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探索与多维度能力建设——基于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个案研究

[目的/意义]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在全球化背景下迈入蓬勃发展阶段,探讨高校智库的内部治理机制为我国智库体系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行建议。[方法/过程]采用个案研究的定性分析方法,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智库建设为具体实例,考察其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路径上如何打造高端智库,如何通过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的创新变革,突破高校智库发展的制度瓶颈。[结果/结论]以"多维度的能力建设"模式作为高校智库的治理之道,科学配置人力、物力、财力等能力要素,在资金募集能力建设层面促进政商学媒多元筹资方式;在知识储备能力建设层面优化智力资源的科学配置;在战略规划能力建设层面塑造国际知名度与话语权体系等举措,为建设中国特色高校智库提供有益探索。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科技交流政策路径研究

促进粤港澳青年交流融合有助于正面引导港澳青年对祖国的积极理解,增强其国家认同,消除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更积极地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青年交流融合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政策空间。科技交流是重要且易于施行的路径,也是当前粤港澳青年交流项目较为忽视的领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科技交流,需要明确原则,完善顶层设计;打造品牌,科学设计交流项目;多方联动,健全组织机制;加强宣传,提高交流项目的影响力。

新型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建设与成效分析——以南方科技大学为例

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已成为当前国家层面的重要政策。新型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关键因素在于建设一支国际化、高水平、跨学科的教师队伍,从而保证其学术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和学术竞争力的快速增长,这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后发优势的集中体现。文章以南方科技大学为例,从理论和实践分析入手分析了新型研究型大学人才队伍建设现状以及强大师资队伍支撑下的卓越办学成果,总结和探讨了新型研究型大学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经验,指明了新型研究型大学人才队伍建设的探索方向。

中国县域:一个研究框架

考察中国县域的高质量发展,应当将其置于县域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中进行,关注县域发展中的现代化要素。整体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核心的问题是实现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公共参与的责任,这也是开展县域研究的落脚点。在县域现代化的目标之下,可以围绕县域展开“解剖学”“类型学”和“空间学”的深度研究,全面呈现县域研究的核心结构、分化类型和区域形态。县域解剖学着眼于从结构化的角度剖析县域经济、县域治理、县域公共服务和县域社会。县域类型学强调县域之间的巨大差异,将县域分为“稳定极”“发展极”“创新极”三种类型。县域空间学则尝试区分县域和乡村、县域和城市。最后,县域研究应当回到区域平衡发展的主流命题上,重新理解区域失衡与再平衡的逻辑。

解释政策变通:运动式治理中的条块关系

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下达的过严指标常常导致下级的密集政策变通。论文集中关注政策变通的发生机制,强调运动式治理中一项政策往往会从日常工作变成政治任务,从而引发条块关系工作模式的转换,最终导致密集的政策变通。以计生政策为例,在常态治理的年份,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较弱,计生工作常常是"条条求着块块做",各级计生委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配合其工作,这种情况下往往难以发生明显的政策变通;而在中央发起运动式治理的年份,计生工作变成政治任务,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较强,就容易形成"块块带着条条做"的模式,从而引发密集的政策变通。对1983年与1991年两个关键运动式治理年份的初步验证表明,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越强,省以下执行环节中的政策变通就越强。

从危险管理到风险治理——中国乡村治理的模式转换研究

当前我国乡村正处于剧烈的转型阶段,面临着各种风险因素的挑战,单纯依靠原有危险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因此需要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从单纯依靠危险管理模式转换成以风险治理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使其不仅能够对已经发生的危险事件进行有效管理,而且能够将管理有效地转移到对风险前期的预防和控制上,从而建立一个有预见性的基层治理体制,确保乡村政治、经济、社会的长久稳定。

