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防治地方立法的困境与突破——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为例

地方立法在大气污染防治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为例观察表明,现行大气污染防治地方立法是惩罚与冲突型的,在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地方立法之间的协调性、制度设计的具体化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未来的大气污染防治地方立法应当是协调与合作型的,应当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构建区域大气污染协商立法框架、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反思与理论建构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重大决策程序中的引入,旨在通过一种自主性、嵌入性的程序构造,拓展传统的决策程序结构,增强决策过程的风险意识。社会稳定风险作为一种次生性、社会性、综合性风险,具有不同于技术性风险的特质,这要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建构,应当以决策过程开放、决策理性和决策民主为导向。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种裁量程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难题,亟需将其纳入法治轨道。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研究

在利用大数据支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出现了许多个人信息泄露、侵害公民隐私和身份歧视等现象,暴露出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存在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利用不充分等问题,涉疫信息的复杂性和信息治理的复杂性、数字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以及法律规则的不完善是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在技术路径的选择上,以苹果&谷歌的API端口和欧盟接触追踪APP共同工具箱为代表的欧美数字接触追踪技术工具主要采用蓝牙信标技术和分布式的数据处理技术,并对技术的使用部门进行限定,以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公民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在法律规则的适用方面,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一些具体的场景下,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获得豁免,个人权利遭遇一定程度的克减,但总体上仍需要遵守现行的数据保护法律框架和基本原则。将西方经验与中国实践进行对比发现,从技术的角度,不同国家对接触追踪技术的使用会在综合考量不同集团利益、隐私保护的有效性、技术实现的可能性、投入回报比等因素的基础上选择不同技术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从政策法规的角度,世界许多国家都已经建立了个人信息治理的基本框架,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数据治理也纳入该基本法律框架之内,不同国家地区在个人信息处理的具体法律规则上会有一些差异,主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个人数据保护法律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有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对不同技术路径和法规规则的选择,归根究底是反映了不同国家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社会监控与精细化治理等不同价值的平衡和取舍。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建议通过尽快制定规范统一的个人信息处理技术规范和完备的技术规则来规范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进一步着力保障技术安全和系统安全,以加强数字技术支撑疫情防控的确定性;通过建立规范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构建系统健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来完善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

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变迁——一种权力社会史的考察

从社会史角度来看,司法权可以被理解为多个主体争夺和竞争的对象,具体到美国,国家正式司法的确立是在联邦、州和大众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大众司法在正式司法制度内外以各种方式对联邦和州司法权的扩张发挥着抵制作用,与之相伴的是国家司法的理性化、职业化和科学化,最终联邦最高法院依据宪法推动街头暴力转变为法庭上的权利之争,实现了法治的胜利。但是,社区与国家,个人权利与公共秩序,法律与正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它们之间的对抗与合作将继续影响着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未来的走向。

私募基金与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边界

司法实践中,如何划定合法的私募投资基金与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界限,一直是一个动态难题。特别是随着私募基金的迅猛发展,解决这一难题的需求更为迫切。判定私募基金活动的合法性应从集资主体、集资对象、集资方式和集资项目四个方面展开,概而言之:集资主体是形式要件,合法私募履行登记备案手续,而非法集资犯罪只是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往往无法取得备案;合法私募的资金募集对象是特定合格投资者,在经济能力、人数和范围方面都有明确限制,而非法集资犯罪是面向广大的社会不特定公众;合法私募以"私"为特征,募集方式不得公开,不得承诺收益,而非法集资犯罪与之相反;合法私募以"项目"为生命线,必然存在真实的特定项目并备案,且资金专款专用,而非法集资犯罪中的项目只是虚构、捏造的"存在",资金往往转移挥霍。

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实际效果与规范意义

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反对剥削的政治使命和破除城市建设阻力的经济考虑而做出的宪制安排。单纯从私法角度将其理解为国家所有权,不仅面临无法弥合的理论和逻辑张力,而且从根本上限制和剥夺国家针对城市土地的处分和管制权能。其规范意义应当从公私法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其公法意义在于,在承认国家的政治使命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立法来充实国家针对城市土地的多元角色,同时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防止相关立法偏离宪法目标;其私法意义则在于充实国家针对城市土地的所有者权能。

中英立法比较下的我国收容教养制度完善

收容教养制度是我国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的一项重要制度。然而现有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导致理论和实务存在诸多问题。比较而言,英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儿童安全令、养育令、拘留和训练令等裁判制度,儿童安全屋、安全训练中心等执行制度对完善我国收容教养制度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我国收容教养制度应该向未成年人法定教养制度转变,兼行不剥夺人身自由和限制人身自由两种方式,做到与不负刑事责任的含义一致。在决定程序上应该根据方式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程序,在适用条件上应当借鉴养育令和养育协议的思路,在适用对象的年龄下限上应该在8~12岁之间确定合理的界点,在教养年限上应该建立实际教养与行为监督相结合的模式,并针对特定犯罪设定特定期限。

刑事司法如何更好地为民服务——基于发达国家犯罪统计规则的分析

近年来,部分经济发达国家在刑事司法最前端的犯罪登记过程中更加关注受害人这一主体,并提升对受害人的保护水平。借鉴吸收以受害人为核心的相关制度设计,有助于我们减少民众受害现象的发生,更有效地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实现司法为民。

