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农村饮水改良的历史考察

北京郊区农村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广大农民长期存在取水难、用水难、饮水卫生难的情况。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将农村饮水改良作为保护农民群众身体健康、改善农村卫生环境的重要工作,聚焦当代北京农村民众日常饮水改良问题的“水历史”,探究“水历史”背后的政策发展、民生实践与社会变革,不仅能够纵向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建设政策的发展变迁,横向考察不同历史阶段农村社会的水资源取用技术变革、日常卫生观念的革新等问题,而且可以将中共治国理政的政策发展与民生建设、人民生活状况的发展变革结合起来,综合分析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改善民生的大历史脉络。

历史学科大概念与关键概念、核心概念的区隔及轻松提取

大概念不是核心概念、关键概念。大概念与它们的差别有四:一是所属的知识类型不同;二是从属的学科领域不同;三是主客观性不同;四是价值大小不同。大概念被混同为核心概念、关键概念的原因有中外大概念研究的误解、望文生义、混淆文理科概念的语义等。研究认为,大概念的提取无须繁复和舍近求远,可直接从课标和教材中轻松获得。

红色校史文化育人的功能和路径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

红色校史文化作为高校创建发展过程中办学兴教的历史记录,是爱国奉献的精神财富。本文立足于北京师范大学一百二十年发展之路中的红色校史文化,聚焦其在助力思政教育、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以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方面的功能作用。近年来,学校着眼于全方位打造红色校史文化育人环境,进一步总结出发掘理论资源、创建红色校史课堂、打造红色校史文化景观、开展红色校史文化活动等育人路径,为各大高校以深刻内涵与多元形式弘扬校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借鉴方案。

冯天瑜文化史研究的理论自觉

冯天瑜在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其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别具创见。他治文化史,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相互促进,主动构建中国文化史知识体系和个性化理论。他重视宏观探索,提出了“中华文化生态”论和“文化生成”论,结撰《中华文化史》和《中国文化生成史》;善于提炼和运用二级概念,所创制的“中华元典精神”和“历史文化语义学”,扩弘史学门径,丰富了文化史学的内涵。理论的深处是思想,冯天瑜治文化史以人文精神为依归。他的论题设置、核心观点和学术基调,均可从他对中国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的研究和评判中找到线索。

让《史记》的杰出成就光耀千秋——《〈史记〉精华十五讲》撰著感言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气势非凡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它展露出卓越的史识和非凡的创造力,做到了“通古今之变”;运用多维历史视野,实现了“立体式著史”;以记载人物为中心,突出地体现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实现了对传统思想的重大突破;记载了全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展现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宽阔胸怀。《史记》在微观层面的体例安排和谋篇布局上同样呕心沥血,《秦本纪》的编排、“世家”的设置、《李斯列传》叙述风格的变化等精微之处,都体现出史家的深邃智慧和博大胸怀。站在当今时代高度,深入探索《史记》所蕴含的深邃哲理、卓越史识、百科全书式的珍贵内容,以及这一切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是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形成、变化与争议

1949年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叙事在学术和现实的要求下延续中国化的进程并建立了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学界讨论热潮,取得了以阶级斗争为研究主线的共识,并在此视域下影响了中国近代史起始问题与“资产阶级革命”研究的定调。强调分期问题也使中国近代史研究集中于“八大事件”。在遵循毛泽东历史学话语的基础上,“革命史范式”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相互成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学科化的转型。随着1958年的史学革命走向激进,革命史叙述体系被抽象成为公式,弱化了将唯物史观中国化、深入中国近代史结构研究的动机和学理要素,在八九十年代引起反思和“范式之争”。在激进化过程中,“革命史范式”产生了更多非历史主义的负面效应,但其曾强有力地论述中国近代社会的激烈矛盾与重大更迭,解释中国革命的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朱希祖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作为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在辞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后,加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专任研究员,然任职三月,即被改为特约研究员。朱氏由此与史语所逐渐产生疏离。本文以史语所工作报告及台湾史语所保存的朱希祖、傅斯年、陈寅恪相关书信为基本材料,详细梳理聘任、改聘过程,并对改聘原因作了深层次探讨,认为除了有朱氏自身的责任,更与傅斯年对章门的态度及其门派思想有关;虽然如此,稍后朱希祖、傅斯年等人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论争,仍属于对具体问题的学术探讨,与治史理念关涉不大。

简论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育的嬗变——以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先后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为核心

民国北京政府、南京政府曾先后数次颁布<历史课程标准>,通过对它的变迁的分析与论述,可透视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育的嬗变情况.

