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中的个体化研究:中国议题与本土化思考——40年以来中国社会个体化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从社会学视域看,个体化理论从西方传入中国已有40年之久,个体化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学术界研究得到应用并取得发展,与其所反映的社会变迁背景密切相关。中国的个体化蕴含着个体与国家、个体与社会、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变迁。城乡结构的个体化、家庭领域的脱嵌现象、群体个体化的多样化成为个体化的中国重要议题。本土学者从家庭的伦理与家庭私人领域开展研究,推进个体的生命历程、家庭的代际关系和婚姻关系、个体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仍是中国个体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社会并未出现彻底的个体化现象。除此之外,应同时开展对技术与个体、社会网络与个体、文化与个体的相关研究。中国的个体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何塑造经济上独立、政治上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个体仍然是继续研究的重要主题。

城市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城乡融合发展

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基于中国城市传统以及地方与城市关系的独特性,研究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必须注意到城市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既有研究普遍忽视了这一视角。近代已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传统的地方与城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城市地方体制和城乡关系紧密化的态势。结果是,地方政府在行政上服从于城市政府,地方社会系统服从于城市社会系统。在这种城市主导地方社会的城乡格局中,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发挥出地方政府相对于城市立场的自主性问题。而这需要地方政府找准政策平衡点,在城乡之间均衡分配发展权。在现阶段,如果说全局性的大城市中心主义一时难以撼动的话,走出市县内部的城区中心主义是一个可能的出路。

从先富带动到共享发展:中国式发展理念的再出发

共享发展可以视为共同富裕在现阶段的现实化版本,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式发展理念的再出发,通过从先富带动到共享发展的转换,实现对共同富裕终极价值的再次迈进。共享发展首先提供了一种现实版本的共同富裕方案,即实现一种"够得着"的社会兜底正义,同时共享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担当,还是中国共产党厚植执政根基的政治固本工程。

成功学幻象与价值观迷思:当代大学生成功观研究

成功学幻象是货币化生存世界中财富幻象的一种表征,这种物化的价值体系已对当代青年思想深度和价值取向产生了腐蚀与扭曲。早期与晚近的成功学经典文本在其哲学基础、价值取向和思想深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历史与结构双重视角的审视下,通过实证调查与质性访谈,描摹了当下大学生对于成功的基本想象和对成功学的基本认识。确立正确的成功观,需要加强入学教育,铸造内生兴趣;营造人文环境,注重柔性管理;反对拜金拜物,告别虚假成功。通过改进大学生德育教学与实践,使之既能够规避虚假成功的诱惑,也不致在"成功"幻灭后堕入虚无与犬儒的陷阱。

以集体为媒介的城镇化:一种新型城镇化经验--基于嘉善县的个案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城乡体制的持续改革,中国城镇化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区别于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接力式进城和弹性城镇化模式,地方政府在农村综合改革实践中探索出基于城乡融合的、以集体为媒介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该模式是指在保持城乡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镇域空间整合,在镇域范围内重建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社会共同体,在实现农民城镇就业及城市生活的同时,保留乡村聚落形态和社会整体性,成为城乡两宜的全域城镇化模式。该模式推动地方经济结构从村域小循环向城域大循环、发展重心从城市向城乡全域、乡村资源从单维市场化向双重市场化、社会形态从经济联合体向发展共同体的转变,从而实现了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协同,推动了城乡共同富裕。

从“共同”出发:欠发达地区乡村迈向共同富裕的路径探讨——基于湖北省孝感市金神村的案例

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存在“共同优先”与“富裕优先”两种路径选项。在“共同优先”的发展路径中,共同体的建设被置于优先环节,区域内的社会整合既是精神上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也是促成物质上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在发展资源匮乏的欠发达地区乡村应该更加注重“共同优先”的共同富裕路径,从精神世界的重塑入手促进经济上的共同发展。金神村个案的启发是,在人口流失且人心涣散的地区重建乡村共同体,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集体行动,凝聚集体共识和重构集体认同,为更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创造条件,直到能够重建集体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世界,也实现了本地资源的深度开发。

