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轨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5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分析

首先,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1980-2005年25年间的400多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就完成数量,专业方向和主要领域进行了总的分析。然后,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5年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1980-1992年为恢复起步期,1993-1999年为发展转型期,2000-2005年为深化创新期;再分阶段对这400多篇论文,按论文数量、选题、方法运用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分析的结果折射出我国研究生教育和教育科学研究的成长轨迹。

华东师范大学初期教育学系纪事(1951-1965)

我于1955年从淮安师范学校毕业,于同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附带注明要我提前一星期报到.我到校当晚,在第一宿舍门口一个房间报到.受到当时教育系团总支书记汪幼芳和几位高年级学生热情接待.他们如数家珍般向我介绍教育系,即：在全校,教育系列为第一系,

教育学的逻辑框架——专访华东师范大学陈桂生教授

可以对教育展开合乎逻辑的论证吗?这是基于教育概念所包含的若干组成部分而引发的思考,旨在探讨广义"教育"中各组成部分教育思维逻辑的不同、教育思维逻辑的实际主体以及教育思维逻辑问题产生的症结等问题。通常情况下,所谓"教育",实际上是广义"教育"的复合词,在广义"教育"中,包含"教育"(狭义)和"教养"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以及与教育(狭义)和教养有所区别的"教-学活动"。正因为如此,就广义"教育"而言,势必难以展开合乎逻辑的论证,但就其中的狭义"教育""教养"和"教-学活动"而言,完全可以展开合乎逻辑的论证。从教育实践来看,教育的逻辑正如教育价值观念一样,不仅存在于"教育理论"中,还存在于以教师为代表的教育工作者的意识与职业行动当中。

历史、比较与沟通:教育研究的一些醒思——访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周愚文

教育是教人为人之道,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加强地区学术交流和对话是时代的要求和必然。海峡两岸一衣带水,血脉相连。随着两岸交流活动的开展,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学术对话交流亦为两岸和世界所关切。作为台湾教育学发展的引领者——台湾师范大学,则承载了更多的关于两岸教育学术交流的重任。台湾师范大学成立于1946年6月5日,其前身是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成立于1955年8月,现拥有教育学系、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社会教育学系等12个系所。其发展不仅反映了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历程,而且折射出整个台湾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特征和趋势。教育学院成绩的取得,不仅与台湾的教育发展密不可分,也与海峡两岸甚至整个世界的教育发展息息相关。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现任院长周愚文是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1993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专题进修、199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专题进修,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师资培育与就业辅导处处长等职,曾任中国(台湾)教育学会理事长,并于2003年至2012年担任台北市贾馥茗教授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长期致力于中国教育史、英国教育史、美国教育史、大陆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从1983年到2012年发表学术期刊论文32篇、专著及专著论文41部、研讨会论文24篇,政府委托项目报告约34篇以及多篇翻译作品和应邀书评。周愚文先生既有相当的哲学、历史、教育理论素养,又能够将教育理论与实务加以结合。为了解相关问题,本刊特约记者苏娜、王举近期对周愚文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此次访谈旨在了解周愚文先生的个人经历与教育理念、台湾教育发展的历史以及当前的改革现状、两岸教育学术交流三大方面的内容。鉴古今而知春秋,鉴他者而知吾身,相信台湾教育的发展理念会给大陆地区的教育发展带来有益的借鉴。

历史、比较与沟通:教育研究的一些醒思——专访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周愚文(续)

