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及前景

伴随国际体系深刻演变,“全球南方”作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力量,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步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经过长期努力和联合自强,“全球南方”话语不仅进入世界议程,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标识,而且在制度性话语权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全球南方”声音日益引发关注且影响持续拓展。未来,“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提升面临南方国家差异性较大、内部团结协调不足、大国博弈遏压等多重挑战。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关键一员,可聚焦安全、发展、理念、制度等领域,推动南方国家凝聚共识、加强团结、提升国际话语权效能。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走过十多年历程,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继往开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持开放、绿色、廉洁,坚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安全保障、合作平台、涉外法律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机制化建设,推动务实合作。通过建设更为畅通高效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提升共建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等方式,以新成效彰显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力和塑造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南方”共同话语的塑造与国际传播

“全球南方”近年来备受关注,被日益视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全球南方”作为一个群体,独立性、自主性日益增强,同时体现出很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全球南方”在话语方面要努力凝聚共识,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努力构建南方集体叙事,塑造共同话语,做好共同话语的国际传播。要关注共同话语构建,关注传播主题,关注知识生产与学术传播,关注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和传播规律,使“全球南方”话语产生更强的国际影响力和塑造力。

加强人文交流 构建人文共同体

在2020年11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要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人文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社会和民意基础。构建人文共同体可以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可以更好地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也可以增进友谊,增强政治互信,促进国家间的全方位合作。在具体实践中,构建人文共同体需要根植于人民,从理念、政策、行动层面多维推进,要有正确的理念来引领,要有相应政策和机制来提供保障,要有实际行动来推动落实。

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话语的构建与国际传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话语之一。和平发展是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实践探索创新而来,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强调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安全、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辩证关系。做好和平发展话语的构建与传播可以从其理念基础、话语内涵及相关实践入手,以更好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使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话语,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更好地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影响。

不确定性边界: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内生困境

随着生物技术和治理措施的发展,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相关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呈现出全球生物威胁日益增多的趋势,进而形成了经验性困境。传统意义上的治理进程将生物安全视为边界确定的、相互独立的各个小领域,并对其“分而治之”。实际上,生物安全本身属于一种纠缠性安全,其各安全主体和所属边界、治理手段、治理知识框架都具有模糊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充斥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当前生物安全的含义已经从单纯强调通过强行的控制力塑造生物安全的边界,寻求生物安全的确定性,发展到将“生物安全”视为在不断变化的制度和公共价值观内的一种多层面和偶发反应。从“不确定性边界”的概念出发,系统研究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经验性困境背后的结构性困境,能够更合理地回应当前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全球文明倡议:理念与行动

全球文明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是紧紧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第三个全球性倡议,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实际行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打造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平台,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担当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战略竞争更趋激烈,全球发展赤字加重,国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尖锐,世界呼唤新责任新担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胸怀天下,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主线,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破解挑战的良方,汇聚了广泛共识,促进了共同行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和最大的政治优势,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彰显了中国外交的底色和时代担当。

“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文化、理念与实践

传统文化、外交实践和世界形势重大变化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实践不仅体现了国际合作的一般规律,也体现出一些新的合作理念、合作模式和合作路径,很多是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合作理论所忽视或不能解释的。“一带一路”实践强调合作的平等性、开放性、包容性、过程性、长期性,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超越了西方理论视域下简单的制度合作、同质性合作和利益合作,这些为国际合作理论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新元素。对“一带一路”实践进行理论凝炼不仅可以更好地彰显中国外交实践,还可以把中国外交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这也是将中国实践转化为世界普遍知识的重要路径。

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

语言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认知,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媒介,也是安全研究的重要维度。特定的话语可塑造威胁身份,叙述危机故事,对言语对象制造话语障碍,形成话语压力,建构话语危机,影响相关政策,使特定问题安全化,并影响安全程度的高低,导致不同的安全政策,甚至助推战争。中国在近三十年来一直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话语压力,在国际舆论场中经常陷入不利境地,有时由于某个话题成为舆论焦点,遭遇话语危机,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中国威胁世界秩序”以及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等。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亟须研究和应对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中国需要加大世界发声力度,提高话语主动性和自觉性;加大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宣传,重塑中国话语的国际语境;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避免话语与行为的盲目自大,避免不必要的话语攻击和误解、有针对性地做好美国关于中国话语的改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话语障碍和话语压力,有效缓解和化解话语危机。这是为中国塑造良好外部环境、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使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顺畅的重要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现代化的一些共同特征,同时也是中国基于本国国情和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作出的选择,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为世界上更多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推动人类的整体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

