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从“减量改革”走向“结构调整”——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育国情调查中心发布《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传达出怎样的信息?记者做了专访。“减负”必须从所谓的“减量改革”走向“结构调整”记者:《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出“双减”背景下一些积极因素,但不可否认,家长的焦虑依然存在。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召开教育立法修法高层咨询会

为有力推动我国教育立法修法工作,5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在北京召开教育立法修法高层咨询会。全国人大常委、国家督学、政策院执行副院长庞丽娟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政策院副院长刘复兴教授主持会议。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举办国家教育“十三五”规划高层咨询会

2015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收官之年，同时也是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谋划之年。如何编制好国家教育“十三五”规划，通过科学规划增强对教育进行宏观指导和统筹推进的能力，是国家亟需的重大政策问题。为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政策决策，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于2015年5月1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国家教育“十三五”规划高层咨询会。

家校社协同开展科学教育的形势研判、关键挑战与政策路径--基于中国东中西部21省9199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家校社协同开展科学教育,是建设高质量科学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教育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在科学教育的实施中,我国以多元主体推进科学教育内容的开发、家校社基于项目协同开展科学教育、建立科学设施和场馆的科学教育共促渠道,取得良好效果。然而,在高质量科学教育体系建设中,学校科学教育师资薄弱、协同运行机制缺失,家庭科学教育的认知、能力、资源有待改进,社会科学教育布局、联动和共享机制不健全,科学教育多主体协同组织、机制、动力缺失,其制约科学教育的深入开展。这迫切需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建立家校社协同开展科学教育组织机制、建立科学教师培养培训一体化制度、建立标准化的科学教师专兼职聘任制度、建立家校社开展科学教育资源拓展机制、建立多元主体互促的科学教育评价体系。

北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政策路径

北京市率先在全国提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其基本均衡发展经验体现为:均衡发展政策先行,发挥引导作用;学校布局调整改进,发挥支撑作用;教师配置因需优化,发挥能动作用;要素建设抓实抓细,发挥基石作用。新时期北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体现为:学位需求大且区域需求不均衡、优质师资配置存在量和质的差距、学校建设关键基础要素需优化、优质资源扩散组合协同性不足。北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首善标准在于发展“个适性”教育。为此,应多源并用、内部扩散、外部疏解,优化学校布局;主动流动、胜任先行、双向互促,优化教师轮岗;执行章程、以文育人、要素联动,建设品质学校;要素综合、模式多样、效果监测,推进资源扩散。

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研究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政策经历了一个"启动—徘徊—沉寂—重提—蹒跚—倒逼而催生复兴"的复杂演进过程。其中,职业教育协同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与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目标相一致的职业教育协同管理体系尚未建立,招生存在壁垒,三地职业教育投入差距悬殊,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不平衡,制约协同发展的关键政策问题依然存在。为此,建议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建立以职业教育实验园区为载体的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承载区和以县域职教中心为主体的中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多微承载区。京津冀职业教育"一集多微"协同发展模式;增加经费投入、明确投入职责和比例,实现京津冀职业教育投入均衡;明确区域产业功能定位,科学规划专业设置,建立京津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协同模式。

教育督导的制度创新与实施路径——山东省潍坊市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研究

我国教育督导面临着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缺乏制度保障、违规办学与管理的行为难以有效遏制、社会教育诉求缺乏畅通有效的表达渠道、教育资源公平配置的体制机制运行困难等基本问题。潍坊市教育综合改革以教育督导为抓手,成立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组建教育督导巡视团、教育督导结果向社会公布、建立教育惠民服务中心,有效结合督政与督学,建立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督导体系,破解了教育政策"落实难"的问题。借鉴潍坊教育督导经验,根据政策执行理论,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督导机构和队伍建设;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第三方机构参与教育督导;教育督导过程阳光公正,督导结果向社会公开等。

基础教育强国建设的政策经验、关键挑战和推进路径

基础教育强国建设是教育强国建设深入推进的战略先导。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我国积累了基础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政策经验,突出表现为坚持党对基础教育的全面领导、推进课程和教材的标准化建设、构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体系、建设教育督导和质量监测制度。基础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其面临四个关键挑战,即学校布局与社会发展联动适应的挑战、教师队伍支撑高质量体系建设中的科学管理和配置的挑战、学生发展的教育选择权和个性化教育保障的挑战、提升满意度的美好教育供给挑战。教育内部要素和外部体系协同变革相结合,以此构建基础教育强国建设新格局,其推进路径为:当前与长远结合、综合施策,优化学校布局;从入口、过程、结果全程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保证教育选择权、满足个性化教育需求;推进基础教育向注重体验的美好教育转型。

