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全流程规制模式研究

在个人信息行为规制方面,我国前置法与刑法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前置法通过处理规则的设计实现了全流程规制,而刑法只能对部分不法处理行为进行惩治。此种规范格局导致法律难以衔接并形成刑法保护的盲区,不利于全面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对此,应提倡个人信息的刑法全流程规制模式,通过间接罪名适用法和法益量刑评价法对不同类型处理行为进行合理规制。通过理论维度和规范维度的证成,可以验证全流程规制模式具有可操作性。应当适用刑法合理规制非法收集行为和非法存储行为,保障前期阶段信息处理安全;适用刑法精准规制非法加工行为、非法使用行为和非法流转行为,保障中期阶段信息处理安全;运用刑法适度规制非法披露行为和非法删除行为,保障后期阶段信息处理安全。

隐形之罚:犯罪附随后果的法治化重构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发展至今,依据之广、数量之多、波及人员之众,早已超出预期。目前,该制度面临的正当性质疑主要包括:种类繁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对象泛化违反罪责自负原则、条件随意违反特殊预防目的、后果严苛违反罪刑均衡原则、自动开启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对此,建议坚持保安处分的定位进行法治化重构,即按照罪刑法定原则重构规范根据,按照罪责自负原则剔除间接后果,按照比例原则取消轻罪附随后果,按照预防再犯目的建立前后实质关联,按照再社会化要求创新复归社会通道,按照司法终局原则畅通权利救济程序。

数字检察的法治边界

数字检察改革是指通过数字化赋能法律监督,以解决以往法律监督“被动性”“碎片化”“浅层次”等问题,是一种穿透式、类案式、一体化的法律监督。以数字检察的监督过程为观察视角,发现数字检察在监督内容、数据获取、技术运用、监督程序等环节的法治边界不清,数字检察存在异化风险。数字检察法治边界之厘定是其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因而,在过程视角下,我们应明确,数字检察的监督内容在横向上需坚持以法律为依据,在纵向上需关注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点问题;数据获取需遵守比例原则、成本控制原则、数据安全保障原则与个人信息保护原则;技术运用中的技术选择仍需坚持成本控制原则,技术引入需履行算法备案与专家评议,技术运行应遵守技术辅助、技术透明与技术参与原则;监督程序上需秉持案件化监督、协作式监督以及事后监督等准则。

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标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016年我国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以来,部分地区积极开展试点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目前还存在失能等级评估缺乏强制性国家标准、长期的判断标准不明确、从业人员资质缺乏标准、机构定点监管缺乏规定、服务质量缺乏统一标准、报销标准不明确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及完善提供参考。

过度医疗规制问题研究——以诊疗规范和法律规范为视角

基于规制过度医疗的诊疗规范及法律规范之现状,分析其中诊疗规范范围不明确、法律规定有缺陷等问题,更好地预防及规制过度医疗行为、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改善就医环境,提出应扩大规制过度医疗的诊疗规范范围、根据病情的紧急程度制定不同的诊疗规范、完善传统医学方面的诊疗规范以及对《民法典》第1227条进行修改和完善等建议。

医疗人工智能算法歧视的生成逻辑与法律规制路径研究

算法作为医疗人工智能应用的核心,在提升数据价值的同时,可能引发歧视问题,亟需法律规制。本文阐释了医疗人工智能算法歧视的内涵,分析其生成机制,包括健康医疗数据的歧视性、算法逻辑缺陷以及医患互动偏差;针对现有的算法问责模式、数据保护模式、综合治理模式规制理论的不足,提出了优化法律规制的路径,包括制定场景化的法律规制方案、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使用、增强算法可解释性,以及融合健康数据权利保障与技术规制,推动医疗人工智能算法的公正使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律规制边界和限度问题研究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给不孕不育夫妻带去希望的同时,也对社会公序良俗和生命伦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讨论离不开对人工胚胎的法律规制以及对生育权益的法律保障。因此,基于当前对生育权益的保护现状,在对公主体授权以及生命科技立法时需要遵循比例、不伤害、允许、尊重以及公众参与原则。本文最后从立法例的选择、人类胚胎的法律地位和保护以及对男性生育权益的保护三个方面讨论法律介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边界和限度,以期促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有序发展。

“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解释和适用问题研究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定,在司法实践的解释与适用过程中存在较多争议,尤其是对该规定中“48小时”的设定、“经抢救”的必经要件以及对“死亡”的认定。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职工的自主决定权与“经抢救”规定之间的矛盾冲突;“48小时”的设定可能会诱发道德问题;对死亡是否可逆存在误区以及“48小时”起算时间点存在不统一的问题。对此,可从解释论和立法论两个方面予以完善。可将现实中的消极治疗分类讨论,分别予以规定,同时明确对职工存活的可能性和救治必要性判断的具体考量因素;也可通过引入司法鉴定代替“48小时”的设定;若仍坚持“48小时”的规定,可明确起算时间点。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安全与发展:策略体系与推进路径