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舆论的新特点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促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也使国际舆论呈现出泛政治化、标签化、污名化等新特点。同时,针对疫情的讨论外溢性明显,不仅涉及公共卫生,还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不仅涉及国内层面,还涉及国际层面。面对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双重挑战,各国也在进行着信息战、叙事战和舆论战,大国对舆论引导的博弈色彩增强。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后疫情时代需全方位加强自身国际话语权建设,尤其需要在理论话语权、实践话语权、制度话语权和传播话语权建设方面加强统筹谋划,以使自身国际话语实力与综合国力相匹配。

杜特尔特时期美菲防务合作的调整及其局限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之后,美菲防务合作有了新的发展。经历了初期的“短暂疏离”,美菲防务关系实现了“质”与“量”齐升,双边军事演习出现多边化苗头。这既是因为菲律宾自身亟待加强防务能力,需要得到美国支持,也与菲律宾国内亲美的民意基础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再强烈指责菲律宾人权问题有关。然而,美国对菲律宾安全和经济支持难及预期,美菲在南海问题等关键安全议题上存在分歧,菲律宾继续寻求外交多元化,诸如此类制约因素有可能致使美菲防务合作深化发展出现反复。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

在2022年9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纪疫情阴霾未散,局部冲突硝烟又起,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回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美战略竞争与大战略博弈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明显。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取决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实力,双方之间大战略的制定与执行至关重要。冷战后美国虽多次历经大战略辩论,但霸权战略从未变更,主要是战略手段调整,谋求尽可能实现成本优化。对于中美战略竞争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不过是中美之间阶段性、局部博弈的体现,并不能完全主导中美战略竞争的结局。大战略博弈才能决定两国的战略趋势,中美双方如何将各自的阶段性战略、地区战略、局部战略等纳入其大战略框架非常重要。

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动力与趋势探析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提出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带有伙伴关系外交的典型特征,不针对任何第三国,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与中国国家身份的变化、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外交实践经验密不可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呈现出“质”“量”齐升,分布更加均衡化,形式更加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中国构建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了外部环境的历史性改善,为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中国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一直以美欧理论为主导,近年来日益体现出对当前国际关系解释和预测不足、内部缺少发展动力、思想性理论和大理论匮乏、研究视域单一等特点。同时,非西方学界的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学界也一直在努力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而言,国际关系本身的发展变化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主动性、塑造性日益增强,这些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经验基础。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需要系统研究当前国际关系整体演变态势对理论创新的影响,更好地总结和凝练中国外交传统与实践,从本体层面、经验层面、规范层面入手,把中国外交实践上升为理论认识和知识体系,使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努力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外交实践,也可以使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内容和视角更加丰富,真正反映多元、多维、多样的世界。

加强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传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为例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会影响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对于国家而言,对彼此文化了解的缺失很容易导致对相互间话语或行为的误解和误读,对于一些高度概括性或抽象的理念更是如此。中国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也塑造了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文化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也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主张,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等,这些理念体现了很多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但是,在国际层面,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入系统的了解,尤其是思想、理念层面的隐性文化,中国在进行理念传播时尤其需要关注这一问题。如何创新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如何加强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传播,以使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基于以上问题,本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为例,对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传播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以为更好地改进中国的对外话语提供启示。

中国国际安全观话语的构建与传播

话语是国际安全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话语不仅呈现安全问题,同时也塑造安全感知,甚至导致安全危机。安全话语与安全政策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国际安全领域的话语竞争、话语碰撞和话语博弈随处可见。对于同一个安全问题,不同表述或解释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认知。国际安全领域实际也需要话语“治理”,以更好地消除分歧,塑造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安全问题日益重视,在国际安全领域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国作为世界大国,需在国际社会具有超出一般国家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塑造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际社会对自己提出的理念和主张的认可、接受,甚至欢迎和效仿。如何来构建和传播中国的安全观,如何使其被国际社会理解接受是当前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现状与提升

国际学术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组成部分,也是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理念与思想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影响,关系到其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国际学术话语权受学术内容、学术平台、学术传播等多方因素影响,缺一不可。中国在国际学术话语权方面还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与一些西方大国还存在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国际学术话语权,并进行了诸多努力。未来,需要继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加大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加大对中国实践的总结和凝练,继续提高学术成果质量,做好“学术中国”的内涵建设和制度性支撑,做好“学术中国”的国际学术传播和大众传播,使中国拥有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学术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