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路径与现状——近十年来“华中乡土派”的村治研究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华中乡土派"在其中独树一帜,从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到乡村治理研究,一直延伸到对农村社会运作逻辑的研究,研究重心不断下沉。以乡村治理为关键词,分三个层面总结"华中乡土派"近十年的研究路径与现状,以期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有所启示。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

本文通过对构成乡村治理基本结构三方面的要素,村庄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系机制、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以及乡村关系状况的考察,区分出四种可能的乡村治理类型:原生秩序型、次生秩序型、乡村合谋型和无序型,然后讨论了乡村治理类型的区域分布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的方向。本文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分解乡村治理的结构,为抽象的乡村治理制度研究具体化、为可以实证展开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可能。

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乡村治理研究是以理解乡村秩序如何维系,乡村社会如何发展为主要任务的问题导向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它大体上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治理发生的背景、历史条件及其现实处境;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及后果,并为理解农村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解释;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社会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农民的生活逻辑。据此思路,本篇报告将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状况做出描述。

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

当前,中国农民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农民的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观念转变上。本体性价值是指人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社会性价值是指人与人交往中的行为意义。与全国其他村庄一样,由于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辽宁省大古村农民的慎终追远、传宗接代等传统的本体性价值观已经被动摇,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道义观也受到"气人有、笑人无"等负面社会价值观的严峻挑战。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进一步增加,村庄的负面因素很可能破坏村庄的团结,致使村庄共同体解体,以至村庄呈现原子化状态。当然,农民价值观的失落也与政策失误,如丧葬政策的失误有关。因此,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要特别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加强农民价值观建设;同时也要重视农村公共空间建设等问题,为搞好乡村治理提供正确的政策支持。

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兼谈乡村治理研究中的若干相关话题

村干部扮演的角色及其行为模式,对乡村治理状况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要理解村干部的行为模式,就必须理解村干部行为的动力机制。村干部虽然是自上而下行政建制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但其本身并没有被纳入行政体制进行管理,也不构成自上而下官僚体制的内在部分,而属于村民自治这一社会性建制的部分。

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研究视角与进路

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与农民行动单位有关,农民行动单位包括家庭及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家庭联合体,具体如宗族、小亲族、户族、联合家庭及地域共同体(如村民组),正是农民行动单位成为了决定乡村治理状况最为重要的内生基础之一。

新双轨治理:中国乡村治理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基于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

本文基于对广东清远、四川成都、上海嘉定、河南驻马店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实地考察,旨在经验主义整体性视角下讨论新双轨治理的内涵、类型与逻辑。研究表明,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基础性能力增强,村社整合能力日渐式微,且区域差异较大,新双轨治理诞生。在地方政府资源流量大小、村庄结构强弱、村庄利益密度疏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乡村治理呈现出弱行政-强村社的村社自主型、强行政-强村社的耦合共治型、强行政-弱村社的行政统合型与弱行政-弱村社的维持型等四种村治样态,但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立论基础。我国国家政权建设中多面一体的有效推进,建立在对乡村治理事务的有效分类和村社主位的治理资源的挖掘利用上,建立并优化国家供给和村社需求之间上下畅通的耦合共治结构,应是新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战略选择。

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一个导论

自清末新政开始,中央政府启动了“国家政权建设”,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与运作逻辑开始改变,当代乡村治理得以发生。不管是晚清的“地方自治”,还是民国时期的“新县制”,均没有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整合,而是出现了所谓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任务直到人民公社时期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才真正得以完成,村庄的制度型权力也得以确立。分田到户以后,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从农村部分退出,国家与村庄的关系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推行农民本位的改革,村组的制度型权力逐步弱化,策略型权力张扬,导致了一系列的治理性危机。由此,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就是村庄制度型权力与策略型权力的双重变奏。

试论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

一、引论2006年中央宣布取消农业税,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农业税在中国至少有2000多年历史,皇粮国税已内化为中国农民政治正确的一部分。河北民谚'交了粮,自在王'(梁漱溟,2004:140),'自在王'是说国家不扰民,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原因不是国家不想治,而是传统国家是典型意义上的弱国家,缺少深入社会的治理技术。'自在王'的前提是'交了粮','皇粮国税'不可免。但是,皇粮国税不能太重,必须轻徭薄赋,税赋太重就会引发严重问题。

宗族、国家与社会三重认同下的村治逻辑——兼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经验本位性

从宗族、自然村和村“两委”三个层面来看,赣中农村地区展现的农民的宗族、社区和国家认同较强,此村庄社会基础塑造了其特定的乡村治理逻辑。对研究者而言,只有将经验置于本体性地位的前提下,获得农村生活内部性视角,方可能理解其治理逻辑,避免对经验的切割与想象。真正深入经验,研究经验,而非将经验当作一种附庸风雅的装饰,是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乡村治理与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1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城市化非常特殊.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城市化有其规律性,但中国的城市化有其特殊性,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到位、特别的理解就容易犯错误.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已经形成,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利用中国的制度和政策优势,这种制度政策优势我们称之为“制度红利”.中国的城市化在全世界之所以能够独特,与我们的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和小农经济有密切的关系.

