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生态环保社会实践活动的现状调查与对策——以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为例

在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生态环保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日益受到重视,其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也更加突显。为此,以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全体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调查对象,进行了关于大学生参与生态环保类活动情况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生态环保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在环保价值发挥、学生自身科学性、响应地方需求、与时政有机结合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实效,但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在环保实践活动科技含量的提升方面;在育人效果方面,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情怀和组织协调能力的效果显著,培养学生了解社会的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的效果较为明显,提升学生理论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素养的效果有限,增强学生写作表达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效果较差。根据调研结果,目前开展大学生生态环保社会实践活动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是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单一、与专业学习缺乏结合,各类型活动的举办频次不均衡;大学生的环保意识“参差不齐”,活动的普及率和参与度有待提高。二是活动的管理不到位、运行机制不畅,开展活动所依托的各类平台在沟通的有效性和顺畅度方面尚需提升;活动指导以校内教师为主,社会机构参与和重视不够且与高校间未建立完备的合作机制;活动开展情况的考核不规范,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大学生在环保实践中“知行不一”,活动的育人实效欠佳。三是活动的保障力度不够,活动经费以学校和学院提供为主且不稳定,社会组织和相关企业投入的较少;而且社会组织和相关企业在参与活动指导和与学校共建活动基地方面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充分发挥公益性作用。为此,提出完善和促进大学生生态环保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对策。一是积极探索活动内容的创新路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及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科学融合,赋予环保实践活动以思想政治教育属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二是探索科学合理的活动组织运行和管理路径,建立健全各级组织管理机构,对活动的指导思想、实施方案和步骤内容、工作职责要求、专项经费划拨、指导教师队伍和实践基地的建设、活动开展情况的考核等做好顶层设计;探索开展社团化、立项制的大学生环保实践活动;加强大学生环保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探索实行多种形式的导师制,同时辅以建设多元化指导教师队伍并加强队伍管理和激励。三是探索校地合作建设活动基地的路径,结合国家和行业需求,依托校院原有合作单位,遵循互惠共赢原则,建立稳定的大学生环保实践活动示范基地,为推动活动开展的长期化和制度化提供基础性保障。四是探索多渠道且稳定的活动资金保障路径,学校在设置专门活动经费的同时,通过加强与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相关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开展互惠共赢的合作,以及鼓励学生参加教师的生态环保类科研项目,多渠道获取活动经费支持。五是探索多元化的活动绩效考核评价路径,创新和丰富活动开展成果的认定方式和标准,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将活动受欢迎程度的线上线下调查结果纳入考核评价参考范围;重视和规范对学生参与活动情况的综合评价;建立和完善针对活动指导教师的激励机制。

“主讲主问主评式”党课的实践探索--以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为例

随着从严治党的全面推进,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委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的“三会一课”制度在高校基层党支部逐步得到规范化执行。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各高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重业务,轻党建”、支部委员会的组织力不够强、党员的教育管理不够严格、党员在思想上对“三会一课”制度认识不到位或重视度不够、“三会一课”制度的实施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比较单一等问题。特别是在党课教育方面,“重视不够”“形式不新”“内容不活”“以会代课”“照本宣科”“效果不佳”等问题突出,传统党课仍以纯理论知识灌输为主,教学形式创新乏力、互动性较差,没有建立过程监督和评价制度。这都使高校传统的党课教育模式难以适应当前的新形势和新环境。为此,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湿地学教师党支部积极创新党课模式,开展了“主讲主问主评式”党课的实践探索,在对党课模式创新背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主讲主问主评式”党课新模式的内涵,并结合实践案例对筹备、集中授课、总结提升等3个阶段的实施步骤进行了总结;同时,对实践中需要注意的“讲什么”“谁来讲”“问什么”“如何问”“评什么”“怎么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讲主问主评式”党课新模式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创新了党课形式,增强了理论学习效果;搭建了实践平台,提升了基层党支部成员的素养;激发了基层党支部的活力,发挥了其示范带动作用。

自然保护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探索——以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为例

