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画理论与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从写心、适意到求品

中国自宋以降,在苏轼等精英知识分子的自觉引领下,形成了心画(文人画)传统。这也正是川端康成热爱中国宋元美术的重要原因。在“达吾心”“适吾意”以及诗画结合的精神品格等方面,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追求十分契合。首先,心画理论强调人情味和抒情性,这是宋代文人画家们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士大夫群体的艺术担当之后,着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而川端康成也认为绘画不仅可以写形状物,更可以表达人的潜在的精神世界,这一艺术观念在其《梦》《阵雨》等小说中均有明显体现。川端康成在大量作品中所描写的绘画都是一种“心画”,它们并不是静止的物体,而是精神的流动。其次,中国宋元时代文人向绘画领域的主动渗透和理论引领,带来了绘画“适吾意”的思潮,使得绘画得以抒“胸中盘郁”。在这一点上,川端的文学创作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主张完全相通,因此也使得其小说中的绘画作品具有了内涵的无限性和解读的丰富性。第三,宋代带有精英阶层之精神自觉的文人对绘画提出指导性的艺术理论,在诗画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品格。这种绘画理论也伴随中国绘画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浪潮而东传,这恰值川端康成人生的前三十年,对他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心画理论不仅对日本文人画的形成,而且对日本近现代文学都产生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影响。从川端康成文学的个案可以看到,渗透于域外的中国画论,作为艺术理论的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态。这一越境的文化传播现象,还有很多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值得挖掘和探究。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主潮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对女性自我生命、对男性世界、对宏大历史都进行了丰富而深入的探索。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女性文学,主要在革命意识形态框架内书写女性的主体意识;新时期之初的女性文学,则将政治反思与性别建构相交织;新时期后期的女性文学,深入书写女性的多重情欲,也多维度审视男性世界;新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则深切关怀乡土社会、现代都市以及历史深处的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既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因容纳了丰富的个人风格而呈现出多姿风采。

何以困于长衫:大学生职业角色冲突的归因分析

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心仪工作而呈现的苦闷、迷茫与焦虑等复杂性情绪,是他们共有的职业角色选择与冲突的表现。宏观社会环境所存在的就业结构性矛盾、网络信息传播的放大效应、社会文化普遍性的理想职业期望等,是形成大学生职业角色冲突的外在压力源;具体微观环境中父母对子女的职业角色期望、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支持不充分、同伴的理想职业追求等,成为大学生职业角色冲突的直接压力源;大学生的职业角色学习是形成职业角色冲突的直接性原因,具体表现为职业角色学习过程会伴随着内在职业角色冲突,职业角色观念决定了职业角色冲突的程度,职业角色冲突影响职业认同结果。

海外本土中文教师教育路径探索——以中外协作项目及孔子学院为例

海外本土中文教师是中华语言文化走出去进程中由对外传播发展到本土自传播的重要力量。新形势下亟须创新本土中文教师教育工作,促进国际中文教育教师资源的全球优化供给,以完善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及治理体系。具体可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扎根本土,稳步扩展,依托本土资源和条件,以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参与本土中文教师队伍的培养;二是掌握需求,精准助力,根据各国各地区对中文教师的具体要求,开发有针对性的本土中文教师培养模式;三是完善标准,提升质量,在深入研究各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基础上,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层面完善中文教师教育的标准;四是面向基础,兼顾高端,从海外中文人才的实际需要出发,对中文教育目标与类型进行专业细分;五是技术引领,主导变革,充分利用新形势、新技术,在“人工智能+教育”新潮流中扩大中文教师教育的资源供给,创新中文教师教育的方式方法。

古代汉语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兼谈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教学法

王力先生是将古代文化贯穿于古汉语教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在其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首创“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者结合的新模式,并特辟十四个文化常识专题。古代汉语既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我们对古代汉语言的研究涵盖了对传统文化本身及其认知工具的研究。汉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双向关系。本文通过古汉语教学中的一些典型案例,说明我们学习古代汉语和阅读古代文献,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字句的表层意思的理解,而更应结合其深层的文化背景进行探究,如此方能得其精髓。

