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研究——基于能力专有性视角

能力提升和作用发挥是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转型亟需回应的现实问题。基于能力专有性的理论框架,通过案例分析问题需求、培育体系和考核机制是如何构筑起社会组织的能力专有性并促进组织作用发挥的。问题需求开启了社会组织能力专有性形成的窗口,良好的培育体系为组织提供了可持续化、专业化的资源保障,前瞻性和渐进式的考核机制促使社会组织能力的形成向不可替代的方向演进。社会组织能够构建与外部主体平等协商的伙伴关系,获取外部有效且持续的资源支持,从而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动力和活力。由此,政府需准确定位问题需求,构建科学的契约关系;社会组织需持续提升培育能力,开展专业的组织行动。

青年女性群体的“美丽羞耻”形成机制研究

文章从女性追求美丽的身体实践入手,以羞耻这种情感作为基点,探讨女性为何因追求美丽而感到羞耻,挖掘其背后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女性所处的社会情境不同,其羞耻来源也不同:或是直接来源于身体,或是来源于身体所承载的深层内容,它往往弥散于整个社会。进一步探究发现,青年女性美丽羞耻的真相往往可分为两大部分:社会性羞耻与道德性羞耻。前者将社会标准加之于女性身体,使其面对着他人实际的或想象的评价、传统文化与女性主义话语的拉扯、现代性流动与失控的震荡,并从中感受到羞耻;后者将道德要求与女性身体相连,用性别结构的不平等与固有的耻文化对女性身体进行羞耻教育。

教育系统下的青少年阶段制度化过程——基于中日两国比较研究

日本在经济高度增长期间(1955—1973年),针对青少年建立了一套“大家统一步调、共同长大成人”的教育体制,20世纪70年代高中升学率已超过90%。日本政府同时对高中和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加以制度化,使得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较好地衔接在一起,保障了青年人在完成学业后能够顺利获得职业。经济高度增长期间,日本实现了青少年阶段的生命历程制度化。同样,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不断施行新的教育政策,教育系统改革日趋完善。截至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高达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50%,整体上,我国青少年阶段的制度化结构愈发明晰。然而与日本相比,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衔接明显不足,在部分青年群体中存在主要生命事件的发生年龄分散化、向成年角色转变过程延长化等现象,制度化与弹性化的并存或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中国式生命历程结构特征。

“韧性社会治理共同体”:元宇宙赋能下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和社会联结密切相关,面向风险社会,“社会治理共同体”加入了“社会韧性”的要素,元宇宙社会将为“韧性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发展提供技术基础和实践驱动力。在元宇宙赋能下,“韧性社会治理共同体”将在技术基础、社会联结力和抗冲击能力方面得到不断发展提升,以政府为核心的算法治理,或将取代现今平台霸权下的算法治理;信息技术加持下的共意凝聚及其带来的联结力,将塑造共同体中社会团结的新的精神内核;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和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将构建抵御不确定性社会风险的坚固屏障。在社会治理领域,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地位,应当重视元宇宙发展带来的社会赋能和中国特色“韧性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机遇,抓住转折机会,倡导技术向善,建构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中国社会治理新格局。

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内涵及其对中国家庭史研究的启示——兼谈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可能路径

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被视为新家庭史研究的核心框架。通过对该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其内涵进行梳理,可以归纳出三点主要发现:第一,个体时间和家庭时间具有共时性;第二,个体与家庭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与历史力量不断互动的时机调整过程,个体时间和家庭时间深受历史时间的影响;第三,早期的历史条件和人生转型经验对后续人生转型带来累积影响。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能够为当代中国家庭史研究带来启示,由此助力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研究主题上,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特定工业地区的家庭动态;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从更加细致的纵贯数据运用和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研究团队建立两个方面展开探索。

代际团结视角下农村早婚家庭的分工模式研究——基于鲁西南地区的田野观察

我国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较为普遍的早婚现象。不平衡的性别结构和本地婚姻市场构成婚姻挤压的基本进路,秉持强烈的代际责任感的父代促使子代提前缔结婚姻,这是形成农村早婚现象的一般性逻辑。为了应对早婚之后的养育任务和婚姻脆弱性风险,鲁西南农村家庭普遍采用“成婚—成人”过渡性的家庭分工,即早婚女性以养育子女为业、公婆承担“养成系”任务、娘家提供辅助性支持。由此,娘家、婆家和子代家庭间形成了紧密的团结互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持早婚夫妻的婚姻稳定性。当代农村家庭仍依循压缩性策略以应对家庭发展压力,乡村工业化、教育一体化有利于这一代际团结模式在特定空间内得以维持。

空间、身体与自主性:“数字灵工”的文化生产困境研究——以B站up主为例

新兴网络视频平台为自媒体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空间,也为个人提供了自我呈现的窗口。研究在空间理论视阈下采用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对“数字灵工”的文化生产困境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灵工”借助网络空间、技术、身体等要素进行文化生产实践并开启职业化进程,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正陷入受空间权力裹挟、身体过载使用与自主性丧失的文化生产困境中。“数字灵工”也为破除困境做出一定的努力,以争取在商业背景下找到自我表达与职业发展的平衡。

