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哲学为当代科学哲学贡献了什么?

生物学哲学思想的萌芽可以追踪到古希腊,但作为一门学科分支的生物学哲学产生于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传统科学哲学的危机以及分子生物学革命的发生,生物学哲学成为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生物学哲学对科学哲学做出了哪些贡献呢?首先,生物学哲学改变了传统科学哲学把物理科学作为科学标准范式的看法,使人们重新思考科学的理论结构和解释方式等问题;其次,功能和目的概念以及功能解释和目的性解释等成为科学中继因果概念和因果解释之后的重要概念和解释方式;第三,在生物学中不仅存在描述性解释,而且存在规范性解释,事实和价值在生物学的一些领域纠缠在一起;第四,信息成为生物学解释生命现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量。生物学哲学还讨论了传统科学哲学不涉及而只在生物学哲学中才讨论的问题,比如适应主义到底正不正确?自然选择的单位是什么?物种是自然类还是自然个体?进化论能不能解释利他主义的进化?进化是偶然的吗?劳动是如何创造出人的?语言、意识如何能从进化中产生?这些都丰富了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为科学哲学提供新的思想源泉。

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另一种哲学解读

对于克服人的不完满来说,技术乃是最直接、最实用的合目的性的工具,具有积极性。只要作为技术来被对待,人工智能就一定会被当成合目的性的工具,这种工具乃是具有超强智能的机器装置,是更高更强的技术作品,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工具优势。不过,从逻辑上讲,人工智能的整体智能水平不可能高于人的整体智能水平。技术是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剑,其消极性与积极性相伴而行。人工智能技术在“克服”人的不完满的同时又暴露了人的新的不完满,既贬损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也使人对未来充满忧患。人工智能技术越是想要帮助人拥有和赢得“未来”,人就越会在获得某种帮助的同时失去某种能力,甚至失去“未来”。在技术的工具本性里隐藏着异己化的种子。技术的消极性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人亲手发展起来的技术转过头来会不由自主地将人的成长带入自我否定的命运之中。人工智能“隐喻”了西西弗斯式的人生——人生的意义和胜利是通过自我否定的方式来呈现的。

本土与世界:全球化中的价值观研究与重建--“变化世界中的价值观2022”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家发言选登

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刻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不断加速,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随之明显增加,人类发展面临着更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在变化的不确定的世界凝聚价值共识,这一时代之问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国际价值哲学学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国际中心(珠海)联合主办“变化世界中的价值观2022”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和国内多所大学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就这些挑战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交流。这里刊出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及观点,以期推动“变化世界中的价值观”的研究进一步开展。

自然主义谬误的中国传统伦理审视

自然主义谬误与人为主义谬误的对立,是“是”与“应该”相冲突的典型体现。如果说自然主义谬误是把“是”等同于“应该”的整体伦理问题,那么人为主义谬误则是把“是”与“应该”相隔离地分析伦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在于:尊重分析伦理传统,从中国伦理传统寻求理论资源,以孔孟荀老庄等思想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其他相关思想。究其实质,伦理是自然、天性与人为三大要素互为基础、相互支撑的“是”与“应该”综合统一的自由进程。在此进程中,伦理的本真性随之显现,自然主义谬误与人为主义谬误迎刃而解。

伦理的三次觉醒

伦理是“是”实现其“应当”的生活实践,也是“应当”扬弃其“是”的历史进程。它体现为三次觉醒:第一次觉醒(自然主义谬误的提出)表明,整体伦理遮蔽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第二次觉醒(人为主义谬误的伦理诊断)指出,分析伦理隔离了事实与价值的联系;第三次觉醒(自然主义谬误与人为主义谬误的扬弃)探究事实与价值的共同根源与本质区别,把握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寻求人类伦理命运的天下大道。伦理的三次觉醒既是伦理理论的自我提升,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由航程。

西方社会治理思想评析——以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思想为视角

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以从观念之维、主体之维和方案之维三个方面入手。以社会治理共同体为视角,考察和评析西方历史上的社会治理思想,可以发现,从观念之维看,古代西方倾力张扬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构成了西方古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结构“上端”。从主体之维看,古代西方没有严格意义的社会,只有政治性的城邦。近代西方有了社会、有了个体,社会和个体一起与国家构成了治理共同体的结构“中端”,但也使得社会治理中作为整体的国家与作为个体的公民不同治理单元之间关系的紧张。从方案之维看,现代西方走的是以技术治理为主的道路。技术治理构成了西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结构“下端”。

