;第二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社会救助体系重新受到重视。从配置结果来看,社会保护支出增长迅猛是中国社会支出结构性转变的最显著之处;社会保护的发展并非与市场机制的成熟相对立,而是一种同释放市场力量相辅相成的国家行动。中国的经验同样表明,以忽视社会保护为主要特征的东亚生产主义福利模式,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型。中国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医疗卫生领域中公共支出的比重偏低,这对于正在快速走向老龄化的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缺陷。

TTCSP对中国智库评价和发展的启示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对智库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有利于推进和引导智库健康发展。国内许多研究机构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并建立智库评价体系,但是目前尚没有形成权威的评价体系。TTCSP智库评价体系尽管存在很多争议和问题,但是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评价体系。分析TTCSP智库评价体系的指标体系以及评价过程及方法,不仅对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智库评价体系具有重要启示,而且对于推进中国特色智库的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政府与社会的"双向运动"模式可以用以解释中国社会治理的创新探索和实践经验。中国政府应对社会群体事件的努力,展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变的轨迹。为了改善治理绩效,中国政府推进了管理导向、服务导向、自治导向、协同导向的改革,营造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相结合的"协同治理"格局,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开发既有的正式制度和机制的潜力,让政党、政府等权力机构以及传统的群团组织发挥新的机能;另一方面,激活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的功能,让新型社会主体和要素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努力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对接,正在形成社会治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中国经验。

中国城镇医疗救助的目标定位与覆盖水平

贫困人群成员由政府财政资助免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中国城镇医疗救助目标定位的制度要求。本文从目标定位标准设定与覆盖水平两个方面,分析了2008~2013年各省资助参保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形。研究发现,虽然全国城镇资助参保的覆盖水平有所提高,但各地应该救助但却没有救助的情况依然相当严重。特别是2010年来,多数省份不仅未能落实中央对扩大资助范围的要求,反而降低了医疗救助制度对既有目标人群的覆盖水平。对此,地方政府应提高对目标定位人群资助参保的覆盖率,努力实现对医疗救助的全覆盖;其次,各地应进一步将基本目标定位之外的低收入困难人群也逐步纳入医疗救助范围,从而推动发展型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设。

构建党组织为主体责任者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体系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探索和民主政治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是持续稳定发挥基层协商重要作用的必由之路。从操作技术层面对协商内容、主体、形式、程序等方面的规范化努力初见成效后,从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上明确基层协商民主主体责任者至关重要。党组织系统成为基层协商民主的主体责任者有其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党组织体系深入基层的现实状况和群众路线的历史传统与理论根基,决定了其作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主体责任者的合理有据。构建以党组织为主体责任者的基层协商民主组织制度体系,继而明确人大、政协、政府、社会组织等各相关主体角色职责以实现制度有效衔接,才能层层推进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并逐步将此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官员不作为的深层原因分析

从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官员消极观望式的"不作为"可能与对未来政治信心不足、反腐败高压之下对未来预期不明、政策转型需要适应期等要素有关。要改变这种境况,恐怕需要针对不同可能性制定相应的方案,要采取一系列切实的行动,增强官员的政策信心,明确官员未来预期,缩短政策转型的适应期。

社会组织与政策协商：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之辩

随着大量社会组织的产生,学界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性质是多元主义的还是国家法团主义乃至非制度化的附庸庇护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目前为止。多数是基于比较个案研究而且采取了结构性的研究视角。基于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三省市社会组织调查数据,本文采取了定量的方法并从政策制定的视角来检验这一争论。通过分析,本文发现有近十分之一的社会组织能成功影响政府政策,但政策影响更多是通过政府主动咨询以及社会组织自身资源而产生的,换而言之,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假设得到了支持,接近社会法团主义模式。

现代国家及其治理

什么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有什么区别?本文引用现代化研究的一般结论和国家理论与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说明"现代国家"的含义,阐述"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原理和特点。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国际政治意义上实现领土和治权统一的国家;二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确立法治与民主问责制的国家。从政治发展的意义上说,国家治理者(统治者)本身是否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有效约束,是衡量国家现代与否的关键性指标;在"主权和治权分开"的基础上实行"有限责任制"——责任政府依法而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

从领航员到服务生: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中的政府职能转型

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取得成功的案例,在人类社会中并不鲜见。20世纪80年代,国际比较发展研究学界在新国家主义背景下兴起的发展型政府学派,将具有强烈发展意愿的政府所扮演的"领航员"的角色,视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成功的秘诀。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拥有领航雄心的政治精英比比皆是,但是发展型政府并不一定带来发展。发展主义理论的新发展表明,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失灵普遍存在,而政府干预能否有积极作用的关键不是取代市场去"挑选赢家",而是为市场机制主导的产业发展提供各种服务,即扮演好"服务生"的角色。政府职能从领航员到服务生的转型能否顺畅,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能否顺利转型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