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器物说话——器物医学史:一种新的编史学视角

当下医学与技术史的研究史料大多聚焦于文献、文物,构成相对固化的研究范式,提议医学史研究的视域应适当拓展到近现代新医疗、技术格局下世俗社会的医疗、保健器物,并提出“以器物为中心”的编史学纲要,作为主流医学史的补充。其学理依据既有文物与器物的打通,历史学理性与物性之辨,历史叙事的变轨,医学史与文化史的统合,文献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的交映,还有近代新史学理念的启迪,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论”,顾颉刚的“眼光向下”、“民俗生活入史”等。随后,就器物医学史的研究谱系进行了若干展开,以期为后续研究开启思路。

北京大学医学部(原北京医学院)出生缺陷监测中心的建立及其实践

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缺陷与智力低下成为“严重危害我国儿童身心健康的两大疾患”[1]。据1982年的《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市1974年至1976年,在15岁以下儿童的五种主要疾病死因中,先天畸形(即出生缺陷)已占第一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先天畸形发病率有增高趋势”[2]。由于80年代初掌握的资料不能反映全国出生缺陷患病情况[3]8,没有办法及时有效地应对日益加剧的出生缺陷问题,因而亟需通过出生缺陷监测来获取相关数据,并以此制定相应的出生缺陷防治策略。

理解个体的社会-历史生命:试论狄尔泰精神科学的方法意涵

德国思想家狄尔泰将包括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内的精神科学,视为与自然科学相独立的经验科学,其基础是与外在经验有所不同的内在经验或体验。而“理解”则是精神科学的主要活动。它既基于个体性的体验,也基于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社会-历史世界。作为理解的对象,生命既是个体的,也是总体的。个体生命的核心,是他与所生活的世界的诸种精神性的关联。它是人类总体生命的个别的表现。由此,狄尔泰的精神史写作,形式上呈现为重要个体的传记。不过,他是将个体作为社会的交汇点,而去探讨更具普遍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这一方法的核心,则是他所使用的“生产关联体”的概念。

关于发展中的叙事医学的若干思考

年轻的叙事医学经历了20年的成长,积累了可观的成绩,也积淀了诸多的困顿,期待从哲学基础、技术境遇与新学科比较等角度予以深入研讨与重新诠释。试图从“共在-存在”论角度重新锚定叙事医学的哲学基础与演进逻辑,并将叙事医学的临床可能性置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现实境遇中来考察,预设各种可能的新格局。最后,从叙事医学与精准医学的交集中寻找个性化医疗与患者独特性境遇之间的哲学异同,以洞悉叙事医学发展的未来轨迹。

科技自立自强厚植科学文化沃土

2018年9月,我在《科技日报》发表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同与不同》。当时,科学文化是一个刚开始受到重视的研究领域,学者们纷纷对这一高度交叉、融合的领域产生了兴趣。而我抛出中西科学文化比较的议题,正是想提出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视角,让大家看到我们中国的科学文化是多么的丰富多姿。3年后的今天,尽管一些新的热点事件唤起了我们对当代科学文化的新思考,但2018年的一些思路仍是有意义的。

后疫情时代科学文化建设的态势与思考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大量科技与社会、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文化的问题,值得深入反思。第二届中国科学文化论坛聚焦"抗疫与科学文化建设"主题,集聚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多维探讨新局势下科学文化建设的新趋势与新挑战,明晰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推进后疫情时代科学文化建设建言献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科学传播政治化的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都出现了科学传播政治化的现象,但其特征及产生机理有着深刻差异。采用"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的理论模型,通过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抗击"信息流行病"和设置病毒起源框架三组典型案例,比较了中美两国科学传播政治化的共性和差异。中国的政治传播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科学传播基于"缺失模型";美国的政治传播以政治营销为核心,科学传播基于不完善的"公众参与科学"。不同科学传播模式与政治传播模式的结合,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两国的科学传播政治化呈现出不同特征的主要原因。在疫情中,科学传播不可能完全去政治化,要明确科学与政治的边界,重视政治沟通,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将科学传播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理解”的科学:从德罗伊森到韦伯的概念衍变