本期访谈中,周愚文院长主要谈了三个问题。首先是教育学院改革创新的问题,接下来是关于师范大学自身特色和竞争的问题;最后是教科研人才培养的问题。

让大学新生做好准备——斯坦福入门研究暑期项目的教育理念、实践举措与实施成效解析

就大学生自身成长和大学本科教育目标的实现而言,让大学新生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至关重要。作为斯坦福入门研究暑期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利兰德学者计划和大二学院项目积极践行研究与教学统一的教育理念,有效地回应了大学一年级学习前后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利兰德学者计划在大一开始前实施,聚焦大学生活适应问题,围绕“问题解决”开展课程和研究,促进师生沟通和大学生学习思维训练;大二学院项目则在大一结束后开展,关注专业兴趣探索,在专一主题的探究实践中展开思想交流和反思。以二者为组成要素的斯坦福入门研究暑期项目虽在规模化发展上面临多重挑战,但是,它有效平衡教学与研究的关系,推动自由教育,助力大学新生快速适应大学生活,为学生投身高效的大学学习、实现本科教育目标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与转向

新时代赋予中国教育学以新的时代使命、学科重任与发展诉求,需要中国教育学人始终立足教育实践之基,满足学科发展之需,回答特色时代之问。新文科建设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的内涵特质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和转向提供了新的思想源头、分析框架、思维逻辑与转换路径。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在历经单学科专业式分化的“模式Ⅰ”与跨学科交叉式协同的“模式Ⅱ”之后,正在迈向超学科智媒式融合的“模式Ⅲ”,呈现出由内而外、由单向到多维、由他觉到自觉、由学科割裂到边界融合的整体趋势与变革景观。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文科,新文科建设催生了未来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的三重转向:从实求知的回归,共生群体的集聚,文化生态的重塑。

试论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对教师教育的影响

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于2007年5月正式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实施。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教师教育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促进教师教育的发展。还应该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健全约束机制,以增加违约成本遏制违约行为;加强配套制度建设,从情感上留住优质人;加强对服务期限研究,制定细分化的服务时间段,更好发挥服务期制度的作用。

高师教育的“盐铁论”——政学两界关于北京师范大学命运的大论战之探析(1932)

为了尽早实现教育普及的夙愿,民初教育行政者继承了清末形成的高师教育制度,并为补其不足,而有"高师教育分区制"的出台,"六大高师"因而相继诞生。"五四"以后,潮流为之一变,社会诸多倡导毁灭高师,只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为所动,坚持师范教育的本色,发展成为师范大学。到了30年代初,因民族生存的危机,加上中央教育行政思路的转换,政学两界开始考虑师大制度的存废问题。又因师大办学进程中的种种风波,而遭遇重大打击。然部分有名学者不但不表同情,反而鼓吹中学师资应当改由综合大学来培养,对发展有年、已有成效的师大则持"可替代说",引起北平学界的教育学者的反弹,更引起师大全体教授的批驳。这场高师教育的"盐铁论",影响深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新建立高师教育制度,恰好证明了当年师大教授的远见卓识。这场教育论争告诫后来者,中国教育的建设,必须基于中国的实际,不能生搬硬套他国成例,否则即便是最理想的教育制度,也可能演变为最无效或最无益的。

教育学在国立暨南大学——从师范科到教育系到教育学院再到教育系的演变(1918—1932)

暨南作为华侨教育的唯一最高机关,由最初的中学教育机构发展成为大学教育机构,校名亦从"暨南学校"变更为"暨南大学"。教育学在其羽翼之下,亦随之得以发展:从最初的师范科的课程之一,发展成为教育学系,《大学组织法》颁行后进而再变为教育学院。然正在蓬勃发展之际,却先遇兵灾、后遇"学灾"、突遭裁撤,个中缘由耐人寻味。维护与裁撤的理由都有一定的道理,从论争中可见外来之教育学始终面临着水土难服的问题。

高师院校师范生教育实习模式调查研究——以西南地区某所师范大学为例

教育实习在师范生成长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是教师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该大学作为一所西部地区的省属重点师范大学，教育实习是否切合本省师范教育现状，关系到能不能为本省基础教育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优良师资。因此，本研究选取该校六个学院，对教育实习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该校多数学生能完成班主任实习和教学实习工作任务。但是，仍然存在实习形式单一、实习时间较短、实习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有待提高等问题，需要学校改革实习管理体制，更需要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实习中小学对教育实习工作的有力配合。

