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经籍考》辨伪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正德十三年刘氏慎独斋刻明王琏撰《历代经籍考》二十四卷,向来被认为是善本,并著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笔者查考,此书乃取明正德刊《文献通考.经籍考》残本,重加编纂,并篡改题名、作者、校阅者信息而成,属于版本造伪。其造伪手法很有代表性,对于加深版本学认识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2007年11月17目至18目．由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全元文》编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全元诗》课题组共同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承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会议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来自日本、韩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学者90馀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华书局及《文史知识》编辑部等出版界、学术期刊界的部分学者也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69篇，内容涉及元代文献整理、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等多个方面。

唐宋影堂与祭祖文化研究

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祖先祭祀活动。祭祀共同的祖先,是宗族得以维持和延续的重要手段之一。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之一,世家大族的衰落,社会阶层的重新整合,使得祭祖活动亦发生了重大改变。影堂盛行于唐代,多用于祭祀得道高僧。到了宋代,影堂逐渐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成为一种民间祭祀祖先的场所,承担着家族祭祀、教育等诸多职能。

新时代古籍整理与研究学科建设对古籍出版的助力

中国古籍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与感染力。文献典籍能够代代传承,主要依靠古籍研究、古籍保护与整理以及古籍出版与流通等。新时代,古籍出版社及相关从业者应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认识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做好古籍保护与古籍整理工作:保持和加强古籍整理工作的专业性和严谨性、培养和输送高质量古籍专业人才、建立古籍研究机构与古籍出版机构的合作平台、为古籍出版管理和规划部门等相关管理部门输送智库资源。

论传统文化对金庸、梁羽生小说中武功评价标准的影响

以港台新武侠小说代表作家金庸、梁羽生的创作为研究对象,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对二者武侠小说的影响。金庸和梁羽生改变了以往武侠小说武功评价只由技击之术所决定的特点,而引入了道德、境界等因素作为评价武功高低的标准。这种评价体系的转换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成其为新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金庸更多借用了传统的三教哲学的思考,而梁羽生则深受传统词论的浸染,二者背后均体现出传统文化对于新派武侠小说的深刻影响。这个文化内核是新派武侠小说独具魅力、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新时代文艺创作中应当合理去取、继承发扬的重要遗产。

中国古籍与古文献学的涉外问题

从古文献学的角度明确提出其涉外问题,旨在以国际视野审视中国古籍及古文献学研究。具有涉外特征的中国古籍的"中国"问题主要涉及地域、作者和语言三个方面,其内涵和外延有三个层次;一是在中国国内产生、作者为中国人、语言为汉语或中国境内其他民族语言的,这是核心古籍;二是以核心古籍为底本产生的衍生品,以及对核心中国古籍及其衍生作品进行再整理的相关成果;三是与中国历史文化密不可分并收藏于中国的外国古籍。随之,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新热点将转移至古文献学基本理论的新构建、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的深入开展、中西文献学比较研究和中外文献交流史研究。开展中国古文献学涉外问题研究有助于扫清当今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的障碍,推动中国古文献学国际化建设和拓展中国古籍和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维度。

试论大学官方微博的运营策略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体日益多元化和融合化,尤其是微博等新媒介的出现,以其便捷、即时、互动等特点,预示着一个全媒体时代和交流时代的到来。面临着这种新的媒介格局和舆论环境,大学的新闻宣传工作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通学校官方微博,统筹校内外各种资源,组建微博运营团队,丰富完善微博内容,以平等交流的心态、"三贴近"的内容、多媒体的形式、亲和的语态,充分发挥微博的自媒体功能,主动搭建学校与社会联系沟通的新渠道,内外联动,使微博成为展示学校办学成绩和服务师生、校友乃至社会的新平台。

百年古籍整理事业与古文献学的历史性发展

1911年以来百年间的古籍整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学术文化运动,由此而产生的古文献学科也得到快速发展。民国年间,在"整理国故"思潮的推动下,古籍整理事业和古文献学得以初兴,缩版影印、百衲汇校、标点断句等新方法开始出现。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成立专门机构,古籍整理工作推陈出新,产生点校《通鉴》、《二十四史》等精品,但也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古籍整理事业走向繁荣,数量剧增,出土文献、海外汉籍和古籍今译、外译等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古文献学科真正确立,学科体系和理论不断完善,研究路径在不断专深的基础上,出现了交叉与综合的发展趋向。

文化情结: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心态探微

中国古代的私家藏书既有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以读书为乐以及藏书公开等积极进步的文化心态 ;也有藏书望子成龙、藏书私秘或藏书养老消闲、附庸风雅等消极、变异的心态。考察藏书家的文化心态 ,将有助于区分藏书文化的主流和支流 。

“厌胜”之词义考辨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对“厌胜”这一在古籍中极为常见的词语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就其在《汉书》中颜师古注所给出的反切进行讨论,从训诂上推翻了前人的说法,指出“厌胜”的意思,实际上和“相合”的意思相关,而不是前人所说的“压服”“胜服”.文章还引述人类学的成果对之加以旁证,指出“厌胜”这一巫术和人类学上所提到的巫术原理“接触率”“相似率”完全一致.文章分析了《汉书》等古籍中几乎所有和“厌胜”相关的例子,归纳出了相同结果.