雇用抑或外包:高治理负荷下基层政府的策略选择——基于福建橙镇“两巡”任务的分析

政府的雇用和外包本质上都是从组织外部吸纳治理资源,但是以往文献大多将两者孤立开来讨论,少有将它们纳入一个整体性的框架进行分析。论文借助橙镇“两巡”任务执行案例,构建了“行政权威依赖-行政风险”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雇用与外包之间的选择问题。研究发现:(1)完成任务的高行政权威依赖和执行过程的高行政风险,使橙镇必须采用雇用模式执行违建巡查;完成任务的低行政权威依赖和执行过程的低行政风险,为橙镇选择外包模式执行安全生产巡查留下了空间。(2)在向上负责制的背景下,为了保障升迁之途顺畅,官员既要确保任务能够有效完成,也要保证任务执行过程的各项风险能够得到控制。因此,只要完成任务需要高度依赖于行政权威或者执行过程潜在的行政风险较高,雇用模式都将成为首选;只有当完成任务对行政权威的依赖低并且执行过程潜在的行政风险低,外包模式才会成为可选项。

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与中国村庄规划范式的探讨

当下村庄规划大都借鉴城市规划,是基于精英决策的理性规划模式,造成了诸多问题。规划本质上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对主体需求的制度安排。村庄的主体结构及其行为特征都不同于城市,这将重组规划的假设和前置条件,因此村庄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范式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通过借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范式发展历程,并结合中国村庄的特质,指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并认为村庄规划是基于内生秩序的沟通规划。村庄规划应注重社会关系,促进沟通、协调和共识构建,规划师也要调整自身的角色。

乡村关系研究的视角与进路

当前学界关于乡村关系的讨论,要么局限于制度文本,要么局限于区域经验,而缺少比较的视角。本文认为,决定乡村关系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村干部可以调用资源的状况和乡村财政状况,正是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乡村关系的区域差异。本文在对以上三个因素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关系的弱乡强村、强乡弱村、强乡强村等多类型模式,从而将对乡村关系的研究下沉到以实证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比较层面。对乡村关系的研究应该到现实的农村实践中去理解乡村关系展开的过程,其中包括村民自治的影响。而研究首先是要理解村民自治制度究竟是如何影响乡村关系的过程与机制,这种过程与机制在不同区域展开的差异,以及在多大比重上村民自治形成了乡村关系,和在多大程度上村民自治并没有触及到乡村社会的内部,而仅仅是乡村关系水面上的一层油。

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

从农村调研的情况来看,近年乡村出现新一轮的治理困境,主要根源于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脱卸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治理责任是指农村基层组织凝聚、配置资源进行乡村治理的动力、意愿和职责。在国家集中了绝大部分政治、经济与合法性资源,以及乡村治权具有配置性特点的条件下,国家下达至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任务就十分关键,有上级的治理压力就有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它就能配置资源形成乡村治权,进行乡村治理。而没有国家的治理任务,农村基层组织就不会主动进行乡村治理。因此,为了扭转乡村治理困局,国家应该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

试论新闻传播在乡村治理中的反作用

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村社视角下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研究新进展——读《村社力量与农村基层卫生服务治理模式研究》的思考

当前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核心问题是农村医疗卫生资源如何得到更加有效利用,其本质上是一个治理问题。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在既有的"政府—市场"二分框架之外,村社是可供考虑的第三种视角。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基于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资本和基层组织的体制性资源之上建立起来的人们之间的信任、网络与合作能力,将能够增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国家卫生资源及市场与分散小农之间的对接成本。村社力量将能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从而更加有助于解决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

论乡村治理中的资源耗散结构

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来说,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与约束,始终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完善基层治理体制绕不开的问题。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并随后大规模向农村输入资源,但一个新的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蚕食了国家输入的各项资源,使乡村治理陷入新一轮困境。要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实现国家与基层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关键在于改变资源输入体制、激发村民自治活力、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村中间阶层、增强基层社会自主性。

农民公平观念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关联

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既植根于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又依托于存在了近百年且形式不断演变的农地制度上,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而农民公平观念与税改前后不同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也有着相当强的现实关联。坚持农民主位的研究视角,从村庄内部向外看,税费改革前出现的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治理技术创新未能有效解决"钉子户"引发的农民抗税抗费行为,使农民基于享有土地承包权利和履行税费缴纳义务二者平衡关系基础之上的公平观念遭到了致命的挑战;而税费改革后新一轮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治理性危机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禁止清缴农业税费拖欠的刚性政策再次挑战了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公平观念,客观上导致村级组织呈现出"悬浮"的状态,而普通村民则开始在更多的领域均采取不合作的行为取向。

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类型、误区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原因是城市化为农户家庭提供了城市获利机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让渡出农村获利机会,从而使得留村务农农户也可以有相对较高收入。当前中国农村贫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农户缺少家庭劳动力而产生的贫困,二是生存条件恶劣的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反贫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解决农村贫困的根本办法是继续城市化,为农户提供在城市获利的体制机制保障,基础则是为农民提供增长自我发展能力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