新世纪北京文学书写的“空间”变化及意义——以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为考察对象

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三位不同代际作家对新世纪北京的书写,是将打着个人印记的国际都市的生活游历或乡土中国、外省小城的生活经历等纳入其中。这些不同的地理空间既构成了他们的文学世界,也构成了一幅以北京为辐射中心或参照对象的“文学地图”,他们的书写不仅拓展了北京文学书写的空间、主题,也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提供了一个重新省思“城与人”的契机。

“看不见”风景、“看不见的”风景与作为“景观”的风景--试论新世纪北京文学创作中的风景描写

风景描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地域特色的风景描写也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不同代际、身份的作家于新世纪北京文学创作中的风景描写,留存了这个时代城市风景的不同特征以及风景描写的共性与差异性,也揭示了风景的社会属性及其与物质、权力的关系。作品中那些具有承继性的前现代式的充满诗情画意、田园风味的自然与人文风景,或具有国际化、现代及后现代风格的“都市风景线”,组成了传统与现代兼具的北京的多面性,体现了新世纪北京文学书写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北京书写中的价值和意义。

城市精神:城市文学写作与研究中的关键词

城市具有地域性和区域性特征,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城市文化和不同的城市精神。城市文学往往以城市景观和城市人为载体,呈现城市精神。城市景观是“一连串复杂事件的组合体”,①城市人无时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城市文学通过对城市景观和城市人的互动关系及特定联系的书写,建构城市精神。当代文学的城市景观书写是否为读者提供了“判断和解释社会脉络”的线索?对城市人的书写是否完成了“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使命?城市精神是否在城市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呢?

界分南北:论宋代文学中的边界书写

宋代文学中的边界书写主要集中在燕山、白沟、淮河、长江这四个核心意象之上,并形成了“界分南北”的表述模式。如何描绘、阐释疆界问题上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是宋人边界书写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对燕山区隔华夷性质的强调,源自北宋士人对华夏疆域理想范围的体认,也是其表达对边界现状之不满的婉曲方式。至南宋,淮河所造成的中原成为外国、南北相互隔绝的状态令士人感慨系之,并引发了他们对于天意的质疑。白沟这一宋辽旧边也在南宋士人对北宋对外政策的反思与以昔鉴今的现实考量中,被赋予了负面的形象色彩。宋蒙对峙时期,长江书写则寄托着士人对于华夷秩序坚守与疑惑并存的复杂情感。要之,边界书写典型地体现出宋人在面对华夷空间南北两分的天下格局时特殊的心理感受与应对方式。

梁启超北京寓所考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著名学者、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一生著作等身。他致力于将中华的传统文明改造为近代文明,对后世影响巨大。他一生足迹遍及全球,但他的政治生涯无疑发端于北京。从其个人经历来看,除几次参加会试之外,个人首次婚姻完成于北京,且最终安葬于北京。戊戌变法流亡海外归来后,北京更成为其主要的政治与学术舞台。因此,梁启超与北京的渊源深厚。本文大致梳理了梁启超在北京的几处主要寓所.

从个体幽暗意识到文学作品的启蒙思想——基于《政治少年之死》与《阿Q正传》的对比分析

日本的“安保运动”是大江健三郎《政治少年之死》的故事背景,而中国的辛亥革命促成了鲁迅《阿Q正传》的创作。大江健三郎作为极仰慕鲁迅的日本左翼作家中的翘楚,其作品当中的启蒙思想内核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鲁迅文风的影响,二者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启蒙思想均源于两人个体的幽暗意识。

校训融入公安院校语文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以山西警察学院为例

校训是一个学校核心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是人才培养目标的最终导向。公安院校是铸魂育警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主战场。结合公安院校实际情况,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融入校训既是对“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响应,也是大学语文课程德育功能的必然要求。将山西警察学院校训“忠诚、正义、厚德、博学”融入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有其客观可行性——教材版本能够提供保障,兄弟院校教学经验可资借鉴,教学实践已初具雏形且效果良好。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修订说明

《增订注释全唐诗》由全国各地一百八十多位唐诗研究者密切协作,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已于2001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本书在注释、调整编次、辑补逸诗、删汰重复、提示互见、校订文字、重写作者小传、编制索引等方面,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出版后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它首版印了3000套,业已售完,已有读者来信向我们反映买不到此书。这样便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摆在我们面前,一种是据本书的原版直接重印,一种是对本书加以修订后再印行。我们经过认真考虑,选择了后者。

