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肥与生态入侵之间:20世纪中叶以来华南飞机草利用研究

飞机草(Eupatorium odoratum)原产于中南美洲。为探讨其入侵我国的主要原因,对历史文献进行考辨与分析,发现飞机草不晚于1934年传入海南西部的感恩县。至1950年代,海南地区广泛利用飞机草采集制作野生绿肥和农业杀虫剂。20世纪60至70年代,广东曾推广飞机草栽培,使之得以扩张并遍布海南岛和雷州半岛。但1950-1970年代的广积肥运动有效抑制了飞机草的扩张速度与规模。1980年代以来,随着化学肥料的大量投入使用,飞机草等绿肥的积制被弃置,同时由于飞机草本身的生长特性,遂致其种群呈爆发式增长,迅速传播至广东大部分地区,造成生态入侵。

谁为渔业写史:中国渔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渔业史研究,自20世纪初发端以来,长时间内是水产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关注较多。直到20世纪末,史学研究者加大了对渔业史的研究。受环境史等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影响,渔业史研究出现“生态转向”,在21世纪呈现出新的研究面貌。今后在继续推进中国的渔业史研究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应加强交流与合作。中国渔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够给史学带来新思维,也能够为当前的渔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明代广东香山县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

明代的香山县,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其社会生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香山农业经济迅速增长,成为珠江三角洲粮食生产基地。宋代时的移民聚落已发展为土著社会,逐渐兴起的宗族成为乡村的基层组织。然而势家豪强与外县巨族对土地的霸占,流民与海盗横行等社会问题也不断涌现。明嘉靖以后,香山著名文人黄佐制定的《泰泉乡礼》,对香山乃至珠江三角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末民国广州珠江沿岸农业开发与河道变迁

广州珠江,指的是广州城至黄埔港的一段水道。一般认为历史上广州珠江河道的变迁,与珠江干流转道致使径流量减少,以及广州城的扩建息息相关。而相对忽略了广州的农业开发与河道变迁的关系。广州珠江北岸线的不断南移,也是广州珠江流域及其腹地农业开发的结果。广州沙田的围垦与开发,促使沙洲成陆,江面缩窄,水土流失,从而引发了河道变迁。

珠江三角洲传统农业景观变迁及其空间转移

珠江三角洲地区至隋唐时期仍然人口稀少,且集中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带从事较原始的农业生产,修建小型水利设施即可保护农业生产。农业的大规模开发始于宋,尤其是南宋以后,大量移民涌入广东,并深入到珠三角地区,从而带动农业景观也从山地丘陵扩展至沙洲滩地。水利设施的修建、土地开发及稻作技术的发展,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改变了岭南瘴气环绕的恶劣自然环境,向宜居环境转化。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农业景观亦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的发展趋势。沙田的大片开发、堤围的大量修建以及桑基鱼塘的迅猛发展、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促使珠三角在清代成为全国农业最兴旺发达区之一,农业景观由山地丘陵、平原沙洲向河海滩地发展。受国际市场与环境影响,珠三角农业生态系统亦不断变化,以基塘为核心的水面景观由顺德、南海为中心的西北部三角洲往西南部三角洲扩展,至清中后期再往中部、东部三角洲发展,并直至珠江口。

民国后期广东堤围、生态与地方社会

分析马鞍围崩塌事件的意义在于探讨近代广东治水体系。国民政府在水利机构建设、近代技术利用方面等有体制上的创新,然而实现政策的能力十分有限。

“山枝”与“水枝”:历史上广东荔枝品种及分类探析

荔枝的品种分类是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广东虽作为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之一,却少有研究关注历史上人们对广东荔枝各品种的命名起源及分类方式的形成缘由。本文通过探究广东荔枝“山枝”与“水枝”分类法的形成过程,得出如下结论:一,广东的早、晚熟荔枝品种的形成与土壤环境、生态条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二,此分类法的形成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清代广东地区荔枝文化的发展,以及此一时期荔枝市场化的需求。

广东大花白猪的培育史与定向选择

大花白猪是我国优良的地方猪种,也是广东的四大名猪之一。这一猪种的育成与原产地高热高湿的气候条件、丰裕的物产资源密切相关,也是劳动人民结合当地条件、根据生产需要定向选育的结果。它不仅是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生产活动中留给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对海外猪种的改进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随着外国品种公猪的引入与商品瘦肉型猪生产的快速发展,曾经的“名猪”在今天面临着“保种”的困境。因此,只有结合自然、社会条件了解猪种的起源和形成的历史,才能对症下药,加强猪种保育工作。

岁时习俗的生态民俗学考察——以江南“照田蚕”为中心

"照田蚕"是太湖流域的典型岁时习俗之一,南宋以来,"照田蚕"风俗在江南地区长期延续,这一习俗是人们对江南水乡地区稻田湿地、苎麻地和芦苇滩地等进行农田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具有独特的生态民俗学含义。

16-20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北部低塱湿地的深水稻与水生植物

16-20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顶部的低塱区分布着面积广阔的湖沼湿地资源,这里的作物栽培及水生植物群落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明代以来随着堤围、闸窦修建,一部分低塱湿地区的得以进行农业开发.低塱区雨季内涝严重,当地农民根据低塱中积水深度的差异,分别种植浮水稻与深水稻,实行种稻与养鱼轮换的耕作制度.低塱区在种植深水稻与浮水稻的同时还起能起到滞洪纳洪作用.传统时代西、北江沿岸的低塱湿地中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低塱湿地湖泊和沿河岸的沙洲中都有丰富的水生植物资源,农家在这些地区也种植芡实、蒲草等经济水生植物.

