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基于生态文明经济学的阐释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的战略目标和重要原则,主流化不足是各国难以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的主要原因。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就是重视生物多样性议题,恢复其在社会经济治理中应有的位置。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念指导,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同时仍存在一些问题。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面临产权和代理人、保护资金机制与惠益共享、价值认知与测度等矛盾。本质上,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抗解问题,根植于中国历史和实践的生态文明经济学应成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新范式。生态文明范式的主流化要求生物多样性目标融入社会经济系统的方方面面,促进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物质消费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要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必须将生物多样性福祉纳入社会福利函数;拓展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为生物多样性设立自然代理人,以“生态文明人”为目标,改变消费偏好,促进生态公共产品需求可持续增长;划定生物多样性红线,有助于科学设定保护的边界与规模,严守生态空间,强化阈值约束。

技术异质下中国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实现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的协同增长,不仅能够有效推进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助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该研究从强可持续和共同前沿理论的角度入手,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虑区域技术异质性的特征,采用基于共同前沿的三阶段SBM模型来测度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并利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分析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后,各地区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于未改进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从分地区效率均值来看,呈现出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特征。②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差异性特征。③考虑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差异因素,东部地区和非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果则一般。④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相邻地区的协作和交流,进而形成以邻为伴和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发展的新时期,需要重视提高要素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技术差距;同时,也要深化和统筹区域协同发展的格局,从政策制定层面完善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地区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从而形成地区间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双碳”目标下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特征、要求与路径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强调单一目标或有限目标调控的研究范式,对碳中和目标下净零碳转型复杂性的理解存在局限性,难以有效反映与应对多重目标、多重约束下社会经济系统性、全局性深刻变革的影响。理解与研判“双碳”目标下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主要特征、具体要求与实现路径,能够提升对“双碳”目标的认识,更好地释放系统性变革带来的红利以及规避所伴随的风险,推动实现“双碳”目标下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并为全球碳中和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作出贡献。

可再生能源的产消一元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

可持续发展是全球面临的重要议题,可再生能源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可再生能源资源还有很大的未利用空间”与“消费端的用能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的悖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可持续发展进程。产消一元化范式的基础是以可再生能源利用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核心是生产工具的技术突破,重点是生产对象的转变,必将根本改变生产关系。在《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伙伴关系的“5P”目标维度中,可再生能源产消一元化范式的发展有利于增强能源供给、减轻能源贫困,降低高碳比例、助力气候治理,催生缝隙创新、解除高碳锁定,弱化能源战争逻辑、保障长期和平,培育共同利益驱动国际合作,从而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双碳”目标再解析:概念、挑战和机遇

碳达峰是一个多峰突起、波动下降的阶段性特征,并非必然是碳中和的表征。中国实现碳中和只能是高碳化石能源的有序减退和零碳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快速攀升,使得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超过80%;零碳能源的革命性突破和生产革命,可推动就业增长、安全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而且零碳能源的消费革命,可提升民生福祉,促使区域协同和发展范式的升级;同时,碳移除的净零碳路径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动能较弱,潜在风险较大,只可起到辅助作用。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摒弃碳思维,充分释放零碳转型的增长动能,多路径优化集成,才能行稳致远,迈向碳中和。

“双碳”战略助推中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机理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推动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23》对目前可持续发展进程进行了评估,可持续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很多目标进展不足,其中就包括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向国际社会宣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围绕“双碳”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针。“双碳”战略与SDG13(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精准呼应,并与其他SDGs密切联系,其关系大致可以分为靶向对应、协同对应、权衡对应三种。因此,在二者落实过程中,应强化靶向作用机理,放大协同效应机理,弱化拮抗效应。“双碳”战略推动落实SDGs,在认知层面,应进一步强化社会各界对“双碳”战略的正确认识;在实践层面,要针对“双碳”战略与SDGs重叠的重点领域大力开展工作;在落地层面,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因地制宜开展零碳转型的试点工作,为经济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经济社会零碳转型策略:增量式改进还是反推式变革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引致的生态危机,加快零碳转型进程势在必行。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推动化石能源有序减退是零碳转型策略的核心本质,相关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文本在论述零碳转型策略的基础上,研判中国经济社会可行的零碳转型策略。研究发现:首先,零碳转型路径在清洁能源供需体系构建的“源、网、荷、储”等方面呈现多元化特征,目标本质是推动清洁能源实现高效地供需匹配。其次,现阶段各界对中国经济社会零碳转型策略的主张,大体可分为基于现有能源供需体系的增量式改进和直接颠覆现有能源供需体系的反推式变革,两者各有利弊,面临的挑战也存在差异。再次,决策者应理性看待零碳转型过程,既不能仅基于传统能源供需体系“缝缝补补”,也不能急于求成,毕其功于一役地推动变革。鉴于当前相关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确定转型的具体方向为时尚早,各地需因地制宜,结合多元转型路径发展竞争情况制定零碳转型策略,遵循由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经历由预期不稳定、多元化的探索向预期稳定、目标确定的变革演变。最后,从长远看,各界应将零碳转型策略纳入经济社会整体性变革中加以思考,以生态文明发展范式变革推进零碳转型,以零碳转型助力生态文明发展范式变革,力求为推动碳中和能源革命提供启示与参考。