自然保护类专业是新林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建设生态文明、实施重大国家战略、构建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与治理体系、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推动林草事业发展的形势和背景下,对自然保护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自然保护类专业的突出特点是实践要求高、应用性强,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占据了较高的比重,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以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为例,以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为试点,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与探索为突破口,加强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事业、区(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学校五方协同创新联动,构建了“五位一体”协同育人的教育体系。通过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注重创新意识培养;创建实践教学体系,突出实践培养特色;创优实践教学条件,保障实践教学质量;创立实践保障机制,强化实践质量监控等多项创新举措,提升了自然保护类专业人才实践和创新能力。该研究很好地契合了生态文明建设对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需求,对国内自然保护类专业建设以及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高等院校二级学院提高安全管理能力的实践探索——以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为例

高等院校二级学院平安和谐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二级学院安全工作开展过程中,安全体系建设、责任落实、管理效率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以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为例,探索出“四个一”管理体系、“三个融入”工作模式和“四个结合”工作特色,有效提升了二级学院安全稳定工作成效。同时,提出构建全方位的责任与制度体系、落实人员与经费的保障机制、开展规模化和渗透式的培训方式、改进重点薄弱环节的改革方案4个方面的建议。教学管理经验证明,其对提高高等院校二级学院安全稳定具有一定的作用。

涉林专业研究生安全教育工作的探索与思考——以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为例

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底线,安全教育是大学教育中的基础一环。高校研究生群体作为高校管理和服务的主要对象,其安全教育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重要性不言而喻。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研究生招生专业全部为典型的涉林专业,学院一直将研究生的安全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重要环节,采取了一系列探索性举措。本文对开展安全教育工作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介绍,阐述了高校涉林专业研究生安全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主要举措等,总结了对当前涉林专业研究生安全教育及管理的经验与启示,以期为同类院校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安全教育管理提供参考。

高校二级学院“精准化”就业服务工作探索——以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为例

在我国高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二级学院是开展"精准化"就业服务工作的关键环节。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针对毕业生规模较小、专业特色鲜明的优势,开展"精准化"就业服务探索。学院自2018年以来,从"生"和"企"两个维度出发,重点实施"五个更精准"计划,即就业意向掌握更精准、就业指导服务更精准、就业困难帮扶更精准、就业信息搜推更精准、就业资源开拓更精准,有效搭建"生-企"桥梁,建立了"精准化"就业施策与支持服务的常态化机制,取得了积极成效。

高校学生党支部理论学习模式探索——以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为例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性、根本性、经常性任务。基于目前国内高校学生党支部理论学习存在的问题,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本科生党支部探究出学生党员理论学习新模式——"考-讲-问-答-议"式微党课。新模式的实施提高了党员的理论知识水平,加强了党员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完善了学生党支部理论学习的管理方法。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延伸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以北京林业大学为例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是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和新林科建设中具有显著行业特色和代表性的专业,其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为此,以北京林业大学为例,对标新林科建设目标和国家对自然保护类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依托全员全学程本科生导师制的优势,针对大学阶段的人才培养缺乏与中学阶段的贯通机制、专业实践教学存在薄弱环节、课程教学模式单调等问题,从时间、空间和教学方式方法等3个维度探索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延伸教学体系的构建,并进行试点性实践。首先,初步构建了包括专业引导教育提前到本科生正式入学前、实习实践和科研训练由教学周延伸到公共节假日和寒暑假、学习指导和课程教学从校园内和课堂内延伸至校园外和课堂外、教学方式方法从单纯的“灌输式”“填鸭式”拓展为“兴趣小组”“探究性学习”“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学术讲座”等多种方式方法相结合等内容的延伸教学体系。其次,从2020级本科生中随机抽取22名学生作为试点对象,以参加试点学生的兴趣为导向,结合导师提供的选题,按照“导师—学生”双向选择的原则,建立6个延伸教学导师组,组织实施了延伸教学的试点。最后,由2020级本科生中参与试点的22名学生组成实验组,由其余未参与试点的42名学生组成对照组,组织实施了延伸教学试点效果的问卷调查。基于对实验组在试点前后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及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的比较分析,认为延伸教学体系实施试点在深化学生的专业认知、显著增强专业技能、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有效锻炼创新能力、全面增强综合素质、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湿地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以北京林业大学为例

“湿地生态学”是高等学校生态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必修或选修课程,以培养湿地领域专业人才为教学目标。当前,“湿地生态学”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课程教学缺少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二是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缺少创新性。基于此,提出课程教学的改革措施:首先,在科学设置理论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增加预设专题研讨环节,以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衔接;其次,在加强实习和实验教学的基础上,增设课程实验的展示与汇报环节,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及沟通交流能力;最后,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加大过程性考核的比重,对学生进行全面考核。“湿地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提升了学生课堂教学的参与性,促进了课程教学效果,也为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和创新实践提供了锻炼平台。

