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显合规培养特色色打造专业复合人才--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实践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企业合规机制的建设。自2017年原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保险公司合规管理办法》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陆续发布了各自领域的合规文件。2018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其他六部门共同发布了《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对中国企业在境外经营中的合规管理问题确定了基本标准和体系。目前,中央企业全部成立了合规委员会,设立了首席合规官。

论大学法学实践教学改革

法学教育是通识教育、精英教育,但是作为法学院的法律教学,应首先突出职业性和实务性。所以,法律教学必须重视法律实务。当前我国高校的法学实践教学存在流于形式、法学专业教师法律实务经验不足等缺陷。针对这些缺陷,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改革:注重师资队伍实践能力提升建设;完善法律诊所教学机制;加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论大学法学教学改革

2015年底出台的《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大学生只有经过系统的大学法学教育后才能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此项改革的意义在于强调系统的大学法学教育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建立的重要作用。为此,大学法学教学应该从加强人文科学知识的培养、着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加强法律职业道德和伦理教育、重视法学实践教学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大学章程的裁判适用

大学章程应当在以大学为当事人的案件裁判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大学章程裁判适用的内涵可以从大学章程的约束力和法源性质两方面予以把握,以体现大学章程在裁判实践中得以运用的机理及其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和制度基础。通过梳理相关案例可以发现,大学章程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尚不到位,主要原因在于司法裁判对大学管理行为的定性不一致、对司法介入的边界认定不一致、对是否属于正当权益的认定不一致等问题。故此,法院应当以“同案同判”作为裁判基理,以类比推理作为具体的运作方式,并在具体操作上满足三个要求:构成要件上的一致性、法律结论上的相关性和实践理由上的共通性。

教育法学者关于《教师法》修改的争鸣

1993年《教师法》的出台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担负了特定的历史使命。2019年,《教师法》修改被提上了国家立法机关议程。对于《教师法》修改的时代背景、政策依据、重点修改内容、修改意义和修改目标等问题,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做出良好互动。八位教育法学者对上述五个问题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对这些意见进行整合、对比后可以发现,教育法学界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和争鸣,值得讨论;其中的若干结论值得《教师法》修改过程中进行参考。

经典阅读在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中的意义

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离不开经典，经典一般都是对特定时代的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和集中表达。阅读经典可以拓宽我们认识世界的视野，加深我们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但法学研究并非在一般意义上关注经典，法学的实践品质指向对于具体法律问题的回答．法学偏重干规范分析的方法意味着要有选择地阅读经典。法学教育的目标主要是培养具有专业技能和职业伦理的法律人才，意味着经典阅读在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乃是锦上添花之举。较为可取的做法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经典，但不要迷信经典。

领域法学视野下教育法学的理论定位与体系建构

领域法学作为一种回应新兴学科的研究范式,崇尚“问题意识”“综合视角”“创新思维”的理念。以教育问题为导向的领域法学,应当成为教育法学的理论定位,这能够充分弥补传统部门法学体系封闭的局限,有效回应我国教育法治迅速发展的实践需求。教育法学的基本范畴是与教育现象相关的法律问题。今后的教育法学研究应当注重从价值体系、内容体系、方法体系三个方面协调推进,系统开展我国教育法学的体系建构。

中国宪法学言论自由观的再阐释——与徐会平先生商榷

对我国宪法第35条性质的认定,仅通过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难以得出确切结论,更为妥当的解释路径是回溯到这一条款制定与变迁的历史过程。将宪法第35条解释为源自人民主权理论的政治自由条款既符合历史上制宪者的规范意图,也符合强化对国家公权力民主监督和制约的客观目的。我国宪法第41条属兼具个体自由与政治自由双重属性的复合性条款。在涉及对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检举"的规范适用中,宪法第35条与第41条属法条竞合,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规则,优先适用宪法第41条;未能落入宪法第41条规范领域的政治言论在宪法第35条的保护范围之内。通过对我国宪法第51条"概括限制条款"的适用范围加以严格限缩,能够确保政治言论的宪法保护强度。宪法第35条与第41条之间的规范交织与相互协作构成宪法上言论自由保障的规范基础。