国家现代化是各国转型和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如何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迈向动态平衡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已然成为摆在不同国家面前的重要议题。西方国家现代化受资本逻辑支配片面追求资本经济发展而导致一系列关系矛盾与安全问题,后发国家在模仿西方现代化以及转向非西方道路的过程中则没有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时序问题,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安全与发展关系的失衡。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逻辑为中心,将本国传统文化、历史实践和现代化理念相结合,从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安全与发展被视为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维护好国家的安全,才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只有保障好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够为国家的安全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进而言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统筹安全与发展是现代国家转型与国家建设的前提和保证,同时也是推动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动力源泉。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我们还需适时地去界定安全与发展的内涵,与时俱进更新安全与发展的治理策略和路径,安全和发展也将与治理现代化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

药品盲文标签和说明书法律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颁布并施行体现了我国注重对残障人士合法权益的保护。该法第三十七条对药品盲文的标签和说明书的提供主体以及监管主体进行了规定,为残障人士的用药安全进一步提供法律保障。但是目前仍存在制度衔接有立法空白、监管和提供主体存在模糊性、药品盲文标签和说明书书写规范不明确以及缺乏罚则的规定等问题。文章基于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和措施,以期更好地推动无障碍格式版本的药品标签和说明书规定的落实。

论数字检察背景下协作式法律监督观

数字时代下,检察机关积极作为,主动推行“数字检察”改革,对法律监督进行数字化赋能。与传统法律监督相比,数字化的法律监督在监督范围、方式和规模上呈现出扩张倾向,这不仅带来潜在技术风险,还对原有的权力架构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内部隐忧、不同监督机关间的衔接难题以及检察机关与被监督机关的潜在冲突。面对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应从理念出发,树立协作式法律监督观。协作式法律监督观以协作共赢为监督目标,要求法律监督应奉行平等积极的监督态度,强调清晰统一的监督权责,重视沟通协作型监督方式,遵守技术性正当监督程序。协作式法律监督观以“条件论”作为理论起点,不仅有法律依据,也契合既有政策要求。检察机关应运用协作式法律监督观规范检察人员的行为,同时依托此理念推进检察机关内部职权优化,促进监督机关间衔接机制的构建,促成权力的新一轮定界与算法的有效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刑法谨慎性规制

刑法介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风险应采取包括刑法规制的后卫性、保护性和就轻性等内容的谨慎性规制模式,其符合技术中立原理、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刑法可允许风险理论的要求,值得提倡和践行。在适用刑法谨慎性规制模式时,应秉承法益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需要廓清刑事法治外部的技术规则、行业规则以及前置法和刑法的适用畛域,同时也要明确刑事法治内部重罪和轻罪的作用边界。在刑法适用范围之外,虚假信息生成风险和违反使用规则的行为可以分别由技术规则和行业规则处理。介于民事不法与犯罪未遂之间的行为以及纯粹破解技术措施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为,应当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而算法妨害行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履行适当管理义务的行为应由行政法规制。在刑法适用范围之内,应优先适用轻罪,在构成要件明确的罪名和兜底罪名中选择明确性的罪名,在预防性罪名和实害性罪名中选择预防性罪名。

美国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识别与韧性操作逻辑

关键矿产安全是满足国防工业基础建设、助推清洁能源产业转型以及实现诸多高新技术研发与落地等国家安全需要的核心要素。供应链的安全则是关键矿产安全的核心,而生产与开发能力、回收技术发展、地缘政治竞争等因素皆会影响供应链的稳定性。存在严重对外依赖的现实使得美国为摆脱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开始追求关键矿产的安全韧性。但在全球实力和地位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将地缘政治竞争视为影响供应安全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美国在关键矿产安全领域表现出双重叙事:一方面,美国秉持生存叙事,力图通过减少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增强韧性,以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美国又主张权力叙事,将关键矿产安全韧性视为操作工具,以谋求全球控制和主导地位。在双重叙事的交织下,美国通过政治化关键矿产评估、构建排他性供应链等策略,意图在国际舞台上塑造有利于己的格局。而此种刻意制造安全焦虑、拉动“小圈子”、分割全球发展力量的举措给全球安全韧性带来严重冲击,威胁全人类的福祉,中国要高度警觉其进一步的举措,并积极进行应对。

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重塑

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泛化现象在我国客观存在。附随后果的泛化适用主要表现为设立依据宽泛违反法律保留原则、适用对象泛化违反责任主义原则、适用条件随意违反正当程序原则、适用后果严厉违反罪刑均衡原则和内容的惩罚性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建议按照法律保留原则,规范设定依据,废除法律外设定的犯罪附随后果;根据预防再犯原则,从限缩适用对象、注重条件关联、废除永久期限等方面完善设定模式;根据权利保障原则,采取扩大犯罪记录封存范围、增设前科消灭制度和增设权利恢复制度等措施完善救济机制。

