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法学实践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以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法学实践基地建设为例

法学是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法学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其实践性。鉴于我国长期缺乏法律职业培训,加强法学实习等实践性教学就成为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中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法律实践模式。而加强法学实习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长期的稳定的校外法学实践基地。这将有效地促进法学院与实习基地的良性互动,并最终实现"双赢"。

深化改革与创新发展背景下商法制度的完善——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商法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日前,"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商法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京隆重召开。来自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结合我国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围绕"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与商法理念更新"、"企业制度创新与商法完善"、"金融创新与商法完善"、"商业模式创新与商法完善"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现状、成因及对策——以北京工商大学为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养成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高校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应有之义。以北京工商大学为例,理清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现状,分析其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助力高校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当代大学生阅读现状及改善策略研究——以北京工商大学为例

提高全民特别是大学生的阅读意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更是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北京工商大学(以下简称北工商)为例,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和调查问卷等形式就图书阅读的现状进行分析研判,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困境进行学理思考,并以此为基础探索适合大学生的阅读推广策略,以期帮助高校大学生主动阅读、享受阅读并逐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推进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

近年来,高校对廉洁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幅提高,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力度不断加大,在教育渠道、教学内容、教育方式、师资队伍建设、教育资源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当前我国大学生廉洁教育在体系建设、资源整合、创新模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制定大学生廉洁教育战略规划、创新设计大学生廉洁教育课程体系、广泛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大学生廉洁教育专业化水平是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关键。

数字人直播营销中相关主体的责任承担

数字人不属于法律主体。真人驱动型的数字人直播营销,实施驱动的自然人应视为直播营销人员。智能驱动型数字人直播营销无直播营销人员,应由直播间运营者等内容提供者承担相应的责任。经营者运用数字人直播营销也可能构成广告,一般情况下,不存在广告代言人,但知名人物授权经营者以其形象为数字人原型时,应承担广告代言人责任。针对数字人直播,直播营销平台应当承担真人身份核验、数字人直播的信息披露、数字人形象的审核管理、安全评估等特殊责任。

不动产信托登记的理论阐释与制度构建

不动产信托登记应以不动产为登记对象,而非信托关系。不动产信托登记宜采登记对抗效力,以发挥信托设计的灵活性。不动产设立信托的行为以发生不动产权利转移给受托人为必要,应以不动产相关立法所定不动产权利变动规则为准。不动产信托登记之价值不在于确认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而是强化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不能确保受托人承担有限责任,但可以宣示受托责任的有限性;通过信托财产登记,有助于维护信托财产的交易安全。我国应从登记申请、审查、完成等环节设计依申请的不动产信托登记程序。

资本扩张的内涵、边界与常态化监管

资本具有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双重属性,自然属性主要体现资本要素作用,社会属性更多体现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扩张是资本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辩证统一、相互交织的过程,具有市场型扩张、资源型扩张、牌照型扩张等三个基本模式。由于趋利性,资本存在多样化无序扩张现象,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可能存在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弱化监管系统有效性等多重威胁。资本监管要充分认识资本的双重属性,将“两个毫不动摇”作为资本监管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资本正向价值,覆盖资本扩张所有环节,重点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潜在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数字经济潜在的新型金融风险。资本监管要健全资本监管长效机制,深化资本监管法治建设,着重加强机构公司治理,有效统筹资本双重属性,着力提升生产力,注重优化生产关系,不断强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的功能。

智能化时代征收AI机器人税的路径选择——以激励科技发展与防范劳动力市场失衡为功能导向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引领世界进入智能化时代。AI机器人替代传统劳动者的现实引发对开征AI机器人税的争论。通过梳理并研究域内外现有文献,比较分析欧盟、美国、韩国等AI机器人税的立法与实践,提出AI机器人税应以激励高质量科技发展、维护市场劳动力要素平衡为功能导向,并以满足需要作为其底层逻辑的基本观点。在征税路径上,目前AI机器人还不是适格的纳税主体,应对使用AI机器人的资本课税,从而化解科技进步与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建构契合高质量发展的AI机器人税收优惠制度,为AI产业研发和创新设定税收优惠条件和指标,着力提升税收优惠的针对性和执行效果;落实AI机器人企业防范劳动力市场失衡的社会责任,激励创造就业岗位,实现科技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类。

民国时期自行车与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研究(1927—1936)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西方消费品纷纷进入中国。西方先进的新式交通工具传入中国后,不仅改变了旧式交通工具的主导地位,也带来了传统社会观念与消费风尚的悄然变化。随着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的逐渐完善,自行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开始流行,不仅使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而且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效应。那些有能力消费的社会阶层,把自行车当作日常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自行车也被有限地投入公用,成为邮差等部门的交通工具,提高了工作效率。自行车的进口,也促使自行车民族工业的发展,尽管产品仿制的过程在外来自行车的冲击下依然艰难。西方器物的进口,产生的文化冲击效应是非常直接的,不仅仅是外在改变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促进新行业的兴起,而且带来深层次的变化。这种消费品的供给,满足了经济发达城市市民的生活需求,提高了生活质量,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影响。自行车可以视为一种物质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自行车从奢侈品到逐渐融入日常百姓的社会生活之中,最后成了中国人特别喜爱的交通工具,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演变的缩影。

