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与技能型人才就业

技能型社会建设是我国应对技能短缺挑战的核心战略,其劳动力市场发展目标包括公众技能水平显著提升;产业、行业、岗位技能短缺情况明显改善;技能空间配置日趋合理。有效技能供给是达成这些目标的关键,它的实现依赖于职业教育体系、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发展目标的协同发展。实证分析表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张提升了全社会的技能人才供给总规模。高职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技能人才的产业转移、行业配置、岗位供给和空间分布,毕业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转型受到数字/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和新就业形态的影响。为提升职业教育对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支持力度,需进一步研究劳动力市场形态的新变化及其对职业教育发展和技能人才配置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合理的技能型社会发展战略。

21世纪以来国际公共教育经费比例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在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长期受到社会各界的特别关注。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探讨并验证了影响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因素。研究发现,一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受生均教育成本、学龄人口占比、高等教育入学率及政府对教育经费负担度的影响。21世纪一些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降低,主要源于教育生均成本由升转降、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不再提高,以及学龄人口比例和政府负担度双双下降。此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显著提升,多数国家公共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在经济动荡中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或刚性。研究结果预示着未来我国教育经费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并会对地方政府教育资源配置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同时,我国教育经费保障体系在稳定性和刚性方面还有待增强,且需要进一步探寻充足而稳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筹措渠道。

大学教育如何促进地区代际流动?——对大学生生源地、院校地和就业地城市级别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17年全国高校就业调查数据,从地区城市级别的角度分析上大学如何促进代际流动,揭示了大学生由生源地到院校地再到就业地的代际流动方向、比率、级别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学教育能够促进学生进入到更高城市级别的地区,且就读于本科和重点院校、攻读研究生教育的影响最为显著;生源地级别越低,流动到更高级别城市的比例和机会越大、向上流动的级别越高,即大学教育对促进地区代际流动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大学教育对地区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所在地为地级市及以上级别城市的院校;二是通过大学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帮助大学生进入更高级别的地区就业。

大学本土留学教育个人收益的计量分析:基于倾向值匹配法的研究

本文利用课题组2014年对7所相关院校毕业生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法克服自我选择偏差等问题,计量了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对个人经济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个人性别、专业意向、家庭背景等因素对个体选择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同时,匹配的计量结果表明,大学本土留学教育存在显著的经济收益,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可能使个人月工资平均水平提高20.9%;本土留学教育对不同学生群体个人教育收益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未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学生的潜在收益明显低于已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学生的收益。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30年的起承转合

文章将30年来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的历程划分为"起"、"承"、"转"、"合"四个阶段,从研究论题、调查对象、研究方法、分析单位、研究队伍、与政策制定的关系等维度提炼各个阶段研究的特点和彼此的关联,试图用学术史的眼光总结和反思北大教育经济研究发展的进路,获得前进的方向感。

“知-研-行”一体:以“研究型”模式培养卓越校长——基于北京大学“卓越校长领航工程”培养基地的实践

在中小学校长培养工作中,拥有教育研究理论和政策积累的研究型大学如何更好地发挥出科研和平台优势,为培养更多高水平教育实践管理人才提供可参考的实践路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作为“卓越校长领航工程”培养基地之一,探索建构了以“德与仁”为根本、以求知为基石、以研究为依托、以行动为成果的“知-研-行”三位一体的校长培养模式。

家庭经济背景对大学生在校发展的影响——基于北京17所高校追踪调查数据的定量研究

家庭经济背景对贫困大学生的在校发展存在抑制和激励两方面效应。基于北京地区17所高校的三年追踪数据,通过采用计量分析和倾向匹配得分方法对家庭经济相对弱势的学生在校学习发展情况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相对弱势的学生的家庭出身和高中教育资源有显著劣势。但是,其在校学习期间的个人能力与家庭经济相对优越的学生之间的差距呈逐年缩小的趋势,整体呈现出"起点低,发展快"的特点,家庭经济背景的激励效应大于抑制效应。

