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与国的边缘--《帝女花》的历史空间及岭南叙事

《帝女花》是粤剧编剧、表演的经典,亦是戏曲传统继承与本土建构的典范。在岭南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以充满边缘特质的地方化、人性化的解读和叙事,塑造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人物形象,颂赞苦节孤芳、忠勇义烈的遗民精神,颂赞至真至情的自由意志。其中对于情的揄扬,对于避无可避、逃无可逃的绝地一击的蓄势和渲染,令悲剧达到顶峰。《帝女花》是岭南民间记忆、民间情感的真切反映,又带有独特的香港意识和时代风貌。这种精神和特点也是民族精神的表现,是风雅传统的孑遗。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施宿《注东坡诗》题注的诠释方法与历史地位

南宋的施宿为其父施元之及顾禧所撰《注东坡先生诗》补充了题注。题注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丰富了宋代诗注的诠释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唐涤生版《牡丹亭·惊梦》的岭南传播及戏曲史意义

香港仙凤鸣剧团唐涤生改编的粤剧《牡丹亭·惊梦》,以忠实原著、服务演出、增加表演和戏剧性为主旨,在语言形式、剧作思想、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富于岭南情趣,深具本土性民间性,广为观众喜爱。是剧为唐涤生改编的第一本明清传奇,也是唐涤生和仙凤鸣班主白雪仙改革粤剧的重要一步,促进了香港粤剧新局面的开创和香港粤剧特色的形成,成为岭南戏曲和粤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作为《牡丹亭》演出传播史的组成之一,粤剧《牡丹亭·惊梦》融合了多剧种多文化精华,是南北戏曲艺术在岭南的共同绽放,亦或对今天的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有一定影响。

翁方纲《苏诗补注》的文献价值与注释成就

清代著名经学家、金石学家、诗人翁方纲所撰《苏诗补注》,以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校勘并补全查慎行所录施、顾原注,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苏诗补注》又针对施、顾原注、邵长蘅等的补施注及查慎行补注中的错漏,以考证的方法作了精辟的补注,在语言解释、历史解释、心理解释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论苏诗赵夔注

作为南北宋之交时期较早的苏诗注本,赵夔注在当时有重要影响,长于诗学阐释与历史阐释。赵夔首先对苏诗的用典方法作了详尽的总结,主要分为用字、用句法、用事、用意四种,在注文中予以详细地分析,并评论了苏诗的艺术特色。赵夔注还重考证引发苏诗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题旨。赵夔还以本事为基础,对使用了直陈其事和用典等各种不同方法的诗句都予以准确的解释。赵夔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从任渊《后山诗注》看后山诗法

宋代学者任渊著有《后山诗注》,该书能发明陈师道之意,对陈师道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引出与其意义契合的出处,并由此看出陈师道对杜甫、韩愈、黄庭坚、王安石、苏轼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从而总结"后山体"的特点。陈师道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方面,达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效果,最终自成一体。

知识分子面对体制的逃逸和归附——兼《黄金时代》的语言符号学分析

运用语言符号学的文本分析方法对《黄金时代》进行阐释,以期解读出另一维的文本意蕴:即在貌似一个有关权利话语下知识分子坚守与抗争的叙说中,实质为我们敞现了在逍遥恣肆的性爱狂欢姿态背后所蕴涵的有关爱情、人性、知识分子个体在具体历史情境下所面临的悲凉境况。并同时对其中的女主人公陈清扬这一知识分子作个案分析,企冀思索在强大的权力势力下,具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心理图式、惯于附着于权力运转机制之上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本能的反抗中最终走向被权力机制所消化的生存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