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策展在博物馆运营中的关键作用--以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为例

博物馆应该根据自身定位和办馆宗旨规划策展工作,在运营过程中将策展放在枢纽位置上。博物馆的学术研究成果、征集和保管藏品等都要通过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才能与观众见面,因此陈列展览的策划和制作要关照社会效果,根据观众的需求开展相应的社会教育活动。当前,陈列展览在博物馆受到高度重视,策展人制度也在逐步完善。本文结合博物馆、纪念馆策展实践经验,探讨策展如何在博物馆运营和发展中发挥其关键作用。

施北沧与南通新文化运动

南通人施北沧早年在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学习,学成毕业后在海门任教,此间不断接触新思想。后他回到南通,进入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任教,并广泛参与南通的文化、教育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各地的迅猛发展,施北沧受《新青年》影响,不仅赞成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新诗革命及戏剧改良等主张,而且积极在南通改版后的刊物《公园日报》上撰写文章,大力倡导白话新文学、新文艺创作,在南通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鲁迅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抵抗性

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主将,即便是回归鲁迅自身,将个体生命从集体话语中剥离出来的学者,也肯定鲁迅以自己的方式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别样介入。鲁迅的确以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创作实绩率先支持了五四文学革命,那么,何来鲁迅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抵抗?本文将百年前以学生示威游行为标志的爱国反帝之五四事件蕴含于五四新文化启蒙潮流之中来展开论述,分析鲁迅如何以其文学性呈现独有的五四遗产。基于诗学本质的讨论核心,在此统摄下的抵抗性意指三个层面的内涵:对于五四事件的无记载、零叙述是对主流五四叙事逐渐敷演出渲染性与转喻性的抵抗;反讽叙述模态对蕴含着线性进化观的新文化思维的有力抵抗;对于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杂文诗性对抗时评式局限性表达之启蒙反思,而其抵抗的精神支点立基于自决的主体。

“文艺青年的圣地——纪念鲁迅迁居北京西三条21号100周年特展”暨“鲁迅的西三条时代——人生、思想与文艺的重启”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4年5月25日为鲁迅迁居北京西三条21号院100周年纪念日。在西三条居住的两年多时间里,鲁迅著述200余篇,完成了《野草》《华盖集》的全部文章及《彷徨》《朝花夕拾》《华盖集续编》《坟》中的大部分作品,还收集拓片、整理古籍,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留下了宝贵的文学和思想遗产。同时,他创办进步期刊,重启思想革命,扶植文学青年,支持设立文艺社团,锻造新的文艺战士,西三条故居也因此成为“文艺青年的圣地”。为此,5月25日上午,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以下简称“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了“文艺青年的圣地——纪念鲁迅迁居北京西三条21号100周年特展”系列活动开幕式;5月25日下午至26日上午,与中国鲁迅研究会在前门建国饭店联合召开了“鲁迅的西三条时代——人生、思想与文艺的重启”学术研讨会。

在以鲁迅为源头的新文艺空间落锚——北京时期冯雪峰的创作与翻译

最初以湖畔诗人闻名的冯雪峰于1925年2月开始到北大红楼旁听,期间修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并创作发表了12篇文学作品,出版了三部苏联文论译著。他于1927年入党,1928年南下从事革命工作。沙滩红楼及其所辐射的宫门口周宅、莽原社、未名社、北新书局,这一系列新文化景观成为冯雪峰永远的记忆之地、创造之地和铭刻之地。他在此寻觅民魂诗力,期盼革命文艺,开始了对“窃火者”鲁迅立人精神、民众立场和文艺最深层本质的遥远呼应。而通过日语翻译苏联文论的训练,也涵养了他的批评能力,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时代的来临提供了可能。

北京新文化运动史迹的分类与保护

随着“20世纪遗产”概念的适时提出．保护新文化运动史迹理念进一步明确．近现代更广泛丰富的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日益得到应有的保存与延续。

在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暨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6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雒树刚部长、刘玉珠局长、令飞先生、各位来宾、各位同仁、朋友们：2016年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纪念，今天也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对公众开放60周年纪念日。

“中国新文学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7年11月28—30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主办的“中国新文学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与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围绕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语言的现代变革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经典作家与中国新文学、翻译与中国新文学、中国新文学史料研究等议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和研讨。

质木中的烟火气——从北京鲁迅博物馆胡风文库所藏力群木刻作品说起

力群是20世纪中国著名现代版画家,其创作历程从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开始,经历了抗战初期木刻艺术的快速发展和“延安画派”的最终形成,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力群的版画艺术创作几经波折,最终形成了面向大众、颇具日常生活情趣的风格特色。他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木刻版画代表作品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胡风文库均有收藏,印证了其在木刻艺术创作方面长期以来的探索和思考。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鲁迅著译版本述略

本文从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数千种“鲁迅著译版本”中择取一些较具代表性的藏品,析为“图书”类著译版本及“遗物”类著译版本两部分概述之。“图书”部分分为“全集”“著作”“译作”“外文”四大类;“遗物”部分分为“文稿、信稿及日记”“诗稿”“译稿”“鲁迅题赠许广平著译签名本”“油印本《生理学》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五种”六大类。

五四运动中唐山《救国》报述略

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唐山工业专门学校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创办了《救国》报。从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仅存的《救国》报原刊史料可知,该报主要发表政论文章和爱国运动消息,探讨社会改造问题,尤其倡导平民教育,推行注音字母,救国与启蒙并行,时效性很强,每期都洋溢着满满的爱国心救国心。深入挖掘这些资料,不仅可以补充该报创办中的相关史实,对于深化与丰富唐山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唐山革命史研究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1919年北京大学风潮再考