在社会学方法论中,“理解”是一个核心概念,其基础是由韦伯奠定的。但是,在韦伯那里,“理解”意味着对他人的理解,而不包含与之紧密相关的自身理解。本文将对于理解概念的讨论,重新置于十九世纪末的思想危机中。正是在当时各种新旧势力彼此交战的过程中,为应对实证主义的挑战,“理解”才成为了方法论讨论的核心。本文重新梳理了从德罗伊森经狄尔泰、李凯尔特、齐美尔再到韦伯,对于一种学科方法的“理解”概念的阐述。在这一过程,理解从一种历史学的对于个体的理解,最终发展为社会学的类型化的理解。但是,其中也发生了一些关键性的变化,并最终衍变出韦伯理解社会学中主体间的困难和理性主义的气质。

会徽——地质学会的文化表达

会徽是一种行业标识、一段历史烙印、一个学术品牌,它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以简单、形象、易识别的图像表达了学术团体的学术宗旨和使命,同时彰显了学术团体的工作目标、学术精神等科学文化内涵。笔者等以中国地质学会会徽为分析案例,通过与东西方几个代表性国家地质学会的文化宗旨与会徽内涵的比较,探讨会徽在学会科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高校有组织科研三重依赖的风险及其规避

高校有组织科研具有使命导向、服务国家,协同配合、集中攻关,依循先例、以制度创新的基本内涵,天然地依赖政府资源、组织协同、历史路径。然而,三重依赖与科学的“不确定性”有一定矛盾,无条件的资源依赖、失调的协同依赖、过度的路径依赖容易使科学研究被外部环境、团队协同、历史经验所控制与绑架,减弱科学的多元可能性、颠覆创新性,导致高校“唯利是图”、合作者“无序徘徊”、创新陷入“历史惰性”。为规避上述潜在风险,需要构建持续发展、互信共赢的资源交往格局,塑造去中心化、有序激励的协同创新结构,探寻颠覆传统、克服惰性的有组织科研新路径。

临床人文胜任力的价值意涵、实践路径与测评

当下,临床人文素养正在逐渐被一个新的“临床人文胜任力”概念所取代,这不仅是临床术语的变化,还标志着临床医学人文的理念与实践跳脱出虚泛的“思想觉悟、道德教化”的传统思绪,变得越来越职业化,越来越实务化,临床人文技能的测评也越来越精细化,可操作化。围绕“临床人文胜任力”的三个侧面:价值意涵、实践路径与临床测评展开详实的论述,旨在揭示临床医学人文的新思维、新趋势。

论健康语义研究中的范畴与张力

健康文化是生命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健康的语义学辨析,以厘清其内涵的丰富性,外延的不确定性、复杂性,继而探究人类健康理念衍进的递进性、从生命要素拓展到生命流程、服务方位,社会组织形式等,建构健康的范畴与张力,尤其需要深入洞悉特有的健康伦理境遇,如健康隐匿现象,并引发对健康乌托邦的警觉以及对健康主义的反思。

灵性认知:宗教叙事向文学叙事的易帜——由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开启灵性空间

叙事医学开启生命书写的新理念,死亡叙事可望丰富灵性空间的意象。为此,我们需要告别传统的宗教叙事,借助于中外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死亡叙事的诠释,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到中国当代作家莫言、贾平凹、韩少功、余华、扎西达瓦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实践,以及医学与文学双栖作家的跨界写作,开拓出灵性认知的新空间、灵性抚慰的新工具、灵性照顾的新语境,为临床死亡提供更多的诗化、羽化之旅。

新时代智能化高校物业管理浅析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物联网技术(IoT)、人工智能(AI)、移动通信技术的迭代更新将进一步激发高校物业管理转型升级,通过搭建集专业化、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为一体的高校智慧物业平台,实现高校物业管理从后勤管理到社会化服务的转变,使高校物业管理能优质高效地为“双一流”建设与发展提供支撑,为广大师生提供便捷式服务,保障“大物业”与高校教学、科研、后勤等领域工作的深度融合,进而促进“立德树人”在教育教学中生根开花。