中国区域碳达峰预测 与“双碳”目标实现策略研究

区域“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对于全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和情景分析法,预测了我国五大区域碳达峰时间、数量以及差异性,给出了五大区域“双碳”目标实现的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南在2020年达峰,东北和西北在2030年达峰,全国2030年前达峰的目标可以实现,但东部有达峰总量大的压力,西北面临着达峰量大且达峰时间晚的双重压力。五大区域“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点在于减碳,主要策略包括区域自身的产业和能源绿色转型,区域间的产业和能源协调发展以及如何破解协同发展的约束。

分布式零碳能源规模化发展与产业空间格局重构——新经济地理学产业空间集聚模型的适用性辨析

新经济地理学从集聚力和分散力的角度来阐述空间结构变化,并且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重点研究了产业空间分布和知识溢出、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关系,考虑到具有垄断特质的化石能源在碳中和时代导向下转向具有分散特质的零碳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大趋势,进而对产业空间分布特征产生相应的影响。在传统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中心和外围地区为基础的经济地理模型,涵盖了非能源、化石能源(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三个不同部门,同时考虑了劳动力、资本和能源三个要素,并将可再生能源消费份额的提升作为重要的分散力。研究发现: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份额的大小会影响中心和外围地区的资本收益率差异的长期均衡效用水平,并且可再生能源份额上升会导致中心地区的影响力趋于减弱;通过数值模拟来分析贸易自由度变化对产业空间均衡分布的影响,发现提高零碳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后,在产业空间分布格局所呈现的“中心-外围”形式中,中心地区的集聚力趋于弱化,外围地区的分散力得以强化;以零碳能源为要素的可再生能源系统能够使得产业空间组织方式发生变化,并推动经济空间集聚发展向均衡发展方向转变。可见可再生能源发展对产业空间布局所产生的影响,表现为推动能源生产结构由垄断集中向扁平分散化方向转移的动能,从而提速零碳能源的生产和消费革命,加速转轨别离化石能源。

资源枯竭型城市低碳转型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本文基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实际情况,以“+低碳”的模式构建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低碳转型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进行量化测度。研究结果发现:(1)稳步上升型城市占54.16%,先降后升型城市占33.34%,波动发展型城市占12.5%。(2)从资源类型来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低碳转型发展水平的排名次序由高到低依次是天然气型、森工型、石油化工型、有色金属型以及煤炭型。(3)从空间视角出发,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低碳转型发展水平逐步由东部高于中部高于西部演变为西部高于中部高于东部。(4)2013年是先降后升型资源枯竭型城市低碳转型水平逐渐上升的转折节点。(5)我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低碳转型发展依次经历了共性问题突出阶段、经济发展障碍主导阶段、特殊化以及个性化问题凸显阶段。(6)R&D投入占GDP的比重、地区生产总值、年末总人口等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低碳转型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规划因地制宜,实现精准施策;二是坚持创新引领,培植发展动力;三是多维协同转型,高效利用能源;四是转变发展思路,实现精明收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生态关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实践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关切理念,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以儒释道文化为例,分析了其传统理念中蕴含的“生态关切”这一公因子及其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可能路径,认为儒释道文化从生态关切的心理驱动转化为积极参与生态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既需要科学合理的政策引导,又需要自身的主动适应,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促使其生态保护潜能的释放,更好地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融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

民族地区碳达峰碳中和的潜力、挑战及建议

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又是可再生能源富集区,风能、太阳能、水能和地热能等能源资源位居全国前列,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战略部署落实过程中,民族地区拥有双重优势,是协同推进生态保护和“双碳”战略的排头兵。尽管潜力巨大,但是民族地区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仍面临挑战:能源消费以煤为主,能源结构调整缓慢;产业结构重型化问题突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滞后;帮扶政策制定有失偏颇,可再生能源认知亟须改善。民族地区应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场、生产和消费双脉络构建“双碳”目标的政策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因地制宜加快新能源发展速度,促进能源结构调整,拓宽电力外送通道;抓住区域合作新机遇,将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探索建立深度融合模式,促进东中西部地区能源-生态-发展多维融合。