国际交流与合作助力研究生培养的探讨——以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猫科动物研究课题组为例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培养高层次、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国际化视野和创新思维是提高研究生培养整体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推力。针对研究生教育普遍存在的培养模式单一、创新能力培养环节薄弱、国际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猫科动物研究课题组在多年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以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助力,开展了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改革创新,特别是在拓展国内外优质生源、创新研究生培养途径和建设国际化师资队伍等3个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首先,通过强化招生信息传播、初步筛选、面试复选、择优录取等研究生招生环节,吸纳国内外优质生源;通过营造包容并蓄的学术氛围,以多元文化助力高水平科研团队的建设。其次,重视发挥国际化对研究生培养的积极影响,开拓培养思路,通过开展双语教学,深化国际交流,拓展研究生的学术视野;通过加强人才培养与科研实践的有机结合,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通过提供参加学术会议、开展短期研修、留学攻读学位等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最后,通过邀请国际一流学者来华讲学和聘请兼职研究员合作开展人才培养,构建国际化师资团队,助力高水平研究型人才培养,促进本土化研究人才与国际接轨,加快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进程。

林业有害生物绿色防控生态效益明显——以北京市通州区为例

加强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提高城市森林生物多样性和健康水平,是目前林业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我国生态文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森林管护绿色发展、安全发展成为重要课题。有害生物绿色防控主要是采用生物控制、物理控制和作物栽培、选种技术等绿色、环保、无毒的手段减少有害生物的危害。它是提高城市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森林健康水平的有效途径。2015年7月11日,通州区正式成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以来,全区社会、经济和环境得到较快的发展。

新疆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

综合地理区划全面地反映了自然界的地域分异,但当前研究仍缺乏结合生物、非生物以及地貌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目前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卓有成效,亟需从区域角度提出兼顾自然地理特征和生物分异格局的区划方案。以综合性、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相结合、生物因子与非生物因子相结合为区划原则,采用热量、水分、土壤、植被和动物地理分布等5项指标,通过自组织特征映射模型(SOFM)综合聚类,以聚类结果为基础,结合山系山脉界线及地貌完整性,按照“自上而下”的原则划分区划单元,根据新疆全域野外科学考察结果和卫星遥感三维影像加以修正,同时充分考虑新疆自然保护地的分布情况,保证了区划的客观性、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和适用性。新疆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共分为四级,包括了5个自然保护地理大区(一级区)、11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二级区)、21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三级区)和48个自然保护地理小区(四级区),其中,一级区划与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地形分布格局相协调,划分为阿尔泰山Ⅰ、准噶尔盆地-北塔山Ⅱ、天山山地Ⅲ、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Ⅳ和昆仑山-阿尔金山Ⅴ。研究梳理了自然保护地理单元内的自然保护地及主要保护对象等,该区划方案与新疆自然保护地分布较为吻合,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地都未跨越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各自然保护地理单元内的物种在地理分布上也相对不隔离,同一自然保护地理单元内的自然保护地可组成以保护关键种、伞护种或旗舰种为目标的自然保护地群,以此构建区域自然保护地网络,提高生态系统连通性。该区划方案对新疆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和生境廊道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为其他省份乃至全国的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借鉴。

黄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

【目的】研究黄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为制定有效的生态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黄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采用InVEST模型,分析并评估其水源供给、土壤保持、碳储存和生境质量4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结果】(1)2000—2020年,黄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水源供给量和平均生境质量指数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变化,土壤保持量表现为逐期下降,碳密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增加后减少。降水和土地覆被变化是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的主要因素。(2)受黄河流域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影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在空间上表现为从黄河流域上游向下游逐渐增强。【结论】面对黄河流域的复杂生态环境风险问题,建议强化全流域的水资源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注重植被保护和自然恢复,完善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并采取因地制宜的保护措施。通过这些措施,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经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评估

