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演变的技术政治解释——以美国对华技术博弈为分析视角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常常忽视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仅将技术看作是经济和军事的天然附属。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深刻嵌入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技术的“杠杆和重塑作用”不断增强,进而重构全球技术竞争模式,引发国际关系的深层次演变。当下,技术竞争呈现出参与门槛高、竞争对抗意识浓、产业链和价值链战略地位空前突出等特点。同时,新技术本身所呈现的颠覆性、快速迭代性和涌现性等特征愈发受到关注。美国对华在新技术领域的“切割和封锁”策略,在瓦解全球技术共享生态的同时,迫使技术竞争的双方主动和被动地进入更激烈的博弈状态,导致全球治理出现新难题,进而给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政治教育与政治知识生产: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另一起源——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中心

中西遭遇之后,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建构有政治学院与政治学系两条路径,其中根据地依托旨在教育训练干部的政治学校,通过教学与训练,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转化为中国革命的政治知识。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例,其教员结构、讲义教材构成的政治知识生产,以及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知识党员化与党员知识化”的知识传播,为探寻中国政治学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线索。考虑到1949年前后政权变更背后的现代中国政治知识的延续性,抗日军政大学以政治教育为形式的知识生产与组织建制,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另一起源。

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探究

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预示了AGI时代的开启。与以往“数据主义”时代讨论的弱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关系影响所不同的是,AGI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赋能”和“使能”工具,AGI技术推动的人机融合,将对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进行快速与深刻的嵌入,迅速有效地改变社会生产方式,重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通过对国家综合能力的改造来影响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同时也使全球治理出现新难题。认识新一代AGI的技术质变对未来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想象与空泛的技术描述,AGI驱动的生产力底层变革,必将对国际关系产生与以往不同的颠覆性重构。

东亚发展型国家转型的政治经济逻辑及其镜鉴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形成与维系依赖一套独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发展导向的政商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进入转型时刻,以新自由主义为要义的经济改革和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动摇了这种政商关系存续的基础,东亚的现代化迈入下半程,金融改革成为重要议题。发展型国家及其转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而言,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

生物政治的诞生——重释福柯的《主体性与真相》

《主体性与真相》是福柯晚期的一部往往被忽视的杰作。其中的一个今日尚待深思的要点正是“bios”概念的明确提出,及其与“zoe”之间的辩证。看似福柯的思路只是延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沉思生活的古典传统,但实际上,他对“aphrodisia”的阐发,以及由此敞开的“nomos”的分布与配置,皆与当代欧陆思潮有着明显的关联。经由福柯与阿伦特、阿甘本之间的对话,“bios”与“zoe”之间的张力不断得以澄清,更是由此敞开了动物性及否定性这两个关键要点。从“bios”向“zoe”的回归,从生命政治向生物政治的转向,或许正是晚年福柯留给世人的一个宝贵的思想遗产。

俄乌冲突与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笔谈

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西方矛盾的总爆发,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使俄罗斯融入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政治、安全、外交安排基本以失败告终。各方围绕俄乌冲突展开全面博弈,其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广泛,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将受到深刻影响。欧洲国家将承受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民生压力;欧美关系更趋紧密,北约被重新唤醒;欧盟“战略自主”将严重受挫但不会消亡,欧洲一体化在获得危机带来的向心力的同时也将面临新的阻力。西方的制裁对当前的俄罗斯经济的确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俄罗斯的客观经济环境和条件决定了通过制裁使俄罗斯经济崩溃不具有现实性。而在面对高度对外开放和高度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经济体时,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否具有实施类似制裁的条件,也需另论。坚持开放和实施新型全球化策略,是中国打破西方封锁和“脱钩”等威胁的最佳战略选择。就全球经济机制和架构而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长期以来通过金融制裁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做法将导致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发生重大调整和演变。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不愿直接、公开卷入俄乌军事冲突,但努力谋求达到俄罗斯无法以军事手段改变欧亚大陆安全格局的目的,同时又保持自身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节奏。美国试图通过强化盟友与伙伴体系加大对中国的威慑,这仍是其对华竞争战略的主要内容。

社交媒体竞选如何强化美国政治极化:基于美国新冠议题的框架化考察

政治极化是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我们”和“他们”来描述当前的政治与社会,一个社会中的正常多样性越来越沿着一个维度发展,政治与社会共识变得难以达成。政治极化存在政党制度、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政治文化等多元成因,社交媒体竞选进一步强化了政治极化。聚焦社交媒体竞选如何强化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问题,运用框架化理论下的“级联网络激活模型”,可以发现总统候选人的框架建构加强了二元对立的框架竞争模式,在框架扩散中两党政治精英中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对立强化,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在框架选择中也存在差异,因而公众在对框架认知方面亦强化了观点对立的模式。在社交媒体竞选时代,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精英与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信息闭环,各自的话语框架不断被强化,同时也迫使独立公众“选边站”,尽管信息的选择越来越具多元性,但民意却越来越呈现分裂与对抗。