“智库热”与政策思想市场

[目的 /意义]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目标以来,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智库建设的热潮,进而带动了智库研究的热情,形成了实践和理论上的"智库热"。只有将当前的"智库热"置于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中进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这股"智库热"的本质。[方法 /过程]本文提出近年的"智库热"正在形成一个政策思想市场,基于思想市场理论和内部多元主义理论,这个市场具有需求主导、圈层结构、多元竞争、价值信号等特征。本文分析了过去5年有关智库机构、智库活动、智库研究的详实数据并对国内30余家不同类型智库进行了深度访谈。[结果 /结论 ]本文从点到面剖析了近年来的"智库热",分析结果表明一个具有内部多元主义特征的政策思想市场在近年的"智库热"中逐渐形成。

促进减贫的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是促进农村减贫的一项重要举措。农户之间自发的土地流转以及集体推动的适度规模土地流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阶层的状况,同时提升外出务工者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而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主要受益群体是大户和企业,对于其他农村阶层来说,则意味着贫困风险的加剧。促进减贫的土地流转政策再造,一方面是提升土地的单位面积收益,另一方面则是倡导自发的、适度规模的土地流转,同时针对贫困阶层建立相应的金融和财政支持体系。

湾区城市群产业分工:一个比较研究

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城市分工的形成机制和水平差异。研究发现,在全行业层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分工水平要高于旧金山湾区,但剔除香港和澳门两个城市之后,两者的分工水平相近。在制造业层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分工水平要大大低于旧金山湾区。文章最后对于这些发现进行了讨论。

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开发模式研究——佛山顺德区与苏州相城区的比较

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村庄社会结构深深嵌入地方经济发展行为之中,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土地开发形态。具有强势宗族社会结构的农村地区,农民的国家认同感较弱,普遍认为集体土地就是农民的土地,因而有强烈的动力以租地的方式直接介入土地开发。而在那些不具有强势宗族社会结构的村庄,农民的国家认同较高,普遍认为集体土地最终都是国家的,因此容易形成以征地为主导的土地开发模式。租地模式在早期具有利益协同的优势,但是最终却陷入多重利益冲突之中。为克服这些问题,有必要强化政府的土地规划权,切实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双重公共性与双重排他性——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有机特征体系

集体土地关系的调整,主要是处理国家、成员集体和集体成员三者的关系。在国家和集体成员面前,成员集体拥有对外(对国家)与对内(对集体成员)两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共同构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多重内涵。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有效行使,既要考虑国家公共利益和集体公共利益,同时还要维持集体利益在国家与个体利益面前的自主性。因此,集体土地所有权具有双重公共性和双重排他性的特征。双重公共性是指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过程中,成员集体应该吸纳国家公共意志(对外公共性)和整合集体成员的公共意志(对内公共性)。双重排他性是指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过程中,成员集体公共意志在国家(对外排他性)和个体(对内排他性)面前保持一定的自主性。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这几种特征相互影响,互为前提,作为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共同构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有机特征体系。

高校智库建设:制度困境与政策重构——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田野调研

高校作为知识精英的集聚组织,在智库建设上具有天然的优势。近年来,高校智库得以迅速发展,主要依赖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经费支持以及高校在智库成果认定等方面的支持。然而,受制于当前高校僵化的学科制度、人事制度、经费制度,高校智库的整体水平仍然有待提升。根据内部多元主义的理论框架,要切实推动高校智库的进一步发展,需突破当前的制度困境,进行一系列的政策重构。

国际“无废城市”建设经验的适用条件分析:基于PSR框架的国别比较研究

可持续的固废管理已成为全球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开展“无废城市”和“循环城市”的探索,我国也于2019年启动“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工作。国际先进经验对我国有借鉴意义,但需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禀赋、管理体制机制等差异。采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系统解析了新加坡、荷兰、日本、芬兰等国家“无废城市”管理经验的适用基础和特征,涵盖经济社会基础、资源环境压力、战略目标、关键路径等;并对比分析了国际典型经验的适用条件,包括:(1)先进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2)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3)多样化的经济手段和市场化措施等。最后,提出了对我国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启示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新时代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明确上升为继＂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之后的又一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遇,携手港澳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城市化背景下的“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以广东省广州市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中村”问题既是一种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也是城乡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城中村”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平衡政府、村民、开发商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城中村”改造中的关键所在。文章梳理了广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历史变迁,归纳“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主导、开发商主导、村集体主导三种改造模式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选取广州市猎德村作为研究案例,分析“政府主导+以村为主+市场参与”改造模式的优势与风险。研究发现,政府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城中村”的土地属集体所有,改造村集体用地要最大程度地保障村民的利益;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开发商应追求适度的利益以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网络与大学角色:网络视角的分析