美洲植物的跨洋传播及其意义——以金鸡纳树在云南的引种为例(1931-1945)

金鸡纳树原产于南美洲,其枝皮与根皮可以制成防治疟疾和解热退烧的良药。中国大陆地区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引种金鸡纳树。1933年,云南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首次试种成功。利用档案文献探析云南引种金鸡纳树的历程,可见引种美洲药用植物具有重要的医疗价值,同时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金鸡纳是中国摆脱药物对外依赖,杜塞国家漏卮的经济作物;自全面抗战爆发后,金鸡纳成为支援抗战、加强国魂的军事战略物资,金鸡纳树引种被赋予时代之使命。而中国一批植物学家与技术人员对金鸡纳的科学研究与实践,推动了近代外来植物知识体系的建构,故金鸡纳的引种又具有重要的科技价值与意义。

晚清广东的茶叶技术与茶产业

清代由广州口岸出口的茶叶在对外贸易的商品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至晚清时,外销茶业一落千丈。近代茶产业的衰落,其主要内因是晚清广州出口茶叶的品质下降,以及购销体制的落后。通过对晚清广州茶产业衰落原因的分析,不仅可以认清一部分历史,对当代茶产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近代汕头城市空间演变探究(1860-1921)

近代汕头正式开埠通商后逐渐发展成为全国重要港口之一。汕头的城市空间及其布局由此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填海筑地塑造了外部形态,另一方面政局变动、社会需求、文化思潮则推动了内部功能区的拓展。近代以后,影响汕头城市空间演变的因素转以人类活动为主,而城市各功能区的发展趋势也从早期的适应自然环境而转变为改造环境以更适合人居。

美洲药用植物在华引种模式探析——以古柯为例(1930-1965)

古柯是原产于南美洲秘鲁、哥伦比亚等地区的常绿灌木.19世纪以后,科学家成功从古柯叶中提取出古柯碱,作为医疗上重要的局部麻醉药物,古柯由此受到各国重视,并将其列为重要物资.文章综合探讨了中国对古柯的引种历程,在1930-1958年间,中国曾多次、持续引种古柯,但是引种期间因政局不稳、社会环境动荡、技术缺失、单一发展橡胶种植等因素,古柯只有小部分引种成功.1958年以后,中国投入大量资源,终在古柯栽培和可卡因提炼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实现古柯的大规模栽培和可卡因制造.美洲药用植物古柯的成功引种历程,反映了中国植物学界积极探索新物种知识的不懈努力,亦体现了美洲药用植物引种的新模式.

外来物种与我国近代植物学知识的本土建构--以金鸡纳学为例

金鸡纳树原产南美,20世纪初我国开始引种。至20世纪40年代前期,我国初步形成系统的金鸡纳学。综合分析金鸡纳此一外来物种的引种过程,可知近代新的植物学知识建构,一方面来自于摆脱药物对外依赖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挽救国民生命的迫切医疗需求;另一方面是开发热带地区、支持抗战建国的政治诉求。而植物学家的科学研究、积极倡种与政府的引种实践是金鸡纳学形成的关键。此后科研成果的公开发表、科普著作出版及派遣技术专家等推动了金鸡纳知识传播。我国金鸡纳学的形成是官、学共建的结果,并呈现出注重实用技术研究及知识的“本土化”转化。

明清广东珍稀树种铁力木资源的分布变迁探析

铁力木为热带季雨林特有珍稀树种,材质优良,历来被视为重要的林木资源,尤因“坚硬”而被大量运用于“广船”的制造。历史上,广东铁力木地理分布广泛,以广东西部山区最为集中;粤北及珠江三角洲一带也有铁力木分布;粤东大约在东经115°以东则基本无铁力木分布。但自16世纪中叶以来,广东铁力木在数量和木材品级上均呈逐步下降趋势。由于造船、建筑、家具制作、皇木采办等社会需求引发的原木砍伐,导致优质活态铁力木资源急剧减少。18世纪以后大规模山地开发导致的生境破坏、宜林地消失则是广东铁力木告罄的根本原因。

清至民国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池塘渔业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池塘养鱼业历史悠久。入清以后池塘渔业日益发展,并在清末及民国时期达到鼎盛,珠江三角洲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塘鱼生产基地之一。本文通过梳理珠江三角洲池塘渔业的历史变迁,认为其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发挥着基础性制约作用,而宗族社会和商品经济则是池塘渔业发展的内在结构性要素。从环境史、社会史和农业经济史的角度解读珠江三角洲池塘渔业的近代化历程,可为当前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植物、疾病与战争:民国广东金鸡纳树引种研究(1929-1949)

金鸡纳树原产美洲,因其树皮为重要抗疟药物而受到各国重视。民国时期,广东先后十余次引种金鸡纳树。通过史料考辨,可以推断广东引种金鸡纳树的时间在1929年,为大陆最早引种金鸡纳树的省份。民国广东金鸡纳树引种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呈现多次、多路径、多品种、多形式引种的复杂情形。最终虽取得育苗成功,却因资金、战争、技术、人事等因素的影响,始终未实现规模化种植。通过将广东金鸡纳树的引种过程置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疾病视野下考察,不仅体现了民国时期新树种引种的艰难历程,而且可以展现金鸡纳从经济作物、战略资源回归药用植物本质的"身份转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