OBE视域下“政治传播导论”课程思政内生模型的框架建构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理论的旨趣建构课程思政内生模型,是“政治传播导论”落实课程思政的基本遵循。“政治传播导论”始终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建构课程思政的内生模型,秉持社会化育人取向,以具有可持续性的课程思政目标为中心,设计混合式教学课程思政矩阵,创新课程思政过程性评价体系,把学生培养成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政治传播专业人才。

宅兹游戏——御宅、电子游戏与人类世的“栖居”政治

在当今的人类世,宅还是不宅成了一个紧迫的议题。一派理论家畅想万物共生,呼吁我们突破家宅四壁的束缚,以最为开放的姿态尝试各种连接实验;另一派则正相反,提醒我们暴露自身的种种危险。那么,在一个病毒肆虐、技术主宰的世界之中,究竟何以“栖居”?本文首先回顾了20世纪围绕“栖居”而展开的三条不同的哲学进路,分别关注了诗意、伦理和政治三个向度。随后,聚焦于“御宅”这个晚近以来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试图呈现出自我的解体、他者的消亡和消费的狂欢这三个转变阶段,进而以电子游戏的休闲革命为线索,进一步探索“如何共同生活”这个政治议题和伦理关怀。

俄罗斯青年政治社会偏好的想象与现实

在全球秩序动荡与俄罗斯国内政策环境持续调整的背景下,俄罗斯年轻人对社会及政治发展的看法值得关注。本文以代际划分的方式界定俄罗斯青年,采用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自2018年7月以来在全俄范围内收集的连续58个月的民调数据,探究俄罗斯青年在政治社会偏好上的独特性。2020年以来,俄罗斯社会在联邦总统和外交政策评价上的代际差异趋于明显。相对其他世代而言,青年群体更多展现出在联邦事务和地方公共事务间的平衡,更信任司法系统而非宗教。总体而言,青年并非俄罗斯社会最具批判性的群体。当前俄罗斯社会最年轻的“稳定一代”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的态度,比年长的“改革一代”和“千禧一代”更加温和。俄罗斯民众的政治社会偏好更多取决于其经历的社会变动,而非所处的人生阶段。过去几代俄罗斯人对公共事务的基本看法在青年群体中得到延续。相较于对军队和行政部门的较高信任率,1993年宪法所确立的开放与竞争性政治制度及其关键参与主体至今未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可。

在人类世“痛”定思“痛”——论韩炳哲精神政治学与痛的辩证法

霍布斯的幽灵,游荡在人类世。韩炳哲将现代人诊断为罹患“痛苦恐惧症”的功绩主体,该症状能够自我生产,使人的生命不断被化约为动物。资本世与技术世构成了人类主义启蒙高光的致暗面,循着马克思的批判进路,韩炳哲对其展开了精神政治学批判:在资本世中,资本家将痛苦视作资本加速增殖的阻碍并进行“止痛”,功绩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被生产出来;在技术世中,人类尝试在数字秩序乃至元宇宙中祛除痛苦与死亡并追求幸福与不死,却可能在这种努力中丧失人原有的尊严。鉴于此,韩炳哲将痛苦置于本体论的优先地位,借助黑格尔的思想资源在“后人类境况”中重构了痛的辩证法。推而言之,人类独具的创造力乃源自关于痛苦的深刻生命体验,人类尊严部分就在于从痛苦中获得一种辩证性的成长。

Sora:从技术哲学到文艺学的思考(笔谈)

哲学学者吴冠军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提出:从ChatGPT、DALL·E到Sora,基于转化器的AIGC大模型并不只改变了内容创作,还改变了“世界”在最字面上的意义。世界化成的过程,越来越多被以有损压缩-重新生成为发生学机制的AIGC之创造性活动所介入,这就导致“宇宙”(我们眼里的“物理宇宙”)与“元宇宙”不断深层次地叠加,“自然进程”与“人工创造”不断深层次地交织以至进入无可区分之域。这就意味着,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将一去不复返:当AIGC已“深”到参与世界化成本身之中时,讨论“深伪”将越来越没有意义。文艺学学者赵宪章则从“语图关系学”的视角提出:Sora的横空出世及其未来演进,不仅不是图像时代符号危机的解除,更不是语图关系研究的终结。恰恰相反,Sora加深了这一危机,语图关系研究也延宕出新的面向。

从Midjourney到Sora:生成式AI与美学革命

深刻影响时代的技术,已然关乎人类对世界与自我之认知的深化问题。从Midjourney、Sora到更近的Genie,人工智能技术向我们呈现出人类与世界进行深层次的,甚至在物理底层的重新展开沟通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AIGC就绝不局限于“AI generated content”这一定义,而是可以被重新定义为“an impossibly great civilization”。据此,我们可以对“人际互动”与“人机互动”做出对勘式反思: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的反应往往是由一系列事件和话语累积所触发的;而在与AI交谈时,人们话语的选择同样决定了AI生成内容的质量和倾向。世界在物理/政治意义上的化成诚然在本体论意义上需要“互动”(interaction),尤其在经由生成式AI所掀起的美学革命中,要点并非定义“美”,而是在互相触动中去创造“美”。在人与人、人与非人类的不预设界限的创造性合作中,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美的可能性。

