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2018年度社会服务工作再创佳绩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以下称中社院)在魏礼群院长及相关领导的带领下,2018年度社会服务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社会服务合作模式不断创新,领域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增强,培训和服务了660余名机关干部,780余名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70余名港澳师生,受到有关领导及学员广泛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学科的百年历程、特色与前瞻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学科起步于1919年李大钊开设的"社会学"课程,百年来在曲折中不断发展,涌现出李大钊、李达、黎锦熙、余天休、黄文山、许德珩、雷冕、钟敬文、魏礼群等代表性人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特色、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的办学特色以及学科发展与智库建设双轮驱动的运行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学科又肩负起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重大任务。

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体制模式研究——基于四种模式的案例分析

作为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当前,地方社会治理的种种现实困境表明,地方政府在中国总体社会治理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仍没有获得足够充分的重视和研究。本研究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问题频发多发的背景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如何在地方政府层面进入制度化、体制化阶段,即所谓的社会管理"新常态"问题。通过选取Z、W、B、G四市为典型案例,探讨和分析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四种体制模式:"政法委体制"、"民政局体制"、"社工委体制"和"群工委体制"。每一种体制模式从牵头部门、组织结构、职能体系、治理逻辑四个维度进行界定和建构,并代表了党和政府介入、干预和管理社会的不同方式、边界条件和价值理念。针对牵头部门而言,社会管理的主体包括党和政府,两者的结合方式分为"合一"和"分离"两种类型;社会管理的目标包括"社会秩序"和"社会活力"两个方面,并可分为"秩序导向"和"活力导向"两种类型。由此,可建立一个社会管理体制的理想类型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的差异性、中央的政策支持和重视程度、地方党政领导的重视程度则是影响地方政府选择不同社会管理体制模式的主要因素。社会管理体制概念模型的提出,有助于更好地深化和理解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理论图式和目标路径,解析和揭示转型期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推动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社会建设理论研究和发展的新境界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意义重大而深远。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建设理论取得了新的大发展,但推进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和发展的任务还很重。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围绕文化、实践、理论、政策四个维度,从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社会关系、社会环境、社会动员、社会运行六个方面,着力完善社会建设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着力提升社会建设理论思想性、逻辑性、科学性水平,不断开辟中国社会建设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和发展的新境界。

两岸社会工作本科生自我专业认同的比较与思考——基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台湾Z大学的实证研究

以中央民族大学和台湾Z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专业认同量表和专业情境量表,从适切性认同、认知性认同、行为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四个方面来测量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的专业认同,从专业前景、专业价值、学习环境和培养目标四个方面来测量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情境。结果表明,两岸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认同在专业认知性认同上有显著差异,专业情境则在前景地位和专业价值维度上有显著差异;相比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学生的专业认同更有可能受到专业情境的影响;影响学生专业认同最重要的因素是专业价值感。

世界社会的日常生活:兴起与影响

日常生活是真实个体相互关联所构成的现实过程,一定是在特定时空存在的,必然具有在地性和共时性。人类基于交通和通信等人际连接技术在当代的革命性变化,日常生活的在地性和共时性已经从容纳在地方、国家发展到世界社会——这是一个我们正在见证的趋势,它也正在促使社会科学的重塑。民俗学追寻日常生活的世界性,可以拓展自己的对象和视角、方法,迈向世界社会日常生活研究的民俗学。

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机制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连续性观察

本文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连续性观察,发现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反应灵敏和服务多样的优势进一步凸显,“社社协同”机制迭代升级,线上服务和技术创新成为亮点。研究分析表明,社会组织在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仍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政社协同机制仍需创新、“社社协同”需要长效机制、社会组织需强化自我发展机制、智慧协作缺乏统筹机制等。本文认为,要通过以制度供给确立权责机制、以效能导向完善政社协同机制、以“各得其所”落实激励机制、以智慧化赋能“社社协同”机制等途径,创新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机制。

基于社会变革模型的美国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研究

一、引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诉求,美国高校开始全面推出专门针对大学生的领导力教育,其制度化的形式已经涵盖短期培训项目、证书课程、本科主修和辅修专业,以及研究生教育等多种类型和层次。据统计,进入21世纪之后,开展大学生领导力开发项目的美国高校已超过1000所,领导力教育不仅帮助青年人掌握领导学专业知识,拥有推动变革的能力和方法,而且有助于他们形成成熟、积极的价值观,因而也被认为是对通识教育的一种补充和延伸,甚至是一个具体的落脚点。

中国民俗学乡村社会治理研究七十年

民俗学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与民俗学以下层民众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上侧重民俗功能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受到中国古代"观风知政"文化传统的影响。纵观70年来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在民间文学、民间信仰、民间组织等多个领域中有所涉及,其主要内容是对民俗事象的功能、价值的分析和探讨。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一是从文化治理的角度研究乡村社会;二是微观个案研究与宏观理论研究存在失衡;三是借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当前民俗学界关于"实践""协商"以及"民俗传统"的探讨,可以为我们思考民俗学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路径提供重要启示。