社会理论法学的兴起——贡塔·托依布纳的生平、著述及影响

贡塔·托依布纳系当代社会理论法学大师,他在“法律与社会”“超国家法律”以及“正义论”三个领域,结合卢曼的系统论和德里达的后现代语言哲学,分析当代社会的私法秩序,建构了独特的社会理论法学。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上,托依布纳强调反思型法的作用,把合同视为调整来自不同领域冲突理性的工具。他认为当代法秩序会脱离民族国家的影响,形成全球私法。正义论不是纯粹的法哲学问题,它涉及的是法律与社会的调和,并且寻找适合社会的法教义学具体问题的答案。

法学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互动机制探索

法治教育作为国家不断倡导的国民教育体系新内容,对法治中国的建设具有关键作用。而法学教育作为法律知识传授和法律精神培养的专门学科,却在法治教育的施行中缺位,两者之间并未构建起有效的互动机制。考虑到法学教育的专业性和法律人才的广泛性,法学教育可在大学校园中承担起对全体大学生的“法治”教育责任;法律人才则可在社会环境中引领法治氛围的营造,践行法律信仰的魅力,突出法律专业人士的“次级”法学教育作用,从而实现法学教育和法治教育的良性互动。

人工智能时代下法学教育的模式变革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必将大量解放人类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职业化的培养模式将逐渐背离高等教育的培养理念。人文、通识教育的回归对法学教育的启发或许能厘清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的关系,从而对当下法学教育的培养模式提供改进思路,将法学教育“贪心”的人才培养目标简单化对法学人才的知识理论、逻辑思维甚至精神品质的培养产生更加积极的效果,以提高法学人才在未来学习型社会中的适应性和创造性。

在开端处研究开端——我国现行宪法历史探源初步

“八二宪法”作为我国现行宪法已实施超过四十周年,四十年意味着这部宪法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而现行状态则表明这部宪法自身并未成为历史,以四十年的历史作为时间的长河,返回宪法时间的开端处,构成了我们观察“八二宪法”整体秩序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彭真同志在宪法起草期间的一首诗作为论述的结构,依次论述了四个关于八二宪法开端的历史命题。其一,“八二宪法”的开端是一个三部曲的结构,由宪法修改草案的起草、草案的审议、通过和公布实施、与作为新宪法而实施的第一个五年组成;其二,返回开端,我们可以还原某种进行时的状态,观察甚至是“预判”现行宪法文本的形成过程,概括宪法起草者的“宪法观”及其文本理念,三方面分别是宪法是“纲要”,是“定型化”,文本变动限于“非常必要”。其三,作为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八二宪法”的诞生,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新时期的开端,它所要完成的是一场“大转变”,一场“讲法,要有宪法”的历史变革。其四,“稳定性”是宪法起草者在成文时的自觉追求,但“长期稳定”这个概念及其标准,却是内在于新宪法实施历程而形成的,“八二宪法”之所以做到了长期的稳定,就本文论述所及,主要归功于宪法起草者“有所不为”的文本策略。

经济法学研究中经典阅读的困境与迷失

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本专业经典文献并不多，导致许多经济法学者都转而研读经济学等领域的经典．但因此形成的经济法成果就成了“四不像”，经济学界视其浅薄，理论深度不够；而法学界认为其对规则的研究不足。多为制度稗贩，难以生成经典。在经济法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回归法学经典的阅读，通过对法学经典的研读来凝聚经济法研究的共识，从而推动经济法学向前发展。此外，对于外文经典以及经济学经典，应当采用辩证的态度，扬弃的吸收。

法学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互动机制探索

法治教育作为近来国家不断倡导的国民教育体系新内容,对法治中国的建设具有关键作用。而法学教育作为法律知识传授和法律精神培养的专门学科却在法治教育的施行中缺位,两者之间并未构建起有效的互动机制。考虑到法学教育的专业性和法律人才的广泛性,法学教育可在大学校园中承担起对全体大学生的"法治"教育责任,法律人才则可在社会环境中引领法治氛围的营造,践行法律信仰的魅力,突出法律专业人士的"次级"法学教育作用,从而实现法学教育和法治教育的良性互动。