改革开放40年首都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演变、反思与前瞻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的导向应往何处,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现实命题。本文以政策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主线,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首都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主要经历了"让不让进京""进京后基本生存权益保障""如何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以及"由聚到疏,疏融结合"四个阶段。由此进一步提出,"选择性疏融"将作为未来首都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改革与创新的突破口。在此基础上,从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落地三个方面对首都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进行了反思,并据此提出优化城市布局、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的对策建议。

尊尊统亲亲:论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内涵与结构化机制

亲亲、尊尊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化原则,亲亲与尊尊系于具体的人伦关系,尊尊之义生于亲亲之情,而又统摄亲亲。尊尊统亲亲在社会结构层面有特定的意涵,一是家内父子主轴的确立,二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尊统的生成,三是本宗与外亲间的内外之别的形成。礼制中有关“亲”与“尊”的诸种概念,如至亲、至尊、正尊、私尊,体现了家内的尊尊统亲亲的结构化过程。由尊尊之义形成宗统与君统两种尊尊之统,则是尊尊统亲亲在宗法与政治领域的结构化过程。通过婚姻确立夫道与妇道,形成男女有别的亲属关系体系,是尊尊统亲亲在内外亲领域的结构化过程。尊尊统亲亲,就其伦理意义而言,是以尊敬涵育亲爱,由此形成一个道德共同体。

反腐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176个国家的实证检验

既有研究多关注腐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但鲜有研究关注反腐败对环境综合效益的影响。以2002-2014年176国的面板数据,从更一般的层面检验了反腐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反腐败和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联合作用,并通过多套反腐败数据和国家类型区分对结果进行交叉验证。结果表明:第一,反腐败有助于提升国家的环境质量,在经济较发达的OECD国家,反腐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尤为显著且稳健;第二,反腐败成效随着经济增长对环境效益的改善呈现边际递减效应;第三,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影响作用。

技术重塑治理关系与数字治理“内卷化”——以“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

目前,推动来自数据资源的技术驱动与政府行政体系融合,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数字治理对民众和政府具有双向赋能意义,但需要有效协同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之间的关系、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困境。以A市“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数字治理的“内卷化”生发于数字信息在行政体制内运行的不同阶段。在诉求信息输入阶段,信息传播的跨时空性使群众从逐级传递变为直接面对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实现对诉求处理全流程的监督和考核,形塑了去中间化治理主体关系,导致治理内容、数量和成本不断增长,同时基层政府自主治理的空间减少。在诉求信息筛选阶段,现实诉求以简化和标准化的信息形式在热线数字系统中闭环流转,治理实践中诉求解决的情境关系出现脱域。原先可以在治理情境中被识别的不合理诉求和反复提交的诉求,伪装成单一诉求从而突破原有治理结构的抑制,挤占了大量的治理注意力和治理资源,破坏原有的治理传统与治理规则,造成“无理”诉求工单在热线系统中的空转。在诉求信息处理或执行阶段,受到科层压力与信息传递的乘数效应影响,诉求治理的责任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由于压力过载产生目标替代行为。数字治理“内卷化”是数字技术逻辑对治理逻辑与治理关系的改造,使数字技术从辅助治理的工具手段转变为主导基层工作的关键变量。数字技术对治理的反噬后果,不仅表现为治理效能的低效增长,还体现在工具理性思维对人本思维的侵蚀与替代。破解数字治理的“内卷化”问题,需要审视数字技术引发的治理关系变革,发挥数字信息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支撑作用,在市域层面重点发挥数据挖掘的决策辅助功能,厘清各个治理主体关系责权利边界,避免数字化的过度监督。数字治理要辅助场景式治理,重点激发基层组织和群众的主体性。

智能官僚主义的产生逻辑及治理建议

智能官僚主义是行政管理主体主导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实施的智慧治理的衍生产物,研究智慧治理中智能官僚主义产生的逻辑并提出解决思路,对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运用科层制理论分析,发现智能官僚主义是科层体系引入智能技术后,其组织逻辑、技术逻辑、运转逻辑和利益逻辑均发生重要变化并共同作用的产物。基于此,认为利用智能技术建立服务对象自下而上的反映渠道的赋权治理、强化“理念-体制-技术”的综合治理,以及政务绩效评价制度创新治理,是消解智能官僚主义的重要思路。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践与粮食安全保障路径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从地方实践来看,保障粮食安全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形成了多元导向思路,包括土地流转导向、基础设施建设导向和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基于对不同建设思路的比较,发现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产生了较强的经营激励,是具有较强复制性和基层适应性的粮食安全保障路径。以土地细碎化治理为导向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关键是构建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安徽省T县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践表明,统分结合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体制与行政赋能的村级民主治理机制有助于推动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管理体制层面,统分结合体现为县级政府统筹与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以及县级主管部门赋权基层组织的“双业主”管理模式;在实践运作层面,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呈现为全过程民主治理,包括社会动员、民主协商和权力社会化3个环节。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利于保证粮食生产稳定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新兴体育社群:青年新部落生活方式实践——以极限飞盘社群为例