郡县制传统与当代中国治理

针对＂郡县制传统与当代中国治理＂这个主题,我简要谈以下几点思考：第一,郡县制传统与当代中国的治理。第一个核心词我认为是＂传统＂。何为＂传统＂？历史上发生过,且经过近代百年革命政党的批判否定仍然传到当代的,即为＂传统＂。这些制度只是＂名＂发生了变化而＂实＂没有变,是为＂传统＂。凡历史上发生又在历史流变的过程中消逝的制度、习俗、观点还有其他等等,即＂非传统＂。

复兴一代:“95后”大学生的时代特性剖析

"95后"是当下中国在校大学生的主体,未来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社会结构基础,对其时代特性进行概括是高校思政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前提。本文从政治倾向、家庭经济、社会资本、文化自觉和技术依赖五个方面,通过"小粉红"、"慢就业"、"朋友圈"、"汉服热"和"低头族"五个最普遍的现象提炼概括出"95后"大学生的核心特征:自信、小康、孤独、传统和网络,进而提出"复兴一代"这一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并简析其之所以是"可爱、可信、可为"的社会层面原因。

超级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演变与内在机制

传统的郡县国家治理体系在近百年中的革命战争、工业革命和全球市场化三个历史阶段,虽然面临挑战与不适,但其基本框架却分别从党军关系、计划经济和保障市场三次阶段性任务中获得了内在支撑。这种连续的三次内在动力机制使得以中央集权为导向的郡县国家治理体系升级为超级郡县国家治理体系,即并未改弦更张走向西式分权治理模式,而是延续传统整体框架下的能力升级。

新社会服务体系:经验反思与路径建构——基于沪深两地政府购买服务的比较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既是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和改善公共服务状况的重要探索和实践。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通过对上海、深圳两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之模式的比较,在经验反思的基础上,揭示了政府、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在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提出了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路径。科学选择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的内容,从而更好地为该项政策的推广提供理论准备与参照样本,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超越与反思:风险社会的三种研究传统及创新尝试

制度主义、文化主义、现实主义是研究风险社会的三种视角,已有众多学者从这些视角阐释制度性风险与全球化、风险文化与不确定的个体、生态政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但依然面临一个问题未被解决:在个体化的不确定性与充满风险的社会之间有一道正在逐渐拓宽的裂缝。在此背景之下,从伦理与政治的双重视角,试图通过生态政治与反思性调节两种方式建构超越风险的"第三条道路"。这是研究风险社会的一个新的尝试,尤其是关于义务理念的阐释,对于中国风险社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速度、结构与情感: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的复杂互动——以当代中国流动人口治理问题为例

信息社会与大流动社会是当代中国同步出现的两大现象,面对人口大流动所带来的治理挑战,整个治理体系涌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技术依赖和期望,"奔跑的信息"与"奔跑的人"展开追逐。信息技术"以快为美",在当代中国流动人口治理中也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尤其表现在信息采集、平台建设和数据分析三个方面。但社会治理不同于商业企业追求利润的目标单一性,其"以好为美"的高度复杂性制约了信息技术的发挥空间和程度。尤其在人类社会结构和情感两大领域,信息技术皆作用有限。认识到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的复杂互动关系,尊重人的多方面需求,而非过度依赖信息技术在管理控制方面的便捷性,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村社区管理模式研究——基于对上海浦东郊区的调查

郊区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是在郊区农村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它是大中城市郊区农村地区所采用的一种创新管理模式,即在郊区农村地域空间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推动农民市民待遇,采用城镇社区管理模式的过程。郊区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不但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也是现实的制度创新需求,它突破了传统城市观,将农村景观与现代城市景观相结合,体现了现代生态城市的建设理念。