后人类时代教育学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与未来图景

识变、应变、聚变和求变是教育学知识生产始终肩负的时代变革使命与学科发展重任。在以去中心化为核心特征的赛博格式的后人类时代,虚实共生的数字化基建赋予教育学变革新动力,时空再构的模态化场景延展教育学事理新边界,扩容升维的异质化网络创生教育学迭代的新生态,共同勾勒出时代变迁中教育学发展的多重镜像。后人类时代教育学的知识生产蕴含学科层面的坚守边界与打破壁垒、学问层面的存量调整与增量变革、学人层面的各自为营与群智协同等三重内在张力,需要经由潜移默化、外部明示、交叉融合和循环创生等运行环节,实现个体实践的经验化与群体经验的社会化、隐性知识的外显化与显性知识的标识化、领域知识的学科化与学科知识的辐射化、全息表征的耦合化与范式转换的自觉化。组织开放度、学科融合度与体系贡献度是制约后人类时代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转型的关键尺度,呈现出从塔式科层走向集群众创、从知人之明走向自知之明、从本土行动走向国际视野的未来发展图景。

教育学的再认识——回望教育学苦旅的一程又一程

教育学的难点在于其中内在的矛盾,中国教育研究中又存在非同一般的特殊矛盾。其一,教育学双重功能的冲突,实际上是因为科学理论与实践教育理论的区别而产生的逻辑鸿沟。其二,教育学研究对象中的内在矛盾,即“教育”与“教养—教学”之间的逻辑鸿沟。其三,对具体的“教育”进行客观的研究较为困难。其四,教育科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理论性质不同,解决的是不同的“教育问题”。其五,在各种教育价值学说中,往往各从某种价值取向出发,重新定义教育,以致如今每一个基本概念都有多种“定义”或“拟定义”。其六,科学的教育研究是从大量教育事实中抽象出逻辑范畴,进而形成概念系统,再以逻辑范畴为比较项重新解释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教育现象。其七,中国教育学何时越出“西学东渐”时代依旧是“教育学的迷茫”。

师资培养:高师还是大学?——以高师教育分区制为中心的考察(1902—1952)

为挽救国家及民族的危难,为实现教育普及的愿景,在清末兴学时行政者就选定了“寓师资于高师”的模式。这一思路为民初的行政者所继承,并进一步设计出了高师教育分区制,集全国之力建设“六大高师”,以优化高师教育的发展。在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之后,其制才规模初具。怎料时代潮流急速转变,“寓师资于大学”似乎更先进,舆论界也多倡导废除高师,在民间的与官方的教育大会上更是争吵不断。此后的大学狂潮中,几所高师也随潮流改变性质,导致“高师升格运动”变了味道,大学多了、高师少了,无法供给合格的师资,给中等教育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只有北京高师不为潮流所动,坚持师范教育的本身,但其自身却遭遇种种意外的打击,部分学者视其为骈枝,断其为“尾巴”,只认可“寓师资于大学”。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中,行政者又参酌高师旧制创立了师范学院制度,“六大师院”因缘际会得以诞生,这一行动再次证明了高师教育及其分区制的特有价值。只是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这一教育政策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这一问题才彻底解决。高师教育分区制的沉浮史,对当今的师资培养能够提供一些借鉴。

时间的教育意义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进路

时间是人类展示文明、承接记忆的文化工具。历史学是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脱离特定的时间,任何历史现象都难以得到理解。人类的全部历史存在于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体系之中,时间和空间为人类认识自然界和自身历史提供了方法论支持,而时间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确立了教育时间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所以说时间的教育意义成就了教育时间,任何教育活动都离不开教育时间,因此,也赋予了其人类教育历史研究的基本内涵。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而言,彰显教育时间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本体论意义,运用教育时间构建涵盖全部人类教育活动的教育史体系,嵌入教育时间更新外国教育史的阐释与分析框架,基于教育时间探究外国教育史的结构性主题,都将有助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新进路的开辟与拓展。

