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支援:一种中国特色的规模治理制度

对口支援是当代中国本土实践的产物,也是国家规模治理中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结对支援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当代中国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规模治理负荷与非均衡性双重难题。对口支援的生成演变经历了孕育和初创、确立和拓展、巩固和完善三个阶段,“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天下一家”等传统文化为其奠定思想基础,单一制体制下的国家统筹和党组织对社会力量的有序引领是对口支援构建党政同责同心圆治理格局的关键支撑,“行政发包制”以及项目制是对口支援实现特定领域下规模治理负荷转移与分化的内在逻辑。面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目标,有关对口支援的创新实践研究需要进一步学理化提炼,完成实践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变,把中国之治的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现代国家之国族与族群的纠缠

现代国家为当下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类型,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欧洲,其本质是民族形成后从君主手中夺取主权而建立的一套体现“主权在民”国家伦理的体制机制。民族国家被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采纳而达至普遍化后,便成为了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可是,欧洲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将国内众多民族群体整合为一个国族而建立民族国家的,欧美最早的民族国家也由于多族化而出现了多种族群,所以现代国家便普遍地面临着国族与族群的纠缠,以及其间的张力所带来的问题。相关国家在应对中采取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就是国族化和族群化两种。两种不同选择所带来的结果迥然有别,但国族化的选择显然更有利于现代国家体制的稳定运行和功能的发挥。

“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史观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四个共同”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史观的系统性概括和总结,吸收借鉴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共识性成果,是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观、中国历史的整体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发展观,其在确立历史的主体性、揭示文明底蕴和探寻历史规律等维度上,对于新时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数字政府、治理能力与外资流入——来自全球188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不同国家愈加认识到数字政府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中的作用,但对此议题的宏观实证研究尚需进一步完善。本文以2003—2018年的全球188个国家(地区)为样本,从宏观视角探索国家数字政府建设对外资流入的影响效应和国家治理能力维度变量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国家数字政府发展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具有正面效应。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政府还可以通过腐败控制、治理效能提升为中介吸引外资流入。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外商投资机制的认识,避免单一化依靠技术工具而忽略政府其他维度治理要素协同,可为政府数字平台建设、链接政府治理能力和吸引外资等提供参考。

从治理到国家治理：治理研究的中国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需要催生了"治理"研究的学术潮流,"治理"迅速以一种思潮、理论、范式、技术的姿态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治理经引介进入中国以来,国内学者开始探索以治理理念重思中国政治改革路线并形成了一系列独立的学术成果。本文基于对中国学者治理研究的学术考察,认为治理概念引入之后,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这些概念实则是治理理论与中国实践互动下形成的中国话语的创新,具体而言:从"治理"到"政府治理"是中国学者从理论上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的初步思考,从"治理"到"治理评估"是从实践出发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考察,进而再到"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是治理研究在中国本土化的系统成果。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主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分析为逻辑起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历史方位和理论涵义,阐发了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意蕴和重要意义,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科学指引。

政府回应、政策收益与公众政策评价:基于清洁取暖改造执行的联合实验研究

在长期政策实施过程中调整政府行为与优化政策设计,以提升公众对政策的评价是国家治理效能的体现。本文从政府回应和政策收益两个层面探索政策实施中的公众政策评价的形成与影响机制。基于清洁取暖改造政策情境的联合实验设计,本文对北方某一地级市的农村居民开展实地入户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证实了政府回应可以显著提升公众政策评价,个体政策收益的利他、互惠、利己维度在促进公众政策评价的正向影响方面呈现由低到高的谱系。在影响机制方面,政府回应增强了政策利他收益对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呈现出与政策收益之间的互补效应;政策执行时长、信息获取、政府信任等因素均会调节政府回应和政策收益对公众政策评价的影响。政府基于动态政策评估及时识别公众政策评价,并结合评价来改善执行过程中的治理行为与方式,是促进公众满意与可持续治理的潜在路径。

作为“治理工具”和“工作机制”的信息技术——理解政府中的技术治理

政府“技术治理”包含两种不同的概念:技术化的治理(软性技术治理)和利用信息技术的治理(硬性技术治理)。一方面,信息技术作为政府的治理工具,赋能决策、执行和监督等过程。另一方面,平台型技术为政府提供工作机制,在不改变既有政府组织体系的前提下,在虚拟空间实现减少繁密审核、压缩治理层级、打破部门边界,起到润滑僵化的科层组织结构的作用。不过,信息技术是政府自主选择和使用的过程,政府有意选择部分技术,技术运作过程亦受到权力权威、专业分工、纵向分层、规章制度等要素影响,科层结构制约为理解政府科层组织中的技术治理限度提供了帮助。

多元共治下的城市社区物业治理路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区治理,强调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在近年来社区物业治理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本文从居委会、户委会、基层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的角度分析物业治理的现状。从深层来讲,当前社区物业治理主要面临以下困境:多元主体职能定位不明晰,多元主体参与物业治理的制度不健全,以及多元主体协同网络有待构建。针对以上困境,要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应该加强基层党建引领,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物业治理的制度体系,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强化参与意识,完善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机制。

向下兼容:高等教育中的推免内卷化现象——基于“双一流”建设高校Y大的案例研究

在日益内卷化的研究生选拔中,越来越多的推免生选择“向下兼容”。基于对16位“双一流”建设高校Y大学生的深度访谈,分析向下兼容现象的特性与影响。研究发现,向下兼容兼具被动性、复合性、背反性三大特质,将引起微观层面的个体不满与学术中衰、中观层面的层级传导与名额浪费以及宏观层面的资源浪费与人才错位。向下兼容是青年面对内卷化学历竞争的变通策略,政府、高校与社会要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加强高校间合作交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学业观与就业观,以应对这一新兴现象,更扎实地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完美治理: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目标