[目的/意义]粤港澳大湾区科教资源丰富,正在向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努力。对大湾区科技创新供给情况进行充分考察,是完善政策举措的第一步。[方法 /过程]基于2012年到2016年间的科技论文和专利数据,本文对粤港澳大湾区地区的知识创新网络(KIN)和技术创新网络(TIN)进行了可视化和结构分析,同时以华南理工大学为案例,评估内地研究型大学在大湾区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地位、角色和绩效,探究大学在参与区域创新过程中的难点和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结果 /结论 ]研究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网络结构成熟,总体呈中心—边缘的分布形态;(2)内地高校论文数量领先湾区,但创新网络搭建和引领的能力不足;(3)湾区知识创新前沿趋向新型工科发展,地区间存在明显的梯度效应;(4)高科技企业主导大湾区技术创新网络,广深两地技术合作开发模式不同。

全球城市国际传播力指标体系研究——广州城市传播力的国际比较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止体、全面的中国。国际传播力决定了一个城市文化信息的跨境扩散广度,决定了境外公众了解和认同这个城市文化的可能性,决定了城市在激湫的软实力竞争中能否占据有利位置。因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必须适应媒体环境和传播格局的全新变化,综合运用大众传媒、涉外活动、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方式,发挥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作用,努力在国际上发出正面声音,塑造正面形象,提升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间歇式亲和”:基层政府与行业组织关系研究——基于Q县田野调查的分析

文章提出和发展了自己的概念"间歇式亲和",以此理解基层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本文认为在碎片化的威权体制下,国家对干部的制度控制会使基层的官僚行动者实用地选择与行业协会进行利益交换,而国家对市场和社会的制度控制使行业协会在低制度化的层面实现政治参与。通过对Q县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在国家统合力量较弱的基层场域中,行业协会能够成为社会利益团体,并因基层政府的政绩要求和政策变动处于"间歇式的亲和"的关系之中。

集体土地财产化与农民的“反市场化”——基于珠三角的调查研究

集体土地财产化是指将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给个体的“私人化”分配方式。调研发现,珠三角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大量集体土地增值收益被分配给私人。在地城镇化的村庄社会消解了农民的城市化成本,村庄集体福利社会的“非市场就业体系”为农民提供了在村的工作保障,村庄分红与高地租收益构成了大部分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即农民无需在市场中打拼也能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由此农民普遍呈现出缺乏竞争性的市场精神,缺乏有力的市场行为以及市场能力的“反市场化”精神面向,这是集体土地财产化的结构性后果,即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了过多“去劳动化”的利益给个人,土地利益生产机制与土地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个体市场能力弱与市场积极性低的“反市场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低迷、地租收益偏低、村集体福利保障下降的情况下,农民失业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增加国家对集体土地增值收益的调配,实现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涨价归公”是保障农民社会福利与减少农民“反市场化”的根本出路。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型社会建设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广州南沙的案例研究

社会融合不仅是港澳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表征,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的重要内容。为了分析和讨论粤港澳三地在融合型社会建设领域的既有措施、现状问题以及提升对策,选取了广州南沙为研究案例,以中国式现代化的3个坐标--物质、制度与人的现代化为分析框架,阐释了软基建在粤港澳融合型社会建设方面的现代化内涵;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南沙在社会融合方面的经验做法与现存不足,探索以粤港澳深度融合型社会建设为目标的大湾区社会建设方案。研究认为,广州南沙目前主要在就业、医疗、教育这三大“软基建”的核心领域发力,通过政策支持体系与合作平台建设这两方面的具体措施,来促进粤港澳三地在社会建设领域的融合式发展。研究表明,广州南沙需要通过“产城人”关系、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以及民生资源共享生活圈等方面的对策与措施,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型社会建设,在民生领域率先构建粤港澳三地的融合型社会发展建设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