吐鲁番残卷《左传》服虔注研究

吐鲁番出土的《左传》昭公七年服虔注残片是迄今所知唯一的服虔注旧本。通过对残卷的考释以及与《左传》杜预注的比较研究,可知服注有繁琐详尽的特点,其为清通简要的杜注替代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服注在名物训释上,仍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该残片的出土对于《左传》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元代地域文学研究综述与前瞻

近年来,地域文学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和新的学术增长点。作为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段,元代文学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这已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成绩卓著。本文试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总结性论述,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建议。

陈垣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陈垣先生是中国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是对基于交通往来而产生的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及其成果所进行的研究。其中西交通史研究内容丰富,主要体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文献交流、中西学术期刊的创办和学术交友及交流四个方面。其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开拓了从宗教史探研中西交通史的新领域;善于拓展史料范围,重视以文献学方法治中西交通史;以宣传爱国思想、弘扬中华文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论百年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史的梳理与意义

总结百年古文献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反思存在的问题,把握古文献学的发展态势,拓展研究空间,深化研究内容,提出前瞻性对策,是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建设古文献学科、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任务,当然也是置于21世纪古文献学研究首位的课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特别邀请了三位教授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周少川教授的文章阐明了梳理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的意义,指出要从纵横两个方面对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进行总结,纵向按照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建设两条主线进行考察,横向按照基本史实、方法论、基本理论和学科理论四个层面进行剖析,以期探寻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发展的规律,明确古文献学研究的方向。王记录教授的论文讨论了21世纪古文献学研究亟待深化的五个问题,即古文献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亟待建立、中国古代文献学思想遗产需要发掘、少数民族文献学在中国古文献学中的地位需要得到进一步体现、中西文献学的比较研究亟待加强、古籍数字化理论和方法研究亟待深入。张升教授的论文论述了兴起于西方的新书籍史研究对古文献学研究的启示,认为新书籍史扩大了古文献学研究的视野,拓展了古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其引进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使人看到文献研究所具有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意义,古文献学研究要眼光向下,借鉴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丰富自身的研究内容。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一问题的读者有所启发,也希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饶宗颐先生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贡献

饶宗颐先生是国人与潮人的学术泰斗,他在海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潮学的杰出成就,当代学者无人可与比肩。他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成就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一是饶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特别重视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从世界范围的广阔视野,多方位地阐述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文化的独特地位和辉煌成就。二是饶先生在欧、美、亚几大洲开展广泛的国际性学术活动,在国际学术前沿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传播中华学术和中华文化,赢得国际学术界的尊重,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权威,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是饶先生首倡在国际范围内的潮学研究,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对潮汕文化在中外交通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研究,而且倡导成立"中华潮州文化研究基金",建立"潮州学",号召培植海外传承潮人传统文化的人才,研究潮人在海外的拓殖史和创业史,从而推进了乡邦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弘扬,造就了当今国际潮学的繁荣和发展。

当代史研究的困厄与优势

作为历史学工作的当代史研究显然是越来越被人们所漠视了。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古代,著名的学者往往都是以撰写当代史著名的,而从十九世纪中期直至今天,几乎所有的史学大师都专注于去今甚远的过去而冷落了当代。另外,对于未来,我们今天的书报文件与过去的实录档案之于今天,虽然具有同等的史料价值,但实录档案作为有意识的史学工作,被看作是可以信赖的历史文献;而书报文件则因为是新闻记者和政治家的残留被排斥在史学工作之外。在堂皇的通史中。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综述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在经学史和《左传》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学者都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就。从杜预的生平思想研究、《春秋经传集解》的文献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三个方面略作总结,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该课题的发展现状。

色彩纷呈的冷寂角落——读陈高华、张帆、刘晓三先生合著《元代文化史》

手边拿到一本朋友寄来的《元代文化史》（以下简称《文化史》）,由陈高华、张帆、刘晓三位学者合著。元代,包括更早的蒙古时期的研究,虽然从清末民初以来陆续有柯绍？、王国维、陈垣等前辈大家创为近代专门之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有韩儒林、翁独健、周良宵、蔡美彪等学者继其后，但是站在历史科学总的背景来观察，这一领域还是比较冷寂，少有学术力作出现，和汉、唐、宋、明、清等“显学”领域相比尤其如此。

是丰富多彩还是无可记述——读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

元代虽创下了"北迄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的辽阔疆域,但其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身份,统治的残暴,享国的浅短,使人不免有元代缺少史学的感叹,尤其于史学思想,有认为"没有作出什么新的贡献"(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教出版社1985年版,322页);有认为"多流于烦琐,提不出什么新意来"(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76页);甚而有认为"没有什么特点可说","没有什么可谈的"(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