重构发展单元:街道经济职能的变迁逻辑——对上海取消街道招商引资改革经验的理论解读

街道经济职能变迁已经有着丰富的政策经验,而理论上的解读则相对不足。文章试图从地区发展单元的重构视角出发,对上海取消街道招商引资的制度改革经验作出理论化解读。在梳理和呈现政策创新过程的基础上,将上海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职能的政策创新及其回调经验理解为分层式发展单元、统筹式发展单元和混合式发展单元之间的切换过程。相比统筹式发展单元模式,上海事实上选择了混合式发展单元模式,这种地区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既兼顾了经济发展上的专业性分工,又不将层级间的分工绝对化,能够较好地照顾到区域差异和财政开支上的压力。

治理过密化:理解乡村社会中国家联结个人的一种方式

在后税费时代,为有效联结有差别的个体,国家不断下移治理权力重心,划小基层治理单元,从而形成了资源更密集、结构更精细的治理方式。国家对个体的治理行动持续增加,却没有带来好的治理效果,这一现象可称为“治理过密化”。结合东部J市B村的经验,治理过密化的基本表现形式包括治理主体的全方位开发和治理方式的“单线化”与“去情感化”。国家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这一外生性因素和村级组织的“去组织化”这一内生性因素共同促成了治理过密化。在治理效应上,其非预期后果是放大了村民的失望感、村民自治空间萎缩和上级政府治理权威下降。化解治理过密化困境的思路,是从加强自然联系、优化联结渠道、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等方面不断改进乡村治理方式,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的主要问题与地方创新经验

相较于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入的发达地区是我国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地区,由此,人口流入型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体制机制瓶颈也更为突出。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主要存在上下级间的权责利不对等与条块不协调、较大的管辖幅度与有效的服务管理半径之间的不匹配、政府内部的非正规雇佣与有效干部激励管理之间的矛盾突出、社会发育不足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协同乏力、村居组织的深度行政化与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等问题。为此,城乡基层治理需要执行"重心在下"的治理权能配置模式、需要形成共治与自治良性互动的双轨运行机制、需要解决干部队伍建设与激励问题、需要加强党的领导等。

城乡接合区域:低端市场与城市政府的治理困局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在我国的城乡接合区域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当规模的低端市场。低端市场的形成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低端需求的发生和自动满足,实际上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具有内在关联。而面对"问题"丛生而又难以革除的低端市场,城市政府的治理已经显得"错乱"。城市政府对低端市场的治理困局似乎在于依照中高端市场设立的高标准,根本无法适用于低端市场的治理,其背后反映的是阶层分化时代的"标准混乱"问题。

论大都市郊区乡村振兴的配套发展之路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将这个战略写进了党章,这对于上海地区的乡村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上海地区的乡村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相比较不占优势,尤其是乡村景观形态比较滞后,农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发展动力也比较弱。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大都市郊区乡村发展的特殊规律,走出一条大都市郊区乡村振兴的新路来。一般而言,走好郊区乡村地区的配套发展之路需要处理好五对基本关系。

中国式网络民主:作为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

中国式网络民主在性质上是一种国家遭遇社会自发网络政治行为的冲击之后,主动进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网络政府创新活动。其实际形态表现为各级党政机关和官方新闻媒体以网络公共空间为基本载体,以多种多样的网络信息技术为工具,为广大网民提供多种形式的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渠道。这种民主形态的兴起有利于通过制度化网络参与的方式有序释放公民政治参与需要,通过直接的政治沟通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同,通过技术优化制度的深层逻辑提高信息化时代的政府治理能力,并且有助于形成一种权力技术监控的新型政治责任机制。

县城:新时代中国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关键空间布局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前20年县城在中国城镇化战略中的作用突出,但进入21世纪以后,城镇化进程中的特大城市偏好日益明显。随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县城城镇化的再度强调,这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引起各方的再度重视与审视。中国城镇化战略“从偏县城到偏城市再到突出县城”的演变过程,具有内在的演化逻辑与必然性。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均已发生巨变,县城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关键空间布局,县城城镇化模式至少需要包含功能协调、区划设置、交通网络、公共设施、权利保障和治理能力六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