陈桂生的“教育学之问”——西学东渐的影响与中国教育文化的特点

在反思西学东渐之下的教育学背景下,生发出若干陈桂生的“教育学之问”。中文语境下的“教育”一般是作为道德教育的同义语存在的,而将英文“education”译作“教育”其实只是一种假设。词汇互译的困境反映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思维方式的差异,带着东方的观念去理解西方的教育论述,以模糊的标准去衡量他者的文化存在一定误区。诸如此类的难题有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去解决。此外,“教育理论”“关于教育的理论”的区分需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显示“直接的教育过程”理论更为重要。总之,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与中国教育文化的特点下,在教育研究中,需要深思陈桂生的若干“教育学之问”。

重温师范大学制的“孟胡之争”——孟宪承与胡先骕关于师范大学制的论争之探析(1925)

为尽早实现教育普及的目标,近代教育先贤设计了独立的师范教育体制,当中又特别强调高等师范的建设,而有"高师教育分区制"的出台,"六大高师"因之而诞生。上世纪20年代,高师迎来了"升格运动",历经多年苦心经营才成的"分区制"随之破产,"六大高师"多数倾向转轨为普通大学。特别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先升级为武昌师范大学,旋即"舍师范"而"奔综合"变为武昌大学,此种情形引发了教育先进的担忧,而有恢复旧制的种种呼声及努力。但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对此却不以为然,而孟宪承与之意见相左,故而构成一场教育论争。胡不认可"封闭性"的师资培养方式,主张采用"开放性"的,但是这种理想的计划离中国的现实太远,而且对教育学与师范教育的认识不周全,因而引来孟宪承的批评。这场论争规模虽小,但学术分量很足,对于今日的师范教育改革亦不乏借鉴意义。

“五育融合”抑或“课程整合”——关于当前教育界对新旧“五育”误读的哲学反思

近几年来,“五育并举”与“五育融合”这两个学术话语在中国教育界和教育学界日渐流行。从表面上看,其建构与2019年颁布的两个文件有关:一是《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二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有机融合”。按照学术话语名实一致的基本原则,这两个教育学话语是否经得起基本学术规范的检验尚且存疑。从理论上讲,一个学术名词的确立要求学术话语遵循语词能指的限制,也要恪守事实所指的规范。作为一种实践话语,政策话语的正当性有待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其做出学理性检验。倘若教育学者不加检验就奉作学术话语,甚或作为学术研究的理论前提,那就不免陷入以政策话语代替理论话语的认知陷阱。

早期儒家哲学中的教育隐喻探微

隐喻作为人类语言、认知、思维乃至“存在”中的重要议题,值得关注。基于汉字的独特表意系统,早期儒家以仁义为依归,以“成人”为宗旨,借助内发扩充和外铄转化诸种譬喻,殊途同归地辨析人接受教育而“作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儒家教育隐喻中常用的玉、水、木及禾四类典型意象,皆具鲜明的自然属性及农耕特色,被借以讨论教育活动作用的对象及预期的理想。在过程层面,儒家借助诸如染色、熏香、品味、射箭,以及绳墨、规矩、影子、回声等隐喻,揭示教育的渐进、隐微、互动及规范等特征,同时呈现儒家教育重视具身经验、强调反身而诚的特征。儒家将“教-育”与“学-习”可能达至的趣妙境界、理想人格的完成以及良善秩序的实现,进行关联性的整体论述,乃至揭示教育这种世俗活动中所蕴含的“内在超越”可能。隐喻语言有其不足,却又普遍泛在。教育研究应当舍离以神秘或鄙弃态度对待隐喻,尝试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切入,审视教育隐喻的指称内涵、生发机理及运用效果,同时留意辨析其内在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