开展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评估是实现保护管理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我国现有管理评估多集中于单一、同类型、同省域内的自然保护区,对中大型尺度多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的评估较少。黄河流经省域分布着许多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屏障的重要基础,在维持区域生态安全方面具有突出作用。为促进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构建5类共26项的管理成效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基于证据的专家打分法,评估了黄河流经省域内8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2020年间的管理成效,在识别影响管理成效关键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2016年以来,黄河流经省域8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总体较好,优秀率达26.83%,良好率达64.63%,主要体现在管理主体、本底调查、保护对象等指标的平均得分较高。②Spearman相关分析表明,管理级别越高、建立越早,公共服务、规章制度、经费保障等方面越完善的保护区管理成效越好;此外,基础设施与日常巡护,科研监测与科普宣教、信息化建设,社区关系与生态修复、保护对象指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③管理成效的短板主要体现在人才建设、综合执法、社区发展、人类干扰等方面,建议有关单位在人才队伍、行政执法、生态补偿等方面加以完善,以提升管理效果。

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典型植被类型表层土壤碳密度及周转速率特征

为阐明不同植被类型下表层土壤有机碳的分布特征,本文选取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胡桃楸阔叶林、蒙古栎阔叶林、油松针叶林、针阔叶混交林、灌丛和草甸6种典型植物群落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野外调查、采样与实验室分析对不同植被类型下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密度及周转速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草甸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和密度最高,分别为188.5 g/kg和10.9 kg/m^2,周转速率最低,为0.0196/a;针阔叶混交林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和密度最低,分别为68.6 g/kg和5.7 kg/m^2,周转速率为0.0749/a;灌丛表层土壤有机碳周转速率为0.0774/a。土壤有机碳含量整体上随土壤深度增加而逐渐减少。土壤水分的增加和土壤温度的下降使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及密度呈上升趋势,而使有机碳周转速率呈下降趋势。土壤有机碳密度随海拔升高呈逐渐上升趋势。海拔通过影响不同植被群落土壤水热条件来影响微生物活动及凋落物的分解,进而影响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密度和周转速率。本文为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典型植被类型土壤碳储量和周转研究提供了有效参考。

遗传多样性保护: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基础

遗传多样性探究物种内个体间DNA水平的变异,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遗传多样性直接影响着物种的适应和生态系统的功能,因此2010年和2020年缔结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均将保护遗传多样性列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目标之一,并呼吁在203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行动方案中将遗传多样性的监测与保护列为工作重点。然而,遗传多样性保护属于种群遗传学的范畴,理论性较高,导致关于遗传多样性保护的研究多停留在学术层面,在保护实施过程中具体应用较少。一般来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境破碎化等干扰方式会造成物种遗传多样性降低、种群间分化增加、基因流减少等遗传后果,使种群濒危进而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但是在复杂生态系统中物种的繁殖特征、进化历史及生态因子也发生着作用。系统的回顾、梳理了1996年迄今我国重点保护野生树木的遗传多样性研究及保护案例(238篇论文,150种重点保护野生树木),指出了我国目前遗传多样性研究与物种保护割裂的现状。目前正处于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关键阶段,结合国际研究前沿,提出遗传多样性保护是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应该开展基于DNA序列的遗传多样性监测并重视有效种群大小等重要遗传多样性指标在具体物种保护过程中的应用。

后疫情时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消费行为特征

【目的】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浙江省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游客生态旅游消费行为特征的影响,分析疫情暴发后生态旅游产品偏好特征,为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提供指导。【方法】应用SPSS 23.0软件分析疫情暴发前后自然保护区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特征、需求特征,疫情暴发后生态旅游产品陈述性偏好、显示性偏好的人口学特征差异,及生态旅游产品陈述性偏好对显示性偏好的影响效应。【结果】①疫情暴发前后游客去往自然保护区的旅游频次、旅游时段的差异极显著(P<0.01),疫情对游客了解自然保护区的信息渠道、交通方式、旅游花费影响极显著(P<0.01),而对其他生态旅游需求、行为特征均无显著影响。②疫情暴发后,游客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对部分生态旅游产品陈述性偏好有显著影响(P<0.05);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对天目山保护区部分产品显示性偏好水平有显著影响(P<0.05)。③保护区游客生态旅游产品的陈述性偏好对显示性偏好有显著影响(P<0.05);天目山保护区游客生物景观和自然教育产品的陈述性偏好对显示性偏好的影响效应,比地文景观和水域景观更明显。【结论】通过融合创新产品引导全新需求、推出智慧化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加强游客体验后的分享等途径,提出天目山保护区生态旅游产品开发建议。