信托机制在生态补偿中的应用

当前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且存在资金供给难以满足需求、资金管理效率偏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互动机制不畅、难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等问题。借鉴国外公共信托和国民信托运用于生态补偿领域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环境,可在生态补偿中引入信托机制,以生态资源公益信托作为核心载体,并充分利用信托的融资机制、资产管理的效率以及灵活的制度设计,弥补现有机制不足、共同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目标。

网络交易中人工智能应用的规制

人工智能在网络交易中的应用从辅助决策式向内容生成式拓展,引发消费者权益保护、内容安全管理、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新的问题和风险。在对人工智能应用进行一般监管的基础上,有必要对人工智能在网络交易应用中的特殊规制问题予以明确。在监管路径与模式实行刚性约束的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强与网络交易平台的协同治理。平台经营者同时作为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时,其对网络交易中发布的违法违规及侵权信息的检查监控义务不应完全拘泥于被动审查,应在事前、事中、事后承担不同的风险管控义务。

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视域下的新时代人才培养工作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强调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从根本上看,人才培养必须在劳动实践中完成,而开展劳动教育是从事劳动实践的重要前提。因此,做好新时代人才培养工作,需要我们深入理解和掌握劳动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域下商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研究

目前,学界就商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的探讨和争论颇多。现有路径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过宽,其抽象性与商业数据纠纷特性适配不足,赋权保护过严且理论基础不坚实、激励效果欠佳,无法为商业数据权益提供适度保护。相较之下,《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新增的商业数据专条系一条明确性与制度弹性并重的折中保护路径,不仅构建了更明晰的权益保护范围、行为正当性标准和利益衡量准则,较《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确定性更强,且更关注竞争行为的不法性及对多方市场交易主体的影响,较赋权保护更有利于平衡商业数据的保护与流通。构建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保护规则,应进一步完善商业数据权益保护构成要件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

数字经济背景下金融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探索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部署。高质量的金融法治建设离不开优秀的法治人才,如何培养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法治人才队伍是我国急需考虑的问题。

保险金信托的法律结构

保险金信托兼容了保险制度和信托制度在财富管理和传承上的双重优势。保险法律关系和信托法律关系存在关联性,外在联系体现在利用保险杠杆优势获取较大保险收益后运用信托进行资产管理;内在联系体现在二者的法律结构上存在部分当事人重合。保险金信托在法律结构上的风险可通过厘清两法律关系主体资格来合理规避。为确保保险金信托法律结构的稳定性和多样性,保险法律关系中投保人和受益人均可由信托公司担任;信托法律关系中委托人可由投保人和保险受益人担任。保险合同中宜增加不可撤销信托条款以增强信托关系的稳定性。慈善组织可以与缺少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一并作为信托受益人,在信托关系中发挥监督作用。

数字化财产的权利冲突困境与出路

财产数字化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数字化财产包括纯粹数字形式体现的财产和依赖于数字技术和网络服务加以利用的有形财产两类。随着数字化财产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展和数字技术介入程度的不断加强,面临着数字化财产所有人与技术权利拥有人、网络服务提供者等主体的权利冲突。需要结合数字化财产功能实现的条件和特点,从“模块化”的思路确认数字化财产所有权转化为数字化财产分配使用权。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许可协议中规定菜单式选项供用户选择,使用户作出的“购买”决定是在充分了解其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后能满足其使用目的的选择,以此达到双方在同一数字化财产上权利的协调平衡。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与应对

近年来,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经济、科技崛起,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断强化外资审查制度,限制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围剿之势愈演愈烈。由于国家安全的涵义模糊,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此类措施远超国家安全范畴,呈现保护主义倾向,严重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和扩张等活动,危害了中国海外投资利益安全,已成为遏制中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以及市场竞争力的投资壁垒。考虑到中国与大多数实施国家安全审查的西方国家签订国际投资协定,并在其中设置了投资仲裁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投资仲裁的方式挑战东道国的安全审查措施,依据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保护条款主张违约责任,从而制约东道国的保护主义政策。

企业社会责任下平台劳动力精细化保护研究——基于外卖行业的考察

企业社会责任介入有助于实现精细化的平台劳动力保护。通过对外卖劳动关系司法案件的统计分析发现,基于劳动法律关系下的劳动力保护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传统劳动法律责任无法适应数字生产力的要求。推动大型数据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帮扶,是应对平台劳动风险的有力保障。企业社会责任介入劳动力保护的原因在于外卖劳动者与传统劳动者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传统劳动关系不适用数字化生产力下的新型生产关系。结合《民法典》和劳动法律体系,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有效构成道德约束和监督体系,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法治化,实现与劳动法、民法的协同效果。为了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在劳动法和民法体系下的有效介入,应当对不同状态下的外卖员进行精细化分类,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分析不同类型外卖员与平台企业的利益相关性差异,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法治化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