充满悖论的“大先生”——中国戏剧中“鲁迅形象”的生成谱系

中国戏剧中的“鲁迅形象”是剧作家基于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和想象进行剧本创作,而后演员以戏剧表演的方式展示和表现出的“鲁迅形象”,由于借助了声音媒介和视觉媒介,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方法、呈现方式以及传播渠道,因而中国戏剧中的“鲁迅形象”发生在一个全新的艺术空间中,呈现出与文学作品、文学史、回忆录等载体中的“鲁迅形象”不尽相同的特质。梳理中国戏剧中“鲁迅形象”的演变过程,探讨其与鲁迅本体间相互印证或彼此割裂的关系,探究形象变化的内在动因和外在依据,分析戏剧的叙事模式、视觉范式、逻辑内核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语境、中国现当代文化思想变迁、知识分子地位、创作者心态的密切关联,能够进一步拓展鲁迅研究的空间。

文化研究的“话语积层”及它的“长史”——就《重建“文化”的维度:文化研究三大话题》一书的出版对黄卓越教授的访谈

黄卓越教授所著《重建“文化”的维度:文化研究三大话题》,对文化研究话语策动的历史根源做了节节环扣的深度探索,辟出了一条重新认识与评估这一思潮的重要路径。为能进一步了解该书的写作理念,我们对作者进行了一次专门访谈,就议题设置、方法论改进等系列问题做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并连带涉及一些相关的话题,如对文化研究学理特征的辨识,其在中国学界业已引发的各种不同寻常的反馈,以及在“倾向势力线”改变之后有可能采用的调整策略等。

《诗》教传统与宋代理学家“温柔敦厚”诗学审美理想的生成

传统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向后世“温柔敦厚诗学观”的发展、定型,表征着儒家政教传统对于文学艺术具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由“尚中”“尚和”观念发展而来的儒家“中庸”思想、与其同样有着“尚中”“尚和”基因的“诗言志”“比兴”传统,以及由孔子提出而得到后儒发挥的“兴观群怨”诗教传统等,均与“温柔敦厚《诗》教观”紧密相关。宋代理学家在承继汉唐诸儒“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同时,于众多方面发挥、转移了其主要观点,并在他们的诗歌书写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理学家诗人在作者感情、态度等方面推崇中和、中节而不过分;其理学诗作重视诗歌讽谏和感兴志意作用,强调以理、礼、性、道、仁等“节之”,关注“情性”及“心性存养”等。

论中国式爱“情”——以《牡丹亭》《象牙戒指》《红雾》为例

尽管爱情是西方发明的一套话语或符号,不过,中国古而有之的男女之情却实属这爱情史前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对《牡丹亭》《象牙戒指》《红雾》三部文本的阐释可以见出,我们的爱情形态所注重的就不是爱欲而是情欲,或者说,我们真正关心的从来就不是爱——一种利他主义的情感,而仅仅是情,即自我的心灵所需。即便到了现代爱情启蒙的时代,我们接受过西方爱情意识形态的熏染,也始终未曾发生实质性改变。而事实是,我们只有从爱情之“情”自觉转向爱情之“爱”,尝试奉献的崇高体验,方有可能将精神或者灵魂的血液注入爱情的生命,从而使得真情的追求不再为虚无和死亡的幻影所纠缠。

清华简《畏天用身》思想探微

清华简《畏天用身》是一篇新见战国佚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该文主张天人相因的天人观,强调天与人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凭依,不可偏废。具体到人的因素,该文主张注重事在人为的实践观,认为“用身”是“作”的途径、“图”是成事的关键、“作”是“知”的基础。至于如何“作”,作者认为需要勉力、谨慎、有“恒”、有“法”,并强调“知其不可而不为”。该文的思想与《恒先》《心是谓中》等战国竹书有较密切的关联。

北京话“干脆”一词的演变

清末北京话中才出现"干脆"一词,最初为形容词,经百余年的发展到现代已完成了从形容词到语气副词的语法化过程,"直接"这一语义特征和形容词作状语这一句法位置是其变化的主要条件。北京话语气副词"干脆"的意义和用法与普通话略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