推进中国教育数字化的战略与政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教育数字化是教育信息化在新时代的发展,我国在理论、政策、实践三个层面推进信息化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支撑教育数字化发展的体系。理念上,基于“构成”“带动”“引领”关系、财政主导投入、战略规划驱动,以数字化推动教育现代化;价值上,基于机构间、主体间、资源库的相互融通,推动优质资源共享;治理上,以综合性与统筹性、专门性与协同性、针对性与实效性为基石,推进层级治理与部门协同;实施上,以数字化推进课堂教学、教育管理方式、教育组织体系变革;步骤上,遵循三步走的差异化行动路线;效果上,以教与学模式变革、学校管理机制优化、教育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北京市民公共文明:中国民族性研究行动化

北京市民公共文明研究是中国民族性研究的行动化。从2005年至2011年间开展的追踪调查显示,北京市民的公共文明水平在总体上经历了倍增至小幅持续提升的变化。北京市民的公共文明呈现出四个特点,分别是心理尺度与评价结果的高度相关、行为主体性的凸显、评价曲线的近正态分布与"趋中"性,以及公共卫生行为与公共秩序行为的欠文明"问题"积重难返。在流动加剧和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社会变迁时期,公共文明研究为城市管理的政策制度完善提供了理论滋养,为中国民族性及其变迁研究的未来发展开辟出一个方向。

“十二五”期间我国教师政策计量分析与前瞻——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文本计量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以基本政策工具类型为横向维度,以教师政策要素为纵向维度构建二维分析框架,采用文本计量方法,分析"十二五"期间国家层面出台的57项教师政策。研究发现,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表现出明显的类别化特征。"十二五"期间,我国教师政策工具组合和要素结构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初步形成。但命令工具使用过溢,激励、能力建设、权威重组工具使用不足;教师聘用、解聘和权益保障等政策供给相对不足;教师编制、职称政策存在冲突与矛盾。建议在后续政策制订中以权威重组工具为抓手,调整部门职责权力,从根本上消解教师编制、职称政策的内在冲突;加强权益保障、聘任等薄弱环节的政策供给,不断完善教师政策体系;立足我国层级治理的本土政策实践,加强各级政府政策执行机构和人员能力建设。

新形势下我国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分析

针对新形势下我国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问题,利用系统分析、内容分析、行为分析、影子控制、文本分析等方法,在问卷调查与访谈座谈的基础上,开展政策分析。近年来,我国密集发布了34项有关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初步形成了国家宏观设计、协同促进改革、教育部门为主的政策体系,政策执行效果逐步显现。新形势下,教师队伍面临的突出体制机制障碍因素,依据其紧迫性程度排序为:教师收入、教师职称、编制矛盾、工作负担、绩效工资、社会保障、工作条件、代课教师、区县差异、管理失范、社会地位、权益保障。归类分析后发现,当前教师队伍建设面临三大关键性政策问题,即教师待遇偏低、结构性缺编,教师权益保障不够有力,管理体制机制不够科学。为此,建议:着眼长远,制定城镇化进程中教师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加强省级统筹,提高能力,切实建设"四有"教师队伍;调整管理的体制,建立统一规范的教师待遇保障制度;调整编制标准,形成科学合理、灵活的教师定编机制;完善教育决策咨询与申诉制度,畅通教师权益的诉求渠道。

习近平教育思想:中国教育改革的旗帜与方向

习近平在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中发表了系列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形成了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旗帜与方向。习近平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为"十大育人"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两翼驱动、三个抓手、四个保障"。一个核心,即价值育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翼驱动,即教师育人、家庭育人,教师与家庭密切配合,充分发挥教育合力。三个抓手,即文化育人、榜样育人、健康育人,文化、榜样、健康并举推进育人事业发展。四个保障,即创新育人、公平育人、实践育人、开放育人,创新、公平、实践、开放构筑保障体系。

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数据分析与政策建议

教育经费是高职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保障。通过对近年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数据的梳理与分析发现,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投入存在经费存量小,来源结构不合理,区域间经费投入不均衡等问题。为此,需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拓宽经费来源渠道,统筹各省区经费投入等,以保障我国高职教育健康快速发展。