高等法院是否导致了法国旧制度的崩溃?——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不断追问旧制度的崩溃问题,高等法院时而成为抵抗专制的象征,时而被视作阻碍绝对君主制自救的罪魁祸首。在革命余温尚存的19世纪,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革命大潮不可抵挡,旧制度必然崩溃。一些研究者发现高法法官捍卫法律与公益的努力对于重建法国的政体与社会具有借鉴意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在民族主义潮流影响下,右翼学者呼唤强大的政府并美化绝对君主制,抨击高等法院法官阻挠改革、引发革命。其基本观点亦为左翼革命史家所接受。20世纪中后期,英美学者介入高法研究,他们深化了争论,在新史学论点的支持下破除了君主制可以改良的神话,更新了被年鉴学派边缘化的高等法院政治史,大大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间。

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建立及其历史影响

红色教授学院作为苏联第一所新型的高等学校,是十月革命后"文化革命"的重要成果,它在培养政治上可靠、理论上过硬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人才和知识分子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这种新型高等学校模式,也陆续被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

以教改求发展 以发展促教改——谈北京师大历史系课程设置改革

以教改求发展以发展促教改——谈北京师大历史系课程设置改革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００８７５，北京；男，副教授）８０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系主任白寿彝先生的领导和主持下，对课程设置进行了重大改革。以后经过龚书铎等主任和历史系全体教师的不断...

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以王桧林主编的北京师范大学版《中国现代史》教材为例

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是在与党史和革命史体系逐渐区别开来的过程中初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奠定了中国现代史的基本框架。王桧林主编的北京师大版《中国现代史》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框架。它的撰写、修改、趋向完备是和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形成密切结合着的,它所提出的“三条道路、两个斗争、一个结局”的中国社会的演变规律为史学界所公认,它为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落实《课程标准》精神的改革尝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实验教材《历史》七年级上下册编写体会与思考

新教材对历史分期、历史发展动力、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理论把握以及在框架结构设计方面的改革尝试 ,体现了历史学科与历史教育方面的观念更新和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努力。

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以他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关系为考察中心

朱希祖1920年夏至1931年初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主要创办者。其间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制定北大史学系的课程体系,延聘名师,在教学方面进行了多次改革,加强社会科学和史学理论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为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愤慨离开北大史学系的原因主要是门派矛盾所致。他对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创建之功,不可磨灭。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校史文化传播的路径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

新媒体时代,高校校史文化的传播亟待守正创新,拓宽路径。为了更好地让新媒体为高校校史文化传播服务,文章对近五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微博、抖音、视频号等常见的新媒体平台打造校史电影、微视频、图文长卷等校史文化的传播案例进行归纳分析,指出新媒体平台在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路径、深化育人理念等多个方面为校史文化传播提供重要支撑。在此基础之上,文章还着眼于充实校史文化研究力量、拓宽校史文化传播渠道、加强校史资源数据库建设与共享等方面,探究全方位、多层次的校史文化传播应用路径,为各大高校在弘扬校史文化的过程中,运用新媒体传播更直观生动的校史故事、加强文化育人的理念、助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行之有效的借鉴方案。

附录一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大事记(2011年9月至2013年8月)

2011年 9月 陈其泰教授所著《学术史与当代史学的思考》出版陈其泰教授所著《学术史与当代史学的思考》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系专题论文集,分为上、中、下三篇,共38.5万字。

“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

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加强世界史学科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刊特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韩东育教授、王立新教授、李剑鸣教授、邢广程教授、杨共乐教授、晏绍祥教授、哈全安教授、沐涛教授、赵学功教授等九位成员就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前沿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王立新、杨共乐、李剑鸣、晏绍祥、哈全安、沐涛、韩东育七位教授在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和发展方向做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思考与展望;邢广程、赵学功两位教授分别就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断、科学家对美国政府冷战政策的影响做了专题研究,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者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回答人类面对的迫切问题。

战国时期古史系统简论

战国时期的古史系统,①可以分别从诸侯国和诸子两个方面进行考查,两者既有交集,也有差别。根据笔者的考察,周人的古史系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虞夏商周四代,再到炎黄古史系统的发展,此后诸侯与诸子竞相发展古史系统,但最终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成为主流。②黄帝的传说来源久远,西周时期的《逸周书·尝麦》就已有了关于黄帝的记载。③但是出土文献中黄帝的出现相对较晚。田氏代齐之后,齐威王因齐在著名的陈侯因敦中提到了“高祖黄帝”。

“复线历史”的书写可能——从清季历史教科书谈起

清季历史教科书在叙述中国历史特别是清代本朝史时,大体遵循线性历史叙事下的普遍主义历史观,以适应民族国家时代到来的新挑战,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导致书写实践中存在矛盾纠结和进退失据之处。只有从经典的以欧式民族国家话语为准绳的线性历史观中走出来,方能写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史著。这恰恰表明中国历史书写具有另一种可能——走“复线历史”之路,建构起中国式的从天下、王朝国家走向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线索和路径。

上古文献口述与古史重建问题——基于“传词”与“传意”两种途径的考察

整个古代尤其是上古时代民众识字率较低,口述是一种重要的文献传播途径,学界对相关问题已有所关注。^(①) 但关于上古时期口述形式如何传达真实性内容等问题,学界尚缺乏专题探讨,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吕思勉就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老子》的质疑指出:“传者乃以战国时之名易之,此如今译书者,于书中外国名物,易之以中国名物耳,虽不免失真,固与伪造有别也。”^(②) “译书”的比喻非常形象,试图突破古史辨学者简单化的逻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