净零碳转型的主要路径及其优化集成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加快向净零碳转型。“双碳”目标提出以来,社会各界对于净零碳转型实现路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从高碳的化石能源“换道”到净零碳可再生能源的跑道上“超车”,需要形成共识,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为此,该研究将净零碳转型的主要路径划分为以下四个赛道:(1)净零碳转型的核心赛道:具体包括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储能、消费。确保实现净零碳转型,零碳是关键。只有在能源主体上实现零碳,才有可能实现净零碳。这不仅要求零碳能源生产的量要足够、质有保障,而且还要匹配消费需求。(2)净零碳转型的系统优化赛道:零碳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要素集成融合。由于零碳可再生能源涉及种类较多,需要具有荷源二元特征的储能调节,进而实现多能互补,源网荷储将各要素综合集成,优化调控。(3)净零碳转型的辅助赛道:高碳化石能源减退与人工碳移除。一方面,化石能源在未来必须要提质增效,按碳中和目标进程有序退出;另一方面,必须使用的化石能源,其排放的温室气体也可以终端捕集、利用和封存。自然生态系统也具有碳汇功能,但这些总体上为辅助性的。(4)净零碳转型的软实力赛道: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实现净零碳转型不仅需要硬技术和工程手段,也必须要有政策、信息、服务、金融支撑、国际合作等软实力的加持。因此,应该厘清不同赛道的战略定位和目标需求,为碳中和目标下的净零碳转型提供可供选择的科学路径。

净零碳目标进程的知性悖论与陷阱规避

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即净零碳排放是关乎《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重要条件,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和难点。实现碳中和的根本路径在于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和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平稳替代。在净零碳转型进程中存在的道义性、安全性和绩效性知性悖论极有可能导致博弈失衡,使人们掉入喧宾夺主、高碳锁定和急功近利的陷阱。中国已经具备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底气,但是转型不可能一步到位,既要把握机遇顺势而为,也要防止误入陷阱,必须保持定力、稳步推进并引领净零碳转轨进程。

扶持政策对资源枯竭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点之一。客观评价资源枯竭型城市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将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指标,利用2003—2017年283个中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测算并比较了资源枯竭型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资源枯竭型城市扶持政策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扶持政策是否促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结果显示:(1)扶持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这些城市的发展质量,且扶持政策越早实施效果越明显。(2)扶持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为显著。(3)扶持政策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对中西部地区以及有色冶金类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中国应制定更加明确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分类标准,确定差异化的转型路径;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扶持力度,引导森工和石油类资源枯竭型城市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环境治理能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小水电价值评估与发展战略转型

从经济性、社会性、减排效应等多方面对小水电进行价值评估,小水电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贡献侧重点不同,小水电发展虽存在较多争议,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且愈来愈受到国际社会各国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应理性认知、科学对待、正确引导。在碳中和目标下,小水电通过自身的开发及与风电、光电等一体化的发展,既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供给,减排降碳,同时也有利于提高能源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提出中国应从五个方面推动构建小水电发展的新格局:(1)正名纠偏,鼓励发展小水电,在小水电发展基础条件好的地区率先建成碳中和示范区;(2)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小水电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3)完善市场机制,降低融资难度,促进小水电健康、良性发展;(4)加快科技创新、科技突破、科技集成,更好地支撑小水电直接或间接的能替及减排等作用发挥;(5)积极探索碳中和愿景下小水电贡献路径的中国方案,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可再生能源、能源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家能源安全

从石油世纪向可再生能源主导的碳中和时代转型,将重塑全球能源安全新格局。文章基于化石能源的非均衡非均质点状分布特征,分析了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传统能源安全,其有着难以摆脱的能源地缘困境,而可再生能源凭借其天然的资源禀赋,为打破地缘困境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束缚提供了新契机。基于此,文章以1990—20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使用与能源地缘政治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以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显著弱化了中国长期以来以化石能源进口依赖为主导的能源结构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在更换地缘风险测度指标,控制原油进口集中度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该研究不仅丰富了现有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研究的文献,更为碳中和新时代背景下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布局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强化碳中和时代中国在世界能源安全格局中的战略引领地位、助推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能源强国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引。

碳中和的转型革命与风险防范

实现碳中和需要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型,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颠覆性技术推动零碳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仅依靠改进型技术和终端移除技术可以不断走向低碳却难以实现碳中和,只有通过颠覆性技术彻底和化石能源脱钩,才能最终实现碳中和。碳中和革命不仅催生了能源市场新格局,还引致生产关系的革命性突破和分配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从而推动社会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型。

压缩碳排放峰值加速迈向净零碳

中国向国际社会宣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对全球推进《巴黎协定》目标意义重大,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尤其积极而深远。本文阐释了责任担当的气候雄心,分析了碳达峰走向碳中和的高质量发展机遇和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净零碳转型发展。本文认为净零碳发展导向,为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我们要正确理解碳中和的实质内涵,协同提升气候韧性。在学理上,也要深化认知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依据。

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能力的建议

中国在全球碳排放格局演化进程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立场经历了从跟进、参与、贡献到引领的转变。中国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和国内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不仅政府要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也亟需发挥作用。当前国内气候变化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在议题设置、话语把控、项目运作等方面的影响力较为有限。本文提出,可以从三个方面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第一,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在其他国家开展气候治理行动;第二,充分发挥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国外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行动的优势,提升合作效率;第三,在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机制、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助力其在国外更好地发挥作用,为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充分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