基于动物适宜栖息地的北京市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

栖息地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基础,明晰物种的适宜栖息地分布是切实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重要基础。北京市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也建立了一系列自然保护地以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当前亟需系统评估北京市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对野生动物适宜栖息地的保护成效,为未来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和自然保护地体系整合工作优化提供科学指导。研究选取了北京地区6个较为典型的野生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黑鹳(Ciconia nigra)、褐马鸡(Crossoption mantchuricum)、大鸨(Otis tarda)、鸳鸯(Aix galericulata)、金雕(Aquila chrysaetos)和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利用MaxEnt模型和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分析其适宜栖息地的分布;将自然保护地与适宜栖息地相叠加,识别其适宜栖息地的分布热点和保护空缺,进而评估了北京市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保护成效。研究结果表明,6个研究物种在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其中褐马鸡的受保护率最高(92.82%),鸳鸯的受保护率最低(13.66%)。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物种热点区覆盖率不同,风景名胜区类型覆盖率最高(14.74%)。6个物种适宜栖息地的热点区域总面积为280.01km~2,保护空缺占热点区域总面积的49.45%,其中密云区、门头沟区和房山区的保护空缺面积最大。基于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对野生动物适宜栖息地的保护效率以及存在的空缺,建议因地制宜,采取扩大或合并现有自然保护地、增设新的自然保护地或营造微生境等方式来提升自然保护地的整体保护效率。研究结果可为北京市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提供重要依据,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识别与划定提供可行方案,并为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提供科学指导。

新疆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群落多样性及空间分布格局

新疆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典型的绿洲-荒漠过渡带,明确保护区内主要植被类型及分布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恢复。以2022年同期遥感影像为样点布设依据,在2023年8月进行实地调查,利用双向指示种分析法(TWINSPAN)对保护区内植被样方进行分类,计算各植被类型的α多样性指数,随后构建随机森林模型以评估植被样方的聚类结果并可视化。结果表明:(1)在甘家湖保护区,草本植物以猪毛菜属(Salsola spp.)分布最为广泛,灌木以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碱蓬属(Suaeda spp.)、红砂(Reaumuria songarica)、角果藜(Ceratocarpus arenarius)等为这一地区主要的植被组成。(2)TWINSPAN将62个植被样方划分成14个类型,其中猪毛菜属+碱蓬属群丛(Ass.Salsola spp.+Suaeda spp.,G5)所占面积最大,且植被多样性最高;猪毛菜属+角果藜群丛(Ass.Salsola spp.+Ceratocarpus arenarius,G7)物种多样性较高,同时面积占比较大;单一植被型群丛(G14)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与Simpson优势度指数均为最低,Pielou均匀度指数为1,在保护区中主要体现为农田和盐渍化极高的裸地。(3)随机森林模型的总体精度达到87.10%,Kappa系数达到0.8553,错分误差与漏分误差相对较小。(4)梭梭和白梭梭集中分布在保护区西北部核心区以及中偏南部的缓冲区。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后续精准管理奠定基础。

基于物种分布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评价--以河南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最主要的自然保护区类型,该类型自然保护区通常具有复杂多样的保护对象,因此对其进行功能区划需全面考虑各种保护对象的需求。评价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有利于提高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有效性。以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的河南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为研究对象,于2016年12月至2018年12月在该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样线和红外相机调查,获取白冠长尾雉及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分布点数据,结合收集的环境数据,采用MaxEnt模型对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和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分布进行预测,进而分析物种与该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的空间关系,及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分布与人为干扰强度的空间关系,评估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有功能区划对白冠长尾雉和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保护有效性。结果表明,保护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为33.84 km2,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8.96%、3.84%和9.19%,自然保护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比例偏低。保护区现有功能区划并不能充分满足保护白冠长尾雉栖息地的需要,且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面临不同程度的人为干扰的影响,这对保护区内重点保护对象的生存产生潜在威胁。因此,结合保护区内保护价值与人为干扰分布现状,针对白冠长尾雉及相关物种的受胁情况提出两种不同的保护区功能区划优化方案,在不降低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的前提下,提高核心保护区白冠长尾雉及相关物种适宜栖息地面积的比例,同时降低保护区内人为干扰强度。本研究可为该保护区保护白冠长尾雉提供决策依据,并为其他以野生动物为保护目标的保护区功能区划优化提供指导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