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理工大学校园碳汇特征及空间分布规律

全球变暖引起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量大面广的大学校园既是亟需减碳的公共建筑组团类型又是科研和社会活动的场所,应该在碳减排的研究和行动方面做出表率。研究采用样地实测调查法,以华南理工大学三个校区为例,探讨大学校园绿地碳汇固碳效益特征及空间分布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受到亚热带地区温和湿润气候的影响,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校园绿地碳汇固碳效益能力在全球大学校园中处于较高水平,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城校区和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的校园绿地碳汇固碳效益能力也处于中上水平;(2)校园绿地碳汇能力要低于自然生态绿地和公园绿地,但是高于一般城市绿地。对于历史年代悠久的老旧校园,在城市中可以充分发挥碳库的作用,对于新建的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而言,基于实地调研发现,校园绿地的观赏与使用功能使得绿化的种植密度处于较低水平,这导致了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较低的固碳效益水平;(3)在校园规划设计中,不同校园规划空间布局形式可以结合校园景观设计,打造高固碳效益的碳汇空间;(4)校园绿地碳汇固碳效益主要与校园绿地的植被群落类型及相应的面积相关,由于校园用地紧张,大量增加或改造校园绿地面积的可能性很小,新增绿地应该结合校园景观设计,充分利用建筑第五立面、校园边角料等空地,适当增加带状、分散式的绿地,建立立体、网络化的绿地骨架,有效提升校园碳汇总量。

夏热冬暖地区公共建筑的高大中庭气候适应性设计——以广州新华学院图书馆为例

围绕夏热冬暖地区高大中庭的能耗与室内环境等问题,通过分析高大中庭的空间特征,挖掘其气候适应性设计的关键点,从中庭开启界面设计和季节性调控两方面入手,归纳该气候区高大中庭的气候适应性设计策略。研究在广州新华学院图书馆中庭中应用气候适应性设计策略,分析不同风速下室内热舒适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采用CFD数字软件对不同中庭开启界面的方案进行自然通风模拟,确定高大中庭通风口布置方案与自然通风调控方式。最终使广州新华学院图书馆中庭充分利用过渡季的自然适宜气候,从而大幅降低了运行能耗,并营造出更为健康的室内环境。

乡村历史建筑保护与更新设计研究——以黄屋大戏院修缮实践为例

乡村历史建筑见证着村落的发展,承载着村民的记忆,对其进行保护与更新既是时代发展所需也是村民期望所求。针对乡村历史建筑功能出现衰退、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实践操作缺乏理论指导、公众保护意识淡薄和参与不足等问题,本文通过总结归纳诸多具体案例和设计团队的实践经验,从关注历史建筑本身拓展到关注建筑使用者的需求并将其融入乡村发展规划,提出旧材复用、大材小用、可复原、地域性、公众参与和修旧如故6项原则,从功能、体量、材料、技术4个方面建立保护与更新设计方法,并对广州市第六批历史建筑——黄屋大戏院进行实践设计,以期为乡村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更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美国健康建筑评价标准体力活动指标修订分析

我国城市建设正由粗犷式发展向精细化治理转型,以促进体力活动为导向的建成环境优化成为改善居民身心健康的关键方向,对推动“健康中国2030”规划落地意义重大。然而,目前我国健康建筑评价标准中的体力活动指标尚未厘清。通过追踪美国健康建筑评价标准的修订情况,从评价标准指标大类的条文数量、分值配比、细分指标更新等方面研究体力活动指标的变化情况,并综合相关文献从功能、空间、环境、交通4个维度提出促进体力活动细分指标。该细分指标为促进体力活动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基础性指导,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健康建筑评价标准提供参考依据和理论基础。

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声学要求之比较

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由一系列标准组成,建筑必须满足这些标准。绿色建筑提供更好室内环境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尤其是在声学方面。对8个新建非居住建筑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声学要求进行比较研究,旨在考察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如何评估声学性能及对声学的重视程度。比较研究的重点包括用于评估环境质量的声学指标、项目获得认证和认可的途径及每个评价体系对声学的重视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没有一个绿色评价体系能够满足与绿色建筑相关的所有潜在声学设计要求,许多体系忽略了对声学质量有贡献的重要参数,有些评价体系使用实验室测试参数而非现场测试参数,可以规避潜在的声学设计要求,从而将损害建筑的整体质量;所有评价体系都需要提交某种形式的初始设计文件,BREEANM、WELL和CASBEE要求竣工声学测试,WELL和Green Mark要求由公认的第三方进行强制性使用后调查;评价体系中的声学权重值低于声学舒适性对使用者的重要性,一半的评价体系中没有最低声学设计要求,WELL最重视声学要求,声学的权重值为10.91%,奇怪的是,LEED作为最大、最受重视的绿色评价体系之一,只对声学采纳了0.91%的权重。虽然中国ASGB中声学分值在评分项和加分项中的权重为4%,但是由于声学要求比其它评价体系低,声学在绿色建筑中的重视程度依然需要提高。