在建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余年之后,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各方面都已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要继续改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持续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有必要将完美治理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目标。完美治理不仅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丰富多彩的当代基础;它强调所有社会主体通过协同合作和持续不断的创新、改进来追求治理的永无止境的动态完美。提出完美治理,是持续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伟大进程的需要,是持续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水平和质量的需要,也是理论化当下治理实践并更好地指导实践的需要。推行完美治理,必须建立完美文化、完美信念、完美目标,必须实现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完美境界,必须实现道器的完美统一,必须实行精式治理、科学技术治理、无限可能的治理和永恒创新的治理,必须建立完美制度。只有彻底为完美正名,切实推行完美治理,我们才能真正向建设完美国家和完美社会的完美目标不断逼近。

人民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的共同本质

"民惟邦本"。为了更好地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理论,有必要进一步提出人民治理的概念,发展系统的人民治理理论。所谓人民治理,简言之,就是人民所有的治理、依靠人民的治理和为人民的治理。人民治理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的共同本质。要坚持人民治理,就必须在治理中始终坚持人民本位、人民立场、人民所有、人民利益、人民路线和人民民主。加快建立系统的人民治理理论乃至人民理论(或"民学"),不仅是完善我国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理论的需要,是发展中国式系统治理理论的需要,是推动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需要,是构建中国新政治文明的需要,也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伟大实践的需要。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

走向共同体治理: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理解"国家"是把握国家治理概念及其发展方向的前提。面对个人中心的国家哲学,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人的本质理论构建了个体和共同体辩证统一的分析框架。在他看来,国家,作为共同体异化的产物,是为剥削阶级谋取私利而创造的虚幻形式;共同体,作为人类集体形式的理想状态,应是为所有个体平等提供生产生活需求的公共平台;从原始共同体、剥削阶级国家到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国家治理向共同体治理转型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趋向。因此,当代人应该充分关注马克思共同体视阈下的国家及其治理思想,从重视人民管理公共事务的自主性、健全人民民主的渠道和形式、谨防社会关系异化的新形式以及维持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等四个方面不断探索。

协作治理与发展主义:产业政策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

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发展型政府和发展主义无所不在,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发展主义成功与否,并不在于国家、市场、社会边界的移动,而在于行政治理、市场治理和社群治理相得益彰的制度建设和政策选择。配置主义型发展型政府注重资源配置,而协调主义型发展型政府注重中介服务。在配置主义模式中,政府通过行政机制发挥主导性的作用来矫正市场行动之间的协调失灵,在协调主义模式中政府发挥能促性或助推性作用,通过合理化和制度化的方式,扶助社群机制发挥主导性的作用来矫正市场行动之间的协调失灵。发展主义的成功之道在于政府转型,即走向市场强化型政府和社会增强型政府。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打破制度单一供给格局,建立多元供给结构,实现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三种机制的有效配合,实现党政军民社企的协同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努力的基本方向。而当下中国政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国家调查队:应对规模治理“信息难题”的体制设计

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中,中央政府如何准确、全面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化解由信息偏差导致的规模治理风险,是当代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基础性议题。国家调查队是国家应对规模治理“信息难题”的组织化产物,其设立的初衷在于防止地方统计部门职能缺位,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取全国经济社会重要信息。国家调查队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历程,显示出国家探索运用体制改革技术应对“信息难题”的实践路径。在运行过程中,国家调查队将整合治理、扁平化管理、项目化治理和数据化治理等治理技术有机结合,确保体制运行顺畅。从整体性效能来看,国家调查队有效应对信息不真、信息不准、信息不通、信息不全等问题,为化解由信息难题所导致的国家规模治理风险提供了有效的体制方案。

关于组织治理规则实施机制的三个命题——基于中国C行业协会与S生态协会的比较研究

组织治理规则的实施机制是组织理论的重要研究主题。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中国C行业协会和S生态协会虽然都按照政府的相关制度设立了治理规则,但在章程的丰富和完善程度、章程实施、会员大会作用、会长和秘书长产生方式、理事会和执行层关系等方面却存在较大差异。文章提出了分离化命题、冲突命题和权变命题,对组织治理规则实施中的差异性进行了解释。

关于信息化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信息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从不同视角对同一过程的分别描述,两者是天然契合的战略命题。在当前我国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着关注技术层面的更新换代而忽略范式层面的鼎故革新的核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信息化壁垒。探索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进路径,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1)突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2)强调科技、工具层面的信息化与社会、方法层面的信息化齐头并进;(3)注重信息安全防护,在整体上把握好信息化发展的进度与节奏。

开放治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国家治理的最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篇章。总结40年的经验,不仅是对辉煌过去的最好纪念,也可为未来提供更好参考。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心是开放,改革开放40年国家治理的最宝贵经验也是开放治理。开放治理是中国人民自己主导的开放,是为中国人民的开放,是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开放,是对一切领域的全面开放。实行开放治理不仅因为开放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基本方向,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最基本特征,而且也是解决传统中国落后局面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是实现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开放治理的基本路径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试点推广、渐进有序、统筹互促,同时,也要处理好国内和国外、集权和分权、城市和农村、经济和政治等十大关系。衡量开放治理的基本标准是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美丽,但最高标准始终是人民利益。总之,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和深化开放治理,努力建设全面开放中国和全面开放社会,是当前我国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