身份建构与合法性获取:外源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北京市C乡的案例考察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既是近现代以来我国乡村建设百年历程的延续,又是新时代下国家战略调整的必然选择。作为外源于乡村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何以适应农村地区复杂的熟人社会网络,并寻求制度层面的合理空间,需要更具穿透性的本土理论解释。本文通过对组织身份和组织合法性理论的梳理,提出了一个身份建构和合法性获取的联动解释框架,并对北京市C乡进行了案例考察。研究发现:(1)上层身份建构和政治合法性获取,是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前提,这个过程需要政府的“权威背书”和“政策支撑”;(2)专业身份建构和行业合法性获取,是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基础,通过政策塑造、项目设计、就业吸纳三方面的能力展现,可以实现技术突围;(3)社会身份建构和认知合法性获取,是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关键,当地文化传统、公共利益、价值规范是需要关注的行动重点。

深化新中国70年历程研究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学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变革和发展,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其中,最根本的标志和成就,就是创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位一体”所构成。

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进展与启示--基于2023年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内容分析

我国基层治理体系日益完善,基层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为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2023年,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从研究重点、新兴研究领域与研究热点三个角度看:党建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枫桥经验”研究是当之无愧的重点领域;数字社会治理方兴未艾,是新兴研究领域;社会组织、家庭治理与协同治理呈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丰富性,是基层治理研究中的热点议题。研究发现,基层社会治理在知识体系构建、制度建设和实践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较多进展,形成了我国基层治理的本土化演变路径,这种本土化演变正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治理经验。

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估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描绘了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设计和运用可测量、可报告、可持续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标,测度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提出"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展望到2035年和2050年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愿景,有助于把握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历史方位,研判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创新。

变政府管理为社会治理 推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目前影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原因,除了历史遗留的产权问题与大城市通病之外,主要是由于社会参与度不够、民众自发保护的意识不强。如何塑造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变政府管理为社会治理,北京历史上曾有过宝贵经验。借鉴古代城市治理智慧,挖掘并提升日常生活空间价值、鼓励居民长期居住、重建邻里公共空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还给社区,传承人类文化记忆,实现文化名城自我更新,将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途径。

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以陕西省咸阳市乾县上路陌村为例

一、村庄地理概况及形成历史 上陆陌村隶属陕西省咸阳市乾县阳洪镇,位于乾县东部,镇政府驻地北偏西5公里处。地处渭河平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接处,地势倾斜,西邻福银高速,北接靠山村与红岩村,南面则有中陆陌村和底旦村,东边距离最近的为周家村。距离乾陵,即唐十八陵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陵墓,也是唯一一座女皇陵20公里左右。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低保救助研究——以北京市C社区为例

以城市低保人群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是社会工作需要重点介入的社会救助领域,也是当下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在社区低保救助运作过程中,不同的参与主体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结关系,从而使社会工作在介入时必须考虑不同的主体关系,以及理解不同主体的行事逻辑。在此基础上,社会工作更面临着介入身份的信任缺失、无法有效回应需求、介入过程中的"被选择"以及协调机制不畅等诸多问题和挑战。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探析——以雅安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为例

群团组织是社会管理基本格局中社会协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通过对雅安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的组织位势、功能作用、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的分析表明,芦山抗震救灾设立的社会管理服务机制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行政吸纳式协同治理,而建设枢纽型服务体系则是群团组织参与社会协同治理创新、实现自身职能转型和重构的重要路径。

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研究述评

基于社会组织和全球治理视角研究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是当前两种主要的研究路径。前者主要涉及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参与方式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地位等;后者主要集中于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不利于社会组织参与的理念与机制,社会组织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其它社会组织等如何共建关系网络参与全球治理等问题。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未来可重点拓展以下三条研究线索:第一,更加注重从互动网络角度研究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网络;第二,基于中国国家战略和社会组织现状拓宽研究思路、视角与方法;第三,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与机制等微观问题研究。

语言跨界谈 基层社会治理的语言问题

作为长期研究乡村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复杂的乡村场域开展社会调查是基础的方法,灵活运用和理解语言符号是必备技能。调查过程中对语言符号的处理和解读,不仅直接影响资料收集的结果和质量,也会影响研究者如何理解资料背后的社会事实。从笔者的经验来看,乡村调查过程中要过几个“语言关”,包括:(1)研究者如何向调查对象输出语言符号;(2)研究者如何克服乡土方言障碍;(3)研究者如何解读被访者“前台”和“后台”的语言符号。

创新社会治理 决胜全面小康——第六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综述

2016年7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联合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第六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本届论坛以'创新社会治理决胜全面小康'为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