湿热地区建筑能耗模拟气象年开发及参数影响

气象年数据是建筑能耗模拟的基础参数。基于10年期城市气象站逐时实测数据制作了湿热地区代表城市广州和西沙的测试参考年(TRY),并通过模拟验证了具有较好的长期代表性。在TRY基础上通过气象参数偏移形成对比模型组,评估各气象要素对建筑能耗的影响权重,结果表明空气温度和太阳辐射对建筑能耗有主导影响,对广州相对影响权重全年均值(IFw.mean)分别为44.81%和40.62%,对西沙相应值为28.70%和57.11%;相对湿度影响具有季节性,对广州和西沙IFw.mean分别为11.30%和8.98%;风速影响对广州不明显,对西沙则有一定幅度提高,IFw.mean分别为3.28%和5.21%。为湿热地区的建筑能耗模拟提供了气象数据支持,为建筑节能设计提供参考。

海洋城市战略与空间规划前瞻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2023年10月13日,王世福教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首席专家以“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点与制度创新”为主题组织第十二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并邀请来自规划、海洋、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海洋城市在海洋命运共同体中的战略支点作用以及空间规划创新需要。在凝练与会嘉宾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笔谈形式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海洋城市战略与空间规划”进行论述,期望为未来海洋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王世福认为对于我国海洋城市建设而言,立足港城关系的规划和注重海陆统筹的战略,有助于在全局视角上认识和响应从港口大国到海洋强国的战略跃升。王兴平等提出建设海洋城市组群是内陆城市经略海洋的重要方式,港口城市与腹地陆域中心城市可通过交通设施网络、多种“流要素”、区域涉海功能与跨界协同治理四个维度的一体化措施构建联系密切且分工合理的海洋功能圈。马向明认为海洋城市战略不应仅局限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应从促进海陆文明交流融合的视角出发,积极应对海洋生态挑战,大力发展文化交流和综合创新功能。海洋城市空间规划应强调陆海功能协调性,从而保证海洋城市健康发展。陈天结合海洋城市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海岸生态系统保护的统筹与修复、沿海城市防灾韧性体系构建和基于气候适应性的沿海城市品质提升三方面,提出沿海高密度城市防灾韧性建设与空间品质提升实施路径。王建军系统论述目前海洋城市战略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痛点和堵点,并从四个层次梳理当前海洋城市战略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即开展陆海资源全要素综合调查与评价、构建陆海统筹的海洋城市发展格局、做好向海而强的资源要素保障以及在更广阔的深远海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文超祥等以海洋中心城市作为海洋强国的战略支点,提出科学谋划境内外海洋中心城市的战略布局,并结合我国沿海各省市开展的海岸带空间规划实践总结出:处理好陆域与海域关系、协调好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谋划好陆海发展的战略空间。郑斌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新港城对推动大湾区海洋城市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并提出在设施建设、制度建设和推动港口与产业融合发展三方面推进大湾区新港城建设,实现海洋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赵渺希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区域化趋势日渐发展,应把握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近岸化趋势,拓展新发展格局下沿海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规划原理,并进一步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厘清大湾区的全球网络链接机制、解析大湾区区域网络协同机制、大湾区双循环网络发展的规划响应。程遥认为陆海统筹规划是一个全域全要素统筹的系统问题,且最终将落实到陆域的功能与设施规划建设上。陆海统筹导向的国土空间规划在陆海域、邻域、海岸带三个层面对应的规划层次、内容、深度应该是差异化的,并且海域应建立相较陆域更系统的跨界规划管控体系和更严格的传导体系。邓昭华提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建设,可施行“以陆促港”策略,从“港产联动”以固港、“两丝枢纽”以稳港、集聚资源以强港三方面拓展港口腹地纵深,助力港口实现其陆域的现代化,并通过技术输出助力当地工业化与扩大港群布局稳固其腹地根基。郭海认为我国应提出符合自身国情的海洋理论,以海洋作为中国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重要手段,以海港作为中国发展海洋战略的重要抓手,并提出需处理好贸易与军事、国家利益与系统利益、外交功能与经贸功能之间的三对矛盾。刘铮认为海洋城市相关规划具有明显的创新型规划特征,提出应进一步开展海洋城市规划创新并实现对创新目标的制度安排,且需从连通性、支撑性、撬动性三方面思考规划创新的突破点,激活海洋城市战略支点作用。