百年变局下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挑战与选择

当下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宏观角度看,世界正进入政治经济重塑期,教育对提升生产力水平、推动人类文明走出生产力停滞期至关重要。目前的逆全球化进程已经引发了全球深层次矛盾爆发,同时,颠覆性技术与产业变革在加速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时,也正在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着解构与重塑。在政治介入与技术力量纠缠并产生叠加影响的背景下,在建设教育强国进程中,中国将主要面对美西方的教育“分级脱钩”、颠覆性技术壁垒、人工智能生态重塑等多方面的影响和挑战。唯有以中国式现代化之内在要求,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目标,才能在教育范式革命和教育“自创生”中建设和实现教育强国。

AI,大数据与强度机器——信息权力的时代如何重思主体性

大数据是推动生成式AI之诞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对大数据的发展演变进行谱系学考察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型AI的本质与前景。从强度性数据到大数据,从第四范式到数据洪水,这或许并非只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更是数据的本原性强度日渐衰退,人的主体性在数据面前日渐消亡的过程。由此,有必要回归强度这个哲学概念,结合德勒兹和加西亚等哲学家的代表性论述,进而揭示它何以从一种创生之力量逐渐蜕变为经典物理学中的被计量之力,进而又在控制社会之中被彻底驯化为电力。既然肯定性的生命强度举步维艰,那么或许理应转向否定性的死亡强度来探寻出路。加西亚的思辨实在论,德勒兹的无器官身体,以及福柯的致命机器,似乎敞开了三条相关又有别的道路。

同盟、联盟与准同盟概念之辨析

在国际关系史上,同盟、联盟都是一个较为古老的现象,历来对特定时代的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准同盟在历史上是一个难以估摸和确定的现象,亦不太受到关注,不过进入21世纪,它却较为频繁地跃入学界视阈。同盟是国家间关系最为密切的体现,尤其强调政治、安全与防务合作关系;联盟与同盟关系较为类似,可以视为一种弱化了的或较为松散的同盟关系;而准同盟关系是比较接近联盟的一种国家关系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战略伙伴关系”。

对同盟几个问题的释论——一种历史视角

缔结同盟不只是一个历史存在,也是一个现代现象。不同时期出现的同盟尽管类型殊异,但很多时候都是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秩序的破坏者以及麻烦制造者。缔结同盟的主要动因既有大国或强国追求霸权以及分担称霸成本的谋算,也有中小国家寻求安全庇护以及相关方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考量;缔结同盟的基础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联结、对外援助以及文明或文化认同;同盟的类型因结盟的条件或环境、动机或目的以及同盟的架构等不同而呈现多样形态;同盟的机制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可分为协商型和强加型两种,是同盟有效运作的保障要素之一。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结盟不仅不会带来和平与安全,反而会增加地缘政治对抗的风险。

俄乌冲突背景下的法国应对:动因及影响

俄乌冲突是全球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冲突爆发前,法国奉行“强硬+对话”双管齐下的对俄政策,尝试重启法俄战略伙伴关系并寻求调解俄乌危机,乌克兰并非法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冲突爆发后,法国调整对俄、对乌政策。在政治层面,坚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从安全导向转变为价值观导向、从倚重双边走向依托多边和小多边外交;在经济上,领导并参与欧盟、G7对俄经济金融进行制裁,法国大公司从犹豫迟疑到有限退出俄罗斯市场并谋求参与乌克兰重建;在军事上,一方面加强在北约东翼及东南侧的部署,另一方面对乌军援从不透明走向透明、从谨慎走向高调,并减少与俄军事联系。法国批俄挺乌、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态度从反对到支持,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的压力、欧盟内部权力结构东移的变化,希望塑造其战略自主及在欧洲未来安全架构中的主导地位。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法国在外交、国防、能源这三个领域进行转型,并对法俄双边关系、欧俄关系及全球大国关系造成冲击,这些都将对全球转型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时代新征程怎样交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出色答卷?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①这个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从历史演进的维度提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历史课题的新要求。“古今中西之争”源于近代中国社会衰败而引起的文化冲突。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先进的军事武器轰开了东方古老帝国的大门,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

没有童话不是黑色的——童话与童话电影中的生成与创伤

童话和童话电影之中的黑色成分,一直是令人困扰的一个难题。童话所制造的,到底是一个光明而梦幻的乌托邦,还是一个黑暗又诡异的敌托邦,也向来是引发争议的焦点。要想真正回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回到童话的定义和历史,由此揭示出大人与儿童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个根深蒂固的迷执。德勒兹的生成儿童概念虽然对这个迷执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回应,但它仍然过于偏向肯定性的生成,而忽视了否定性的创伤体验,过于偏向抽象的思辨,而忽略了对儿童之生存境况的具体分析。经由卡瓦拉罗和肖特等人对童话电影的研究,尤其是他们所引入的过渡仪式和启悟这些关键概念,否定性的面向得以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