大学劳动教育课程框架、特征与实施关键:基于劳动要素的理论视野

劳动具有四个重要因素。第一因素是手,第二因素是脑。与劳动分工以追求更高生产力的目标不同,劳动教育要促进学生手脑并用,促进学生在不同分工环节、不同工种间不断变换,以对劳动总目标和各环节都有第一手认识。完全不动手的“脑力劳动”其实不是劳动,只是动脑筋。劳动第三因素是劳动工具,在设计劳动教育课程时最需关注对不同劳动工具的上手领会。劳动第四因素是面对真实现象,因而探索性劳动、艺术性劳动都是重要劳动类型,而传统的生产劳动只是劳动中的一种。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主要载体是课程。按照显性和隐性课程两元划分,同时考虑学校、社会和家庭三种场域,本文先行给出大学劳动教育课程框架,重点对隐性课程予以详述,包括校园内劳动教育实践、校园文化机制建设、社会真实劳动机会拓展。真实劳动、探索性/创造性劳动是高校劳动教育的核心特征,模拟劳动不应是大学劳动教育主流。劳动转化为劳动教育的关键是一个时间因素,就是劳动之间和之后需要时间间断以促进“反顾”以形成海德格尔所称的“考虑”。大学应促成劳心、劳力的柔性分工而自然消灭“劳心者”和“劳力者”身份的固化,开环大学的本质意蕴即在此,成人学历教育应基于学分制而与正规大学教育融合。

大学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适切性--基于日欧毕业生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以日本和欧洲共同实施的两个大学毕业生调查为基础,探讨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和大学教育的适切性。调查结果表明:第一,在日本和欧洲,职业取向的教育是促进大学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适切性的重要因素;第二,在社会经验欠缺的青年学生占主体的日本劳动力市场中,大学教育存在迟效性;第三,知识技能注入型并非日本特有的教学模式,在同样以适龄学生为主体的欧洲部分国家中这种教学模式同样具有适用性。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及学习者特质的多元化和复杂化,需要对学生特质、教学方式、环境三者关系开展理论性探讨。

中国城镇居民各级教育收益率及其变化研究:2002～2009年

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城镇入户调查数据对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居民各级教育的收益率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估算,主要结果表明:近年来除初中阶段外,其他各级教育的教育收益率并没有延续整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五年那样快速增长的态势,而是逐渐趋于平稳,甚至有轻微的下降迹象。

教育收益视角下研究生资助的专业差异

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是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依据成本分担理论,对于不同收益属性的教育应当实施不同的成本分担策略,对于公共收益高私人收益低的教育类型应提供更多的公共资助。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8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问卷调查数据,对不同专业在研究生资助分配上的差异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教育收益的角度对资助分配的合理性予以探讨和分析。研究发现,奖助学金等来自政府和学校层次的经费没有倾向于公共收益高私人收益低的专业,助教、助管和助研资助在专业间的分布基本合理但数额有限。有些公共收益较私人收益高的专业,其研究生教育的净价格反而较高。最后,本文提出应改进研究生资助结构,形成专业差异化资助体系。

教育、行业分割与性别收入差异——基于中国大学生就业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北京大学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及2008年麦可思公司的"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将行业分割纳入对中国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距的研究。本研究主要利用布朗-穆恩-扎罗斯全因素分解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所有行业中都存在性别收入差距,该差距随着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大。性别收入差距主要由行业内的性别收入差别导致,而非行业间的收入差异。此外,行业内的性别收入差别在本科毕业生群体中主要来源于行业内的性别歧视,硕士毕业生中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性别间的个人特征差异所引起。因此,为了促进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平等,政府应当首先考虑利用那些能改善行业内部性别歧视情况的政策工具。

从效率视角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分层的审视——基于对昆明市公办高中的教育生产函数研究