我国背信犯罪的教义学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起点

背信犯罪的目的型法益是财产,手段型法益是信任,其中“信任”法益居于从属地位。背信犯罪的主体是为他人处理事务者,这里的“事务”应具有财产性和“他人性”,“利他性”不等于“他人性”。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特征是“干自己的事,使单位受损”,因此不是背信犯罪。背信犯罪的事务应具有裁量性,不包括纯粹机械性劳务。德国将背信罪分为“滥用权限型”与“违背信任型”,将越权代理归入后者。然而,罪名的行为类型应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且滥用代理权与超越代理权在财产损失的认定上没有区别。背信犯罪的行为类型应划分为不当代理行为和非代理行为,前者涉及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后者仅涉及内部关系。传统观点认为,一项罪名要么是针对个别财产的犯罪,要么是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这种看法过于绝对。盗窃罪、诈骗罪及背信犯罪均存在针对个别财产的情形和针对整体财产的情形。在三方给付的场合认定整体财产损失,应以全部给付(担保人给付)时为时间标准。

认真对待“反常”:兼议“五四宪法”与组织法的相互性

一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起因于时过之后的境迁。理解历史之所以困难,就在于时代舞台的大幕早已落下,或如书页早被闭合,立足当下去回望遥远的过去,历史如同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密不透风,深不见光,后来者难以破门而入。历史如要被讲述,首先必须进行某种方式的压缩,尤其是在重大时间节点去追溯过往,历史通常被讲述为自某个开端时刻以来的胜利前行,仿佛时代这班列车在行进过程中是没有任何摩擦力的,所有的力量都聚合在一个方向之上,列车自带导航,不断奔向前方。

日韩司法研修制度对我国法学教育的借鉴意义

日韩独特的司法研修制度在衔接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之间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两国培养了大量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兼备的优秀法律人才。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之间的衔接在法律职业考试资格改革后有所改善,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希冀能够充分考虑该制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为我国法学教育的改善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完善起到借鉴作用。

维护乡村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对策

乡村学生欺凌受所处地区的家庭结构、社会文化环境、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隐蔽性、高发性、治理难三个主要特征。乡村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场域,引发学生欺凌的因素呈现交叉叠加趋势。家庭教育功能减弱、学校教育与保护职责发挥不充分以及社会协同治理力量不足,是乡村学生欺凌发生的主要原因。有效防范乡村学生欺凌,应以家庭教育为根本基础,以学校为重要责任主体,发挥基层政府主导作用,构建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协调治理机制。

欧盟CBAM碳排放数据报告义务研究

[研究目的]对欧盟CBAM碳排放数据报告义务进行研究,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和企业利益以及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结合欧盟CBAM相关立法案的规定,运用规范分析和比较研究方法,检视碳排放数据报告义务可能引发的现实问题。[研究结论]在碳排放数据报告义务履行中,面临因制度差异下的规则适用冲突而引发的碳排放核算问题、因跨境提供中的利益风险而引发的碳排放数据安全问题以及因成本负担下的贸易挑战而引发的碳排放数据壁垒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完善碳排放核算核查机制、分级分类化解碳排放数据跨境风险、借助政策手段减轻企业成本负担、维护企业国际贸易竞争话语权。

教育法典背景下“教育法律主体”的体系化

教育法典所追求的体系化,应当由体现规范秩序的外部体系与践行价值理念的内部体系共同构成。现有的教育法律主体制度采取的是罗列式结构,这一结构存在缺乏逻辑融贯性、较难覆盖完整、难以彰显法典原则与价值、易使主体定位不清等缺陷,未能达到教育法典体系化的要求。教育法律主体制度应采用层级式结构代替罗列式结构,类型化与概念化思维可以成为建立层级式结构体系的方法论。层级式教育法律主体制度的初步构想为:以受教育者、教育工作参与者、开展教育活动的组织、教育行政机关为抽象主体层级,分别统领包含学生、其他受教育者、未成年受教育者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教师、其他教育工作者、学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教育中介组织、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具体主体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