海洋观视角下海洋城市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国际比较

海洋观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对海洋的总体认识,随着海洋科技与国际关系发展而持续演变,为厘清不同历史时期海洋城市的差异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基于文献综述与类型归纳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关注海洋观变迁下全球典型海洋城市发展的空间演变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在殖民、后殖民、全球化海洋观演变过程中,海洋城市职能从早期的贸易型逐渐转变为产业型与服务型,其战略属性主要体现为在全球、区域与国家多维空间尺度下的连通性、撬动性与支撑性。应充分发挥海洋城市战略属性,面向世界级海洋城市群开展现代海洋城市建设。

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和实践进展

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与实践已成为国内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关注热点话题。文章在界定环境正义与城市空间治理概念的前提下,构建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内涵和认知框架,并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治理研究的主题特征和变化情况。针对既有的城市环境不公正问题,文章构建了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内涵框架,从认知正义、程序正义与分布正义3个层面分析环境正义问题,并从治理目标和路径两个方面分别讨论城市空间治理如何迈向环境正义,以期为新时期我国开展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高水平城市空间治理提供借鉴。

TOD导向下的城市轨道交通站区用地绩效评价——以广州若干地铁站区为例

为推动TOD的本土化实践,聚焦于现有的地铁站区用地成果,应用用地绩效评价分析框架并结合TOD用地原则,构建TOD导向下的站区用地“强度—结构—价值”三维绩效评价体系,同时采用改进的TOPSIS法与障碍度模型对广州若干地铁站区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案例站区的TOD用地绩效水平,并从中总结TOD用地实践的积极经验。结果表明,部分案例站区已具有一定的TOD用地特征,尤其在用地结构、价值等维度上表现出良好水平,汲取相关成熟经验对于TOD的本土化实践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也需正视传统用地强度模式与TOD理念间的冲突、用地结构的优化与经济、社会等多元价值的协调等重点问题。

城市更新中漫天要价“钉子户”困局的形成机制与破解之道

面向存量的城市更新在整合协调多元产权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形成更新改造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常常出现漫天要价的“钉子户”困局,使得城市更新推进缓慢,公共利益受损。漫天要价“钉子户”困局是少数业主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多数业主的“搭便车”行为所共同造成的。而地方政府急于落实城市发展战略和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开发商为缩短资金回笼周期,进而导致二者被“钉子户”所把持,最终或以公共利益补偿“钉子户”的漫天要价,或延缓整个更新项目推进。漫天要价“钉子户”困局的破解首先是完善城市更新的制度设计,明确改造规则,形成更新改造自主申请市场。其次在于提高社区治理能力,鼓励基层民主形成业主利益共同体,依托业主群体内部丰富的社会资本制约“钉子户”的机会主义行为。最后,完善城市更新立法工作,明确城市更新中征收权的应用细则。

产业导向的超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技术路径——以广州市长湴村改造方案为例

在“去房地产化”的现实背景下,以往房地产导向的拆除重整式城中村改造模式不可持续,需探索融合产业发展和拆整结合的改造模式。基于对房地产导向的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反思,提出当前城中村改造需转向“以地兴产”的产业导向逻辑。不同于房地产逻辑下的“大拆大建”,产业导向的城中村改造需探索“保留+改造+拆除”结合的改造模式,以“控制改造成本、聚焦产业发展、倡导混合用地、提升空间质量”为理念。以广州市长湴村改造方案为例,探索产业导向的利益统筹格局、面向产业需求的空间规划策略、以“村集体+国企”为核心的合作模式。

从行栈到商馆:清代广州十三行建筑演变研究

广州十三行商馆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场所。自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由于主导商馆重建权力的更替,商馆建筑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从本土行栈到洋人商馆的空间改造、大商馆空间布局模式的成熟、商馆建筑空间的集约化发展,以及商馆建筑向“殖民地外廊”风格的转变。与此同时,十三行商馆也经历了从散布于珠江沿岸到“自成一区”的区域格局,经历了火灾后重建的“小变革”与战争后重建的“大变革”,乃至最后的覆灭。十三行的空间演变紧扣广州贸易之百年风云,是城市近代变迁的缩影。

外地游客访问城市公园的时空模式与影响机制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在城市旅游发展日益繁荣的背景下,挖掘外地游客访问城市公园的时空模式与影响机制,有助于提高城市公园的使用效率,提升城市外部形象,增加城市对游客的吸引力。以广州市413个城市公园为研究对象,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测算城市公园活力值,构建地理探测器分析模型,探寻工作日、周末与节假日影响外地游客选择城市公园进行访问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1)外地游客城市公园访问活力值呈现出工作日>周末>节假日的现象;(2)游客收入、与中心城区距离、交通站点密度、路网密度等因素对于外地游客选择城市公园游览具有显著影响;(3)城市公园对外地游客的吸引力出现游园>社区公园>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的情况。基于多源大数据,探究外地游客在不同时间段选择城市公园的影响因素,为城市公园后续规划建设与管理维护提供科学依据与定量支撑。