走出科林格里奇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动态规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监管者带来了科林格里奇困境。在困境的风险侧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日益具象化,表现为输入层和隐藏层的共性风险与输出层的特色风险,折射出行政监管与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在困境的安全侧面,过于关注安全的严苛式监管会反噬技术创新的空间、挫伤我国在先进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为了消解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科林格里奇困境,应当确立动态规制模式。首先,强化企业自治与行政监管后移并举,以企业合规作为规避技术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行政监管退居第二道防线。其次,合规效果监管机制替代全流程行为监管,通过奖惩机制激励与倒逼企业落实合规计划。最后,软法先行引导硬法完善,通过软法的试验性探索为塑造我国系统性的人工智能法典奠定基础。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信息传播犯罪模式

网络暴力作为一种“社交网络恐怖主义”,已严重污染网络空间的生态环境。刑法领域对网络暴力的规制,存在着网络话语替代规范话语、无形暴力等价有形暴力的趋势,这一趋势有自相矛盾和泛化因果关系的问题。从认识论、传播学和实践论等视角,甄别网络暴力的(人身)攻击性不法信息肆意传播的本质,可为网络话语寻找规范依据。基于此,可以验证专设“网络暴力罪”的治理模式并不妥当。在既有刑法体系下,应当塑造网络暴力的信息传播犯罪规制模式,分别从网络暴力的信息制作者、信息传播者和传播辅助者等视角,贯彻网络暴力信息传播犯罪规制模式的实施方案。对于网络暴力行为的入罪标准,不宜坚守纯粹形式化的传播次数标准,应当坚守形式与实质并存的法益侵害程度标准,并以实质的“可控性”标准作为划定法益侵害程度的标尺。

脑机接口技术应用背景下神经权利的证立与穿透式保护

神经技术使以认知自由权、精神隐私权、精神完整性权利和心理连续性权利为内容的神经权利得以彰显,作为数字人权的神经权利包含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的双重内容。然而,传统权利均无法充分涵摄神经权利,凸显规范与新兴技术之间的代际鸿沟。对此,应穿透数字社会与物理社会、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壁垒,塑造保护神经权利的领域法。在私法层面,通过合理解释一般人格权和类推适用具体人格权来保护神经权利,未来可以将神经权利纳入民法典中的人格权体系。在公法层面,政府应充分履行保护神经权利的国家义务,督促企业履行合规义务,规范公民合理使用神经技术产品。在刑法层面,串联数据犯罪、信息犯罪和人身犯罪,塑造保护神经权利的罪名体系。

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及其应对

我国网络犯罪数额的证明难题虽然实践样态各异,但可划分为证据短缺型与海量证据型两种。产生这些证明难题的深层原因在于,传统犯罪网络化加大了犯罪数额的证明难度,法律规范对证明对象、证明机制与证据种类的特殊设定内在地限制了司法人员的证明活动。有关部门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来拓展定罪量刑要素、设置综合认定、确立推定规则及设立抽样验证等,以期解决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这种应激性的应对方式可能侵蚀法律规范的有效性,同时也存在实效性较低等问题。解决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需检讨既有网络犯罪数额难题治理的底层逻辑。我们应确立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双层次应对方案。第一层次方案主要从证明机理入手,优化犯罪数额的证明机制,明确算法证据的独立地位与运用规则。在第一层次方案无法解决特定犯罪数额证明难题的情形下,可采取第二层次的特殊应对方案,主要包括调整定罪量刑要素中犯罪数额的种类与比例,谨慎设置推定规则并限制其运用。

操纵体育比赛行为的侵害法益及其刑法保护

刑法惩罚操纵体育比赛行为的目的是要保护体育比赛的公平性和真实性,这是一项具有宪法和体育法依据的实质法益,直接表现为公平竞赛权和观看真实比赛权。然而,在当前实践中,多以赌博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方式间接规制操纵体育比赛行为,此种间接规制模式呈现保护不周、体系阙如和类推解释等问题。为了更为全面、直接和系统地保护体育比赛的公平性和真实性,需要从解释论走向立法论。在前实定法阶段,应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并将之设定为不真正身份犯、结果犯和法定犯,如此才能保持刑法处罚限度、理顺刑法与前置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实定法阶段,基于刑事立法的类型性原则、体系性原则和明确性原则,对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进行必要的修正和释明,使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成为操纵体育比赛罪的特殊罪名,明确二者之间的交叉型法条竞合关系。

智慧图书馆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法律容错机制

文章以ChatGPT为例,分析智慧图书馆领域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面临的技术风险和法律风险,提出需构建图书馆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法律容错机制,即广泛适用第一位阶的自律规则,防控技术风险;主要适用第二位阶的前置法律,规制应用风险;渐进适用第三位阶的刑事法律,轻罪优先于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