1919年北京大学因新旧思潮冲突受政府干涉而引起人事变动的一系列事件,时称“大学风潮”。1919年初,北大内部新旧两派的冲突对立日益显露。2月底,北大学生张厚载散布关于陈独秀等因言论思想激烈浮躁而被政府要求辞职的流言,致使北大内部分歧暴露于公众视野。随后安福系言论机关《公言报》对北大进行猛烈攻击,更有国会议员要求取缔《新青年》等杂志,否则将弹劾教育总长及蔡元培。北大在巨大社会压力之下,不得不免去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长职务。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中文藏书概说

鲁迅藏书是北京鲁迅博物馆最早一批收藏,也是最基础的馆藏之一,奠定了鲁博的馆藏体系。鲁博收藏了绝大部分鲁迅生前藏书,在诸多鲁迅遗物中,藏书相对具有整体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鲁迅藏书、读书的若干基本问题。本文以鲁迅藏中文书为例,将藏品实际情况与鲁迅在日记、书帐中的记录作对比,展现鲁迅对藏书的记录情况。整理书籍的具体信息,通过数据和图表,分析鲁迅藏中文书籍的来源及相关内容,并由此进一步讨论他的文学事业、人际交往和收入与藏书之间的相互影响,书籍本体所反映的鲁迅阅读习惯等。

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讲义制”改革

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北京大学作为运动的中心，校长蔡元培改革的各项措施，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当时在“讲义制”弊端凸现、教学课程与欧美大学接轨下，对原有的“讲义制，，改革也是北大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改革，大学教材在由原来的编发讲义转向BI进和使用外文原版教材，并同时尝试编译本国现代教科书。北大出版部对现代大学教材建设、本土化的探索、传播新文化做出了贡献。

“但见奔星劲有声——纪念《呐喊》出版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是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100周年。作为定居北京期间的文学创作实践,《呐喊》掀开了中国新文学划时代的新篇章,鲁迅也因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主将。为进一步释放《呐喊》的文学及思想价值,深化鲁迅的精神文化遗产研究,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以下简称“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文化基金会、中国鲁迅研究会、北京市鲁迅中学于9月16至17日在京联合举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呐喊’”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北京鲁迅博物馆策划的“但见奔星劲有声——纪念《呐喊》出版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下午至17日上午在北京前门建国饭店召开。

从“呐喊”到《呐喊》:论“破恶声”之鲁迅文学的发生

鲁迅之呐喊始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未完之《破恶声论》昭示了后来鲁迅文学的本质,即破恶声,白心声,光内曜。北京沉默期的荒原感绵延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不在于彼时的中国寂漠无声,而在于言议汹涌、扰攘有声,世界因之更显荒凉。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出版,是鲁迅以虚构文学形式践行文艺理想的肇始,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作品可分出黑暗与内曜两种境界,亦可辨听恶声、心声两种声音。正如《域外小说集》是《新生》的乙编,《呐喊》可视为《破恶声论》之下篇。思想者周树人呐喊于东京的文艺行动,文学家鲁迅以新文学实绩《呐喊》呼应于北京。“呐喊”终于证之以《呐喊》,鲁迅第一次实现了思想与文学的交汇。

1939年世界语版《鲁迅小说选》

1939年世界语版《鲁迅小说选》是鲁迅小说翻译史上一个比较稀见的版本,它出版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香港,凝聚了中外世界语者的共同努力,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的对外宣传和鲁迅小说的传播推广留下了特殊的印记。

《鲁迅研究月刊》新封面设计理念——写在总第五百零一期改版之际

《鲁迅研究月刊》创刊于1980年,至2023年第12期累计刊发500期。以期刊43年发展史的重要时间节点、封面风格显著变化为指标分析,可见其中蕴含的两种设计理路,其一是突显“民族性”的中国传统风;其二是采用西方美术手法的现代设计风格。结合鲁迅所倡导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美术思想,在总第501期《鲁迅研究月刊》封面设计改版的构思中,我们秉承中西融合的文艺观,将鲁迅设计书籍封面所采用的汉画像纹样、创办《萌芽月刊》时创造的美术字“月刊”,以及手稿集字、印章、手绘西方书籍图案、注重留白的版式构图等元素相结合,呈现出既能体现鲁迅艺术设计的独特性,又契合期刊内容定位与特征的新样貌。

关于《鲁迅全集·书信》之《致刘岘》文本的两处校正

1976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行《鲁迅书信集(共两卷)》(下文简称“《书信集》”),将“收信人姓名不详的二封及散见于书刊的片断十六则”收于下卷《附录》,其中鲁迅致刘岘书信片断七则为首次入集。此七则之一至五为据刘岘作《〈阿Q正传〉画集》(未名木刻社1935年发行)之《后记》“所引抄存”。据笔者以《〈阿Q正传〉画集》原书对校,《书信集》所刊文本与原《后记》所引有两处不同——其后的1981版、2005版《鲁迅全集·书信》亦均沿袭之。

鲁迅译作“集外文”辑集出版述略

本文首先试图探讨关于作家作品“集内文”“集外文”的定义。而后通过对1938年前诸种鲁迅译作出版物所收篇目、编入各版“《全集》”情况的大致梳理,界定一较为清晰明了的鲁迅译作“集内文”及“集外文”之概念。再后以各版《译丛补》(《译文补编》)《鲁迅全集补遗》等辑录鲁迅译作集外文之出版物的成书时间为序,略述鲁迅译作“集外文”草创辑集、递次增补以至今日近乎完备之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