广州现代庭园建筑的价值与挑战——基于历史建筑保护体系的讨论

面对更多样的遗产类型、更复杂的城市问题,完善登录体系、积累典型案例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从广州市历史建筑名单中选择了8处能体现上述挑战的现代庭园建筑进行研究,全面评估其在承载集体记忆、作为现代建筑的样本、较早探索环境可持续性、构建中国式现代建筑和景观等方面的遗产价值。分析现代庭园建筑核心价值要素的现状,指出保护面临的挑战,如庭园、架空、遮阳等设计被不当改变,经营者有提高空间利用率和附加值的需求,以及各利益主体决策参与和价值认知不足。并以增进价值共识、充实保护意义为目标,讨论了保护与环境可持续性相结合的设计,编制普及性指引文件,以及设立专门机构运营相关建筑的保护事务等保护现代庭园建筑的策略方向。

人工智能辅助的“基于案例设计”--以深圳南头古城周边地区城市肌理织补为例

梳理了“基于案例设计”的发展历程,针对最新的与人工智能结合的基于案例设计系统,数据标注困难,操作难度大,且大多数城市生成的研究仅关注于整体式生成,对于同一城市不同的肌理并未进行细致区分等问题,提出了一个与Grasshopper平台结合的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系统DeepCity.该系统从设计认知、设计生成、设计评估三个方面,为设计师提供基于图像聚类的城市形态类型学分析、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指定城市形态自动织补与室外热环境的快速评估。最后,讨论总结了人工智能辅助基于案例设计的应用潜力与不足。

15分钟生活圈视角下城市公共绿地服务评价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由重绝对数量转向重精细质量。供需矛盾突出、评价方法落后、精确定量化程度低等问题均影响着城市公共绿地服务评价有效性和策略针对性。现有评价方法倾向从区域整体衡量服务水平,然而通常情况下,日常生活圈才是使用者享有公共服务的主要范围,已有评价体系未能准确评估公共绿地的实际能效。以广州天河区为例,展开需求导向的15分钟生活圈视角下城市公共绿地服务评价研究,复合应用多重数据和分析方法,对城市公共绿地服务进行了多指标、多层级评价,并针对不同类型空间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

城市天际线规划和实施控制研究——以汕头城市天际线为例

城市天际线既是城市发展在竖向维度的反映,也是建筑高度分区控制的目标与依据,尤其是标志性建筑选址与设计审查参照。系统梳理国内外天际线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汕头一湾两岸城市天际线规划控制研究项目为例,探讨对天际线的认识、核心规划管控内容与规划实施体系。提出:一、对城市天际线的认知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辩证统一,需遵循整体性原则;二、城市天际线规划管控的核心内容包括建筑高度分区及分层分段指标控制、滨水界面设计指引、节点焦点设计指引;三、建构“天际线管控图则”便于管理和应用。

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研究述评

国家《“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的颁布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均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研究及规划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使用CiteSpace软件,对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中英文期刊文献进行了计量化分析。进一步根据历年发文数量、相关政策颁布时间,将21世纪以来国内外公服设施研究划分为起步期(2000~2005年)、上升期(2006~2013年)、发展期(2014年~)三个阶段。研究结果显示,中英文关于公服设施研究成果可概括归纳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政策和管理、效用评估三个方面,主要研究内容聚焦于公服设施的均等化和社会公平、空间配置模型优化、供给和管理模式、可达性、居民需求及满意度等。对研究内容的梳理发现,公服设施研究在理论、方法及内容体系三个方面尚存在不足。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研究理论的创新以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并强化研究视角的多元性,完善公服设施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成果能为国内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提供参考,为践行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研究支撑。

快速城市化下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特征及机制——以广州中新镇为例

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农村居民点在空间布局、土地利用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明晰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与机制,有助于把握未来农村地区现代化转型的发展方向。以广州中新镇为例,利用第二次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历年社会经济统计、实地调研等多种数据源,运用GIS空间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方法分析镇域2009-2018年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并结合实地调研和资料分析进一步探究其影响因素和基本机制。研究指出:(1)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在十年间不断扩张,呈现“人增地增”演变趋势,且向中南部转移、向镇区及其周边地区集聚的趋势明显;(2)镇域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呈现细小化、破碎化增加的演变趋势,在空间上表现为集聚程度上升且地域差异显著,总体呈现“南密北疏”和“两核多团”的分布格局;(3)镇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受自然环境资源、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区位条件、政府用地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其中,自然环境资源奠定了农村居民点基本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提升的直接驱动力、综合区位条件的外部扩展力、政府用地政策的严格管控力三者共同作用影响了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