自然与自由之统一的审美证成:从康德说起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预设了“认识者”和“道德者”的分立,导致了自然与自由的对立关系。虽然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意识到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可作为自然与自由之间的中介,但仍未能彻底解决二者的统一问题。审美境界超越了道德义务的强制性,实现了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融合,才是自然与自由真正统一的证成。艺术作为审美的现实化形式,与自然美相互渗透、相互诠释,最终达成了对自然与自由的整体把握。由此,审美在化解传统二元对立中具有独特价值,为重建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可供性与元可塑性:再探物质能动性论题

文章回顾了认知考古学家马拉福瑞斯的共时的物质能动性论题,并尝试构想了一种历时的物质能动性论题。前者基于可供性概念,主张技能活动源于环境可供性的引导,而非人类的意图和规划;后者基于元可塑性概念,主张人类心灵与文化环境在演化和发育过程中是相互塑造的,外部环境具有对认知演化和发育的能动性。通过对能动性条件的界定,文章论证了物质能动性的共时版本并不成立,它承诺的物质能动性更多是旨在破除人类中心论的修辞策略,而历时版本承诺的物质能动性则有可能在字面意义上是成立的。物质能动性论的历时版本不仅打破了心物二元的笛卡尔式图景,还进一步打破了基因完全决定的达尔文式图景,展现了一种更具动态性和建构性的世界观。

斯宾诺莎、活力唯物主义与物质能动性

物质能动性学说展现了事物的行动力量,而不再将其视为惰性的质料。贝内特的活力唯物主义正是该学说的一个流行版本。贝内特引入并误解了斯宾诺莎的努力学说,因为努力本是事物保持自身存在的惰性倾向,但她将其误释为事物本身的力量。然而,一旦我们将努力限定为生命的自我保存,就可以将生命的能动性理解为努力的剩余,进而把物质能动性视为生命能动性的剩余。我们可以把物质能动性作为一种方法,用以充分揭示生命的能动性。

惰性、凝神与沉默——尼古拉·普桑《里纳尔多与阿米达》的三重奥秘

“沉睡”作为绘画中的重要母题,对它的表达与理解成为一个疑难。尼古拉·普桑的《里纳尔多与阿米达》揭示了沉睡图像的三重奥秘。基于对无差别之爱的寻求,“惰性身体”彰显肉体的还原,进入非时间维度。普桑的沉睡图像表明一种以镜式结构所引发的心灵时间,开启“凝神”效果,指向情感进程的无限性。最后,《里纳尔多与阿米达》的内在主旨是:作为拓扑结构的“沉默”得以揭示。至此,沉睡母题出离图像性边界,通往艺术性领域。

孟子的人性实践论

孟子的人性实践论是伦理主体、伦理实体和伦理生态共同构成的伦理秩序。在孟子那里,伦理主体保持先天善心,如果伦理主体失去善心,则求其放心,以返回善之本性;伦理实体的使命是实行仁政以争取民心;伦理生态秉持人、仁政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互惠原则,如果二者发生冲突,则秉持人、仁政优先于自然的原则。孟子人性实践论既有其生命力,亦有其缺陷,因此孟子人性实践论尚需注入当代文明的新要素。

竺可桢的“伊利诺伊岁月”——早期留美教育经历及其回响

1910—1913年,竺可桢作为“庚款留学生”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求学,这构成了他人生中独特的“伊利诺伊岁月”。基于竺可桢就读该校期间的成绩单,文章对他留美早期的学习情况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重建,主要展示了他三年中所修读的课程和这些课程的详细信息。作为一个农学专业的本科生,竺可桢的学业十分忙碌,但表现得并不出众,有些课程的成绩还较差;但这些课程的学习仍构筑了他日后踏足气象学领域的知识基础,对他后来的人生有直接影响。这些新史料的发现,有助于更丰满地刻画竺可桢这位学术大家的历史形象。