北京高考改革新方案的属地之困——兼论教育改革的法治转向

北京高考改革新方案是国家教育改革的地方性产物。但是,现实所迫切需要的锐意改革,往往因为过分强调顶层设计的渐进式推进。在上下级行政权力架构中,先行的地方性改革探索因事权不明确而与中央总体改革行动不一致。这一改革是属地困局的破解,迫切需要通过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建设,实现多主体参与的良序共治。而共治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要求实现教育改革的法治转向。

中国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的政策分析

科研水平的高低是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高校科研经费主要用于开展基础研究,其执行国家研发投入的比例较高,研发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关。中国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中面临体制机制问题,即国家研发经费投入不足,投入结构不够合理;经费来源渠道多样,但缺乏科学的统筹管理;经费拨款方式有待改进,科研成本核算不清;经费使用规定不够合理,缺乏有效管理办法,影响了科研创新。因此,要明确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在科研中培养创新人才;加强高校基础研究投入,调整科研经费投入结构;完善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补偿科研人力成本;改革科研评价体系,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健全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制度。

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当前我国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评估指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的规定和要求,我国义务教育强化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制,均衡发展主要为行政区县内不同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遵循简约、量化、可操作性原则,确定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假设指标,主要包括两类,即体现政府职责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衡指标,主要包括3个,为教育经费、教育设施、教师队伍;体现教育发展水平的义务教育质量均衡发展指标,主要包括2个,为学校管理、教育效果。调查研究发现,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衡指标有效反映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落实情况,主要包括:Ⅰ.教育经费,特别是(1)生均教育经费支出,(2)生均专项经费支出,(3)师均工资性支出,(4)师均培训经费等;Ⅱ.教育设施,特别是(1)生均建筑面积,(2)生均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值,(3)生均信息技术设备值,(4)生均卫生健康设备值,(5)生均体育设施设备值,(6)学校网络建设等;Ⅲ.教师队伍,特别是(1)班师比,(2)专任教师合格率,(3)学校教师专业对口率,(4)学校教师中区级骨干和学科带头人数,(5)学校教师中市级骨干和学科带头人数等。义务教育质量均衡发展指标有效体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发展的水平,主要包括:Ⅰ.学校管理,为(1)学生每周平均在校学习活动小时数,(2)学校他评合格课比例,(3)学校他评优秀课比例,(4)学校学年班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次数,(5)家校交流机制的建设,(6)学校班均学科分组实验开课数,以及(7)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年均听评课数等;Ⅱ.教育效果,为(1)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2)学生学业水平测试合格率,(3)学段巩固率,(4)学生就近入学率,(5)学生家长满意度,以及(6)学生犯罪率等。考虑到我国的地区差异与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确定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标时,既要有宏观视野,也要有地方特色。以保证教育质量为核心,针对薄弱环节,确立在特定时期内优先发展和达成的教育目标,并将其纳入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标,形成富有特色的、切合实际的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标体系。以区县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标为基础,逐步扩展到省域,形成国家区域性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标体系。

公共教育服务的政策、内涵与任务

公共教育服务是为公众提供的基础性教育服务,公平普惠是其核心价值目标,其类别、内容、范围随着经济社会和教育基础变化而不断扩展。依据政策保障内容和程度的不同,公共教育服务分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基本要求,公益普惠是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基本要求。基于政策内容、理论内涵、关键任务分析发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主要体现为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主要体现为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发展和高中教育的多样特色发展。

北京冬奥会的教育意蕴与可持续教育机制

冬奥会精神内涵与教育的本质是相通的。北京冬奥会蕴含的独特教育元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拼搏奋斗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等。通过北京冬奥会,推进文化传播、提升教育自信,推进体教融合、以体育促进教育,推进价值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强身健体、打造健康中国,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动能。冬奥会效益最大化可持续教育机制建设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即课程设置机制、教育教学机制、协同育人机制与资源配置机制。

学前教育立法的政策基础、挑战与应对

学前教育法是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与行动指南。在学前教育立法的关键期,有必要从学前教育发展的政策基础、现实条件、关键问题入手,提出学前教育立法的政策建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前教育政策的演化根据政策目标和价值追求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呈现出三个基本政策特征,为学前教育立法奠定了扎实的政策基础。在学前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质量稳步提升的现实基础上,学前教育立法面临四大关键问题:办园体制、资源供给、优质均衡发展、教师队伍问题。由此建议:公办民办并举,理顺办园体制机制;建立有效机制,增加教育资源;细化分类管理,规范民办学前教育发展;入口出口并重,加强学前教育师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