美国科研法则的功能及其启示——基于刑事司法视角

科研法则是研究人员在科研活动中所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不仅用来保护科研人员以及科研对象的合法权益,而且还规范科研活动,为提高国家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服务。美国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通过对科研活动的全过程监督,极好地保护了被调研对象的合法权益,也提高了其国家整体科研水平。当下,中国缺乏有效的科研法则,需要通过制定法律去规范科研活动,理顺科研机制,培养自由的思想市场,以此来提高国家整体科研实力。

完善行政裁决制度应当思考的几个问题

行政裁决制度是现代社会解决民事纠纷的一项重要制度。完善行政裁决制度应从基本理论问题入手，对行政裁决的概念、特征进行界定和概括，明确行政裁决的性质、功能，划定行政裁决范围，以有效发挥行政裁决所应承担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功能。

信息公开理念下的定密异议与司法审查

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受到国家秘密范围的直接影响。在中国现行制度框架下,基于法律位阶、一般法与特别法、新法与旧法、法律责任等因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适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严格约束,形成了"以保密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行政实践。美国法上关于定密异议及其司法审查制度,是推动《信息自由法》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中国的定密异议制度在制度架构和程序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亟待整体上的革新。完善中国定密异议制度:扩大定密异议权的主体,建立更为多元化的定密异议受理主体,进一步完善定密异议处理机制,明确定密异议中的证明责任规则。建立定密异议的司法审查机制,允许个人对定密信息提出异议,借用体制外的力量对国家秘密进行监督和维护。以定密异议及其司法审查机制为核心,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保密与信息公开之关系,推动"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理念的形成和落实。

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预防和制裁侵权行为,还要有利于新业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目前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与保护模式看,无论是立法保护模式、行政保护模式还是司法保护模式,均无法充分满足快速保护、分层保护的新要求。必须加快知识产权法治建设,从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多个层面构建系统综合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新格局。

“大智立法”及其三个维度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在现代社会,转型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最终都是通过各层级的立法予以有效解决。立法,在本质上是对各种社会利益的协调。立法者,需要具备大智慧、大胸襟与大视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文章围绕"谁主导立法""立什么法"以及"怎样立法"三个角度来探究如何做到真正的"大智立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立法。

区域行政协议:概念、原则与适用

区域行政协议是相邻区域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之间,为实现本区域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经相互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的合意。区域行政协议与合同以及行政协议均具有本质不同。平等互惠、协商一致、诚实信用、连续完整是区域行政协议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区域性事务标准是划定区域行政协议适用范围时应当坚持的主要判断标准。区域行政协议的适用领域主要包括:城市治理领域、经济协作领域、重大工程与重点项目的合作开发建设领域。

再论合同格式条款效力规制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和第10条并未彻底解决《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之间的矛盾,甚至对免除或限制责任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造成了新的困境。对于免除或限制责任格式条款的效力,实务上存在径直根据《合同法》第40条认定无效、有违公平原则并存在《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情形而无效、未履行提示及说明义务并存在《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情形而无效三种观点。不论格式条款是否属于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只要提供方未能履行提示及说明义务的,均应认定该格式条款未订入合同,但对方当事人表示同意纳入的除外。违背公平原则之格式条款不宜直接认定为无效,而可以将其规定为可撤销可变更的条款,撤销权或变更权的行使可类推适用《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

传统价值观认同度初探

国民价值取向的发展与演变是政府制定经济与社会政策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策略。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当今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如何,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有何差异等问题值得探讨。通过对问卷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影响价值观的认知体系做尝试性的探讨,调查结果表明,现阶段民众对传统价值观仍有较高的认同度,但不同群体之间的代际差异显著。

论我国防治腐败资产转移立法与国际公约的对接

我国防治腐败资产转移立法在五个方面实现了与国际公约的对接。包括:客户身份识别立法与国际公约的对接;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立法与国际公约的对接;反腐行政管控措施与国际公约的对接;反腐刑事法律同国际公约的对接;腐败资金监测主体的立法与国际公约的对接,对接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现行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认为作为政治敏感区、产业功能区、旅游景区和休闲广场的奥林匹克公园,其现有的管理服务体制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对此,应有步骤、有重点地对奥林匹克公园的管理服务体制进行调整。调整的具体应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以多种方式强化区域管理;充分开发奥运遗产,推动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建立健全该地区文化、体育、旅游、会展等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

新公共管理背景下国外国家公园管理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各国国家公园维护费用不断上涨的同时,新公共管理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呼唤政府部门提升管理效率。美国、加拿大、南非等国的国家公园分别采取了建立企业预算系统、与企业合作筹集资金、推动雇员接管以及加强精细化管理等改革措施,激励基层公园管理机构有效提升管理效率。文中介绍和分析美国、加拿大、南非国家公园管理改革措施与经验,指出建立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推动市场化改革、针对不同类型的景区及服务实施多样与精细化的管理是其改革成功的关键,提出了加强我国国家公园(内涵上包括国家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管理的建议。

从属地主义到合作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模式的转型

大气污染的复合性、流动性等特点决定了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问题上必须高度重视区域合作。目前,三地正在积极探索区域大气污染合作治理的有效途径。从法治的视角研究京津冀大气污染合作治理,有利于加快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体应当从京津冀区域联合立法、区域联合立法框架下的京津冀地方立法、京津冀统一执法等层面为京津冀大气污染合作治理提供全方位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