构建德性伦理的中国之难

伴随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中国对德性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展开。不过,构建德性伦理,在中国具有特殊的艰难。这种艰难就发生在中国伦理学内部。无论是中国传统伦理学还是中国当代伦理学都或隐或显地包含了对建构德性伦理不利的因素。中国传统伦理学热衷于外在的礼法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制定,十分接近规范伦理的风格,徒有德性伦理的表象。如果说,中国传统伦理是表面的德性伦理、隐蔽的规范伦理,那么中国当代伦理则是公开的规范伦理。中国当代伦理学关注的是行为规范正当与否,而判断行为规范正当与否的根据就是借助科学理性而确立的道德原则。这恰是构建德性伦理所要回避的。因此,在当今中国,构建德性伦理真的是难上加难。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湛甘泉的儒佛之辨

湛甘泉以儒家理论为根据,在本体、工夫、伦理、事功等方面对佛家思想进行了严厉批判。这展现出对他对佛学鲜明的拒斥态度,对维护儒家基本价值观、稳定儒家基本学人阵营等有重要作用,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这只是一种外在性批判,并没有深入佛家义理进行辨析。通过研究甘泉的儒佛之辨,能更加准确、深入地把握甘泉思想的精神主旨、思想特征与时代关切。

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逻辑分层

以往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解释,偏于社会学视角,且单从治理主体一个维度展开,强调社会治理共同体由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四个主体单元组成。其实,只有补充形上的社会治理观念和形下的社会治理手段两个维度,才有覆盖三维的真正缜密的共同体建构,才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完整图谱。其中,由德治观念和法治观念组合而成的治理观念共同体偏于形上的理论形态的价值判定,由多种多样治理方案组合而成的治理手段共同体偏于形下的实践形态的实用主张。治理主体共同体则是贯通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治理主体形成的共同体是左右横向展开的,形上的观念共同体和形下的手段共同体是上下纵向展开的。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支点,那便是“人民至上”。人民至上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方向和目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中起着整合作用。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上层面和形下层面的逻辑分层,可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补充纵向上的缺环,使社会治理共同体成为纵横交织、上下交错的网络系统,相辅相成、彼此呼应的逻辑层次。

生物学哲学为当代科学哲学贡献了什么

一、生物学的理论结构与物理科学有明显的不同科学的理论结构是科学哲学讨论的一个核心话题。早期科学哲学家主要根据物理科学,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根据这种哲学,(1)科学是通过观察或实验建立具有解释效力的经验规律或定律,然后,这些经验定律进一步被整合到更普遍的理论中去,以增强这些规律或定律的解释的统一性和预言的精确性.

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另一种哲学解读

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技术,在各自所属的年代,承担着相同的积极使命,那就是用来缓冲人“当下”的不完满性、拥抱和抢占“未来”,从而成为拥有“好生活”的最直接、最实用、最积极的帮手。从人性的角度看,技术是积极的。技术来到这个世界,充满善意,总是承担着合目的性的工具角色以为人服务。

科学表征模式:从命题主义到向量主义

命题主义是传统科学理论的表征模式,它具有静态、过度简化、面向结果、模型固化等一系列特征。命题主义是模型驱动的科学发现模式的直接结果。当今大数据驱动显示出更广阔发展前景,与大数据驱动相应的科学表征模式是向量主义。向量主义既能容纳更多的因素,又能反映因素的变化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命题主义的局限性。

论湛甘泉对杨慈湖之批判——兼论慈湖心学的现代性价值

杨慈湖是南宋大儒陆象山的重要弟子,在元、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默默无闻,但随着明代心学思潮的兴起以及慈湖著作在明中叶的重新刊刻流行,慈湖思想影响渐大,以致大行于南北,学者竞相趋之。面对这种学术局面,湛甘泉撰写了《杨子折衷》一书对慈湖进行批判,其目的是让学者正视慈湖思想之弊,以警示世风学风,维护儒家正学,提振世道人心。甘泉主要从本体和工夫等方面批判了慈湖思想,认定慈湖思想为禅,并批评了慈湖对待圣贤及经典之态度。不管是慈湖之学的重新流行还是甘泉对慈湖之学的阻击,都能反映明中叶心学思潮的兴盛,但这个思潮中包含着不同路数心学之间的思想矛盾与现实冲突。甘泉的批判显示出明道至甘泉一路心学与象山至慈湖一路心学的冲突,但因阳明本人及阳明后学对象山比较推崇,追捧慈湖之学的也大多是阳明后学,所以甘泉对慈湖的批判暗含着甘泉心学与阳明心学的冲突。总体上看,甘泉批判慈湖显然有对当时学界现实的考虑,其维护儒家正学思想的情感占了上风,难以做到客观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