文章以极限飞盘社群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在传统共同体式微、同辈竞争内卷加剧的当下,新兴体育社群如何成为青年群体的聚集地,帮助青年重建情感共同体的过程。研究发现,新兴体育社群是青年群体在制度化的生命历程中撑开的弹性空间,参与体育社群活动起到缓和社会时钟下身心紧张状态的作用,部落内形成的关系网络也为提升个人发展创造机会。新兴体育社群以其合作包容、自我赋权的文化价值和去中心化、自我管理的组织形态吸引和凝聚了青年群体,其组织特点也为青年组织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参考。

当代青年女性群体的社会参与:类型、阶层与体制

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是激发社会活力的主要来源,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对青年女性群体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当代青年女性群体的社会参与具有类型多样化特征,整体上表现为积极正向的社会参与状态;除个体特征和婚姻家庭因素影响外,阶层与体制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会影响到青年女性的社会参与,尽管不同类型社会参与中的阶层因素影响不尽相同,但青年女性群体的社会参与呈现体制内外的显著差异化特征,进入到体制内就业且实现经济地位提高的青年女性群体更能够积极主动开展社会参与活动,而体制外就业的新社会阶层青年女性的社会参与整体偏弱。为实现女性在社会领域的全面发展,在提升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为新社会阶层青年女性开辟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构建积极有序的社会参与机制,激活其社会参与的能动性,仍然是今后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常规工作中心化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内卷化——以华北P区为例

以华北P区为例,从政府工作机制的角度,提出常规工作中心化的分析框架,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内卷化问题进行解释。从工作属性与工作机制两个角度理解常规工作与中心工作,指出常规工作与中心工作既是两种具有不同属性的治理事务,也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机制,只有在工作属性与工作机制匹配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有效治理。研究发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具有常规性、非攻坚性和非紧急性等特征,从工作属性来看属于常规工作的范畴,但是地方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却采用了中心工作的高配工作机制,为了应对机制错配产生的压力过载,人居环境治理日益精细化和行政化,但精细化和行政化产生了高昂的行政成本,换来的却是悬浮的治理成效,逐渐陷入内卷化困境。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治理机制需要从中心工作回归到常规工作,从精细走向简约,从行政走向自治,并与政府承受能力和村民实际需要相适配。

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城市化的区域差异

区域差异是理解农民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视角,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起步时间和发展条件不同,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不同,造成农民城市化逻辑的东西差异。农民城市化的东西差异体现在城市化动力机制、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城乡空间跨度和城乡关系四个方面:东部地区在全域工业化基础上,形成了由市场先导和农民主动、全务工型、离土不离乡、融合型城乡关系等特征组成的完全城市化;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空心化基础上形成了由政府推动和农民卷入、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离土又离乡、寄生型城乡关系等特征组成的过渡型城市化,前者是高质量的稳定城市化,后者是低质量的半城市化。东部地区农民完全城市化的关键条件是其良好的区位条件下所形成的产业基础,而中西部地区缺乏产业集聚的区位条件,农民城市化并不稳定,将来需要在具备产业基础的大中城市进行二次城市化。

“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与逻辑——基于湖南鹊村的经验考察

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湖南鹊村土地合作经营模式为例,探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重构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农地“两权分离”的制度安排造成村治主体能力不足、村庄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规则失效等乡村治理困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其促进了村治主体能力提升、治理资源集聚和治理规则重塑,从而实现了乡村治理有效。研究发现,乡村治理重构的关键是再造集体治理能力,这涉及资源配置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两个方面。“三权分置”改革通过产权结构调整提升集体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激活村庄利益关联和政治关联强化集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实现了集体治理能力再造。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与书写--评《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扶贫与发展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社会组织领导者视角出发加以全面而翔实记述的少之又少。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撰写并出版的《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对若干项目故事的描述,展示其20年来参与乡村产业扶贫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实践,一方面可以从中管窥社会组织的参与,从传统的“资源输入”补缺式扶贫到“产业发展”驱动式振兴的转变,以及背后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基于行动者视角的反思和书写,可以视为公益行业自身开展研究和知识生产的重要形式。这两者对于思考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地参与乡村振兴及开展自身能力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中国流动人口住房分层与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研究

流动人口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应秉承渐进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原则,既要因城施策,也要因层施策。流动人口多层次的住房状况是流动人口住房保障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依据,然而,有关流动人口的住房分层以及流动人口住房分层背景下住房保障的讨论不够充分。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流动人口形成了“四层八类”的住房分层结构。流动人口住房上层为已获住房产权的有房阶层,流动人口住房中上层为住在居委会辖区的租房阶层,流动人口住房中下层为住在村委会辖区的租房阶层,流动人口住房下层为住在宿舍等其他住房的住房阶层。住房阶层内又可以根据住房权属关系和辖区分为多种类型。研究认为,提高流动人口的住房水平需建立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政府调控稳定住房市场结构与价格,针对流动人口特点提供适配的住房;既要提高商品房市场和租赁房市场住房品种的多层次性,也要促进保障性住房的多样性及保障形式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