本文使用2006年昆明市公办高中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对高三学生的高考成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教育生产函数实证研究。针对两个主要问题,即非均衡化教育资源配置背景下的基础教育生产效率及学生学业表现差异背后的学校的作用,研究发现:(1)学生高考成绩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是学生的认知能力和高中前的学习基础(以中考成绩为代理变量);学校变量对学生高考成绩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学生及其同伴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高考成绩没有重要影响。(2)教育生产单元对可控的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在整体上是缺乏效率的(有体制性原因)。文章还探讨了主要研究发现的政策含义,并指出了本研究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大学生人力资本的过度与不足——基于弥补型过度教育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利用2006年北京市企业调查的数据,考察了受过高等教育者的过度教育状况,以期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审视大学生人力资本的过度与不足。本研究提出了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职业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由于过度教育群体人力资本的异质性,本研究按照过度教育的原因将其分为"弥补型过度教育"和"非弥补型过度教育"(或"发展型的过度教育"),并探讨了弥补型过度教育的短期和长期收入效应。结果表明,长期来看弥补型过度教育带来的收入损失更大,非弥补型过度教育虽会带来短期的收入损失,但长期收入损失并不显著。

学校改革,价值几何——基于北京市义务教育综合改革的“学区房”溢价估计

近年来国内关于学校质量资本化的研究不断涌现,但这些研究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学校质量与房价之间的内生性。本文结合了北京市义务教育综合改革带来的外生政策冲击和边界断点回归这两种策略,估计了"学区房"的溢价,考察了薄弱小学质量提升的货币价值。研究结果发现,对于2014-2016年间改革的薄弱学校,其服务范围内的房价平均只提升1.2%,且这一提升效应在学校宣布改革至少一年之后才得以显现。但是对于第一批实施改革的小学和6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房屋而言,这种价格传导机制更加明显而且更加迅速。这意味着此次改革带来的优质教育资源可能被相对优势群体获得,这对未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化导向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

社会学组织分析中的新老制度主义与教育研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制度理论在社会科学的主要基础学科中重新兴起,对教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系统地分析社会学组织分析的新老制度主义的发展过程、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及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并探讨新老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在教育组织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向。

经济不平等时代的校外教育参与

在经济不平等、基础教育均衡化和“互联网+教育”并行发展的背景下,校外补习进入新阶段,其特征是广泛参与和深入参与。校外补习逐步发展为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的校外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受到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因素的影响。当前校外教育领域出现三大趋势:一是基础教育均衡化政策和高等教育的分层发展战略促使基础教育竞争从校内转向校外;二是经济不平等的环境中,父母加大了对校外教育的参与,密集化育儿文化出现并广为扩散;三是互联网等技术的普及消除了校外补习的有限参与障碍,拓宽了家庭教育选择的范围。政策—文化—技术的互动促使家庭的校外教育活动参与日趋制度化。其后果是基础教育从“高校内竞争、低校外竞争,低补习参与”的低水平均衡转化为“低校内竞争、高校外竞争、高补习参与”的高水平均衡。在后补习时代,校外教育活动逐步成为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要工具。政府应调整对校外教育的认识,承担起弥合校外教育参与的阶层差异的责任。

改革开放40年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

本文对1978-2017年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了国际比较,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和高等教育竞争日趋激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差距显著缩小,但是人均GDP的差距依然很大;在65个主要国家中,我国经济发展的进步最大,但人均GDP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增长幅度在65个主要国家中仅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降,并在不同国家之间表现出异质性,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

高等教育经费供给与需求的国际比较研究

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使用统计和计量回归的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对我国中长期(2012～2020年)高等教育经费的供给能力和潜在需求进行了预测。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1)我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既没有达到经济发展所应有的供给水平,也没有满足高等教育发展所必需的基本需求;(2)从供给能力看,我国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2012年可以达到0.81%,2020年可以达到0.90%;(3)从必要需求看,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均公共经费指数2012年应该超过70.0,2020年应该超过53.6。

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与教育选择——基于个体风险态度的研究

本文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利用明瑟收入方程和probit回归方法对高等教育收入风险与个人选择上大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并没有对普通高中生的教育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高考制度仍是决定学生能否上大学的关键性因素,这限制了学生选择大学教育的主动权;个体的风险态度对选择高等教育有显著效应,风险厌恶程度越高的个体越愿意投资高等教育,这与我国劳动力市场体制内外的收入和风险存在较大差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