《西医略论》编译的参考文本及学术网络之探究

本文考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西医外科教材《西医略论》的编译过程。通过合信的教育与临床训练背景,以及合信提供的线索,分析了当时他可能参考的教科书,探究了《西医略论》参考底本的来源,论述了合信编译该书时的学术交流网络,提出该书是编译者选择当时多部有影响的外科教科书,并加入了当时西医在中国开业行医常见疾病所需要的诊疗和用药经验的综合性、实用性的临床教材。

当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特征规律

从2020年9月开始,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开始面向全校开设《当代科技史》通识公选课,由韩启 德院士讲授课程开篇导论。本文系在其讲稿基础上精练改写而成。作者在其中对当代科技史的脉络和主线进行 了简明扼要的系统梳理,将自己对于当代科技发展的观察和理解凝练其中,可以激发读者对当代科技史的兴趣和 思考。

国外顶尖国家实验室建设的主要特点、核心经验与顶层设计

国外顶尖国家实验室建设的主要特点包括:关键实验室由国家部委直接管辖,实施实验室主任负责制;人均研发经费较多,非竞争性经费远多于竞争性经费;实验室人数由研究需求决定,但总体规模效应明显;人事管理灵活,拥有大量全球顶尖科研设施;以政府大型科研项目为主攻任务,论文成果及产学合作为副产品;注重评估体系的完整性,强调国家使命的完成情况。建设的核心经验主要有:完成国家使命,部委直属管辖,政府资助为主,发挥规模效应,人事管理灵活,主攻大型项目,注重持续评估。为促进我国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国家实验室创新发展体系建设,应该大力加强国家实验室顶层设计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以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牵头加强各部门合作以共建国家实验室创新发展体系;严格落实实验室主任负责制,加强实验室与隶属部门的联系与对接;以重大项目支持科研设施建设,调整经费拨款方式提高非竞争性经费比重;建设具备一定规模效应的国家实验室,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注重可持续性评估制度设计,评估指标要体现国家使命。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困境与重组思路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主要困境包括:主管部门合作不够紧密,建设规划需要统筹;财政投入相对不足,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整体规模偏小,研究方向及特色需进一步明确;运行模式未形成联动体系,实验室之间缺乏互动与活力;布局优势未能有效凸显,学术生长点较为模糊;评估体系有待调整,评价指标亟需体现国家使命。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规划、协同发展、优势整合原则。具体应该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规划统筹,增强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大力增加实验室财政投入,调整拨款机制与方式;找准实验室发展定位和特色,调整组织形式并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国家级实验室办公室建设,严格落实实验室主任负责制;依托大型项目,建设全球顶尖科研设施;科技部要主导评估过程,评估体系设计要体现国家使命。

我国青霉素工业初建的困境与成就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科学家就着手试制青霉素,以期大规模生产。1945年~1949年,中央防疫处在北京天坛成立“盘尼西林室”,在青霉素生产过程中初步解决了关于发酵、原料、提炼等关键技术上的问题。同时,国民政府求助于美国的企业及研究机构筹备在上海建立一座包括生产青霉素在内的制药厂,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从青霉素的生产技术进展和工厂建设两个方面对1945年~1949年我国青霉素放大生产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所遇困难进行了历史研究,并认为这个时期我国的青霉素试制工作为之后实现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双一流”建设正反向度之思考——基于两轮“双一流”建设的综合考察

在首轮“双一流”建设收官,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启动之际,分析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推出的历史背景、实施特点以及两轮“双一流”建设产生的向度,对优化后续“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由国家主持设计、高校主要实施、公众热心关注的制度安排,两轮“双一流”建设不可避免地对三方均产生了正反向度。三方表现出来的3对向度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关系。要处理好这种关系,既不能中断割裂,又不能偏颇一方,应该统筹兼顾。具体来说,要实现率先发展与后续联动的衔接、学科建设目标与手段的融合、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双一流”建设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必将在后续“双一流”建设的政策中得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