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区域研究的历史经验与发展脉络

在当前的全球学术语境下,一提到所谓“国别区域研究”,通常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或美国式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美国的区域研究不但出现时间最早,成果最为丰硕,其理论方法和研究框架还主导了这一学科世界通行的知识生产范式。

明代南京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研究综述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源远流长,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更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南京作为明王朝的兴国之所在,皇权中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决定了南京成为中外交往的核心地带,现存的造船厂、郑和墓、洪保墓、淳泥国王墓等多处遗迹也印证了南京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受海上丝绸之路影响最直接、显著、深远的一座城市。郑和团队七下西洋共访问国家三十多个,带去大批中国的丝绸、瓷器、铜铁器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也带回到访国家的宝石、特产、香料等,不仅开辟了中国到东南亚直至非洲十万余里的航线,更为重要的是打开了与亚非各国文化、贸易交往的大门,横贯东西的海上丝绸之路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促进不同民族相互交流和合作做出过重要贡献。

认知武器化与人工智能认知战——一项机器学习与行为实验研究

作者基于自然语言处理与机器学习,针对1950—2024年173例美国对外政策与行为,构造以ChatGPT为对象的行为实验与对照研究,涵盖美国制裁禁运、安理会否决、军事干涉、政权更迭、海外作战等五类事件。虽然目前大语言模型未在明面上被用于谋杀、军事破坏或系统性认知攻防与渗透,也没有大语言模型认知攻防作战公开明确的战略政策执行或文本宣示,但OpenAI的ChatGPT模型展现出显著的认知安全风险。这种认知威胁具有长期性、隐蔽性、精准性等特点,其潜在认知杀伤与认知“殖民”能力不容忽视。ChatGPT能够选择性呈现信息与伪造事实,并塑造、扭转用户认知与思维模式,引导用户产生对美国对外政策与行为正当性的积极情感,进而实现认知操纵。ChatGPT生成的内容在文本、叙事与情感等三个层面表现出正负面极化情感动员趋势,通过“言过其实”“无罪推定”“以退为进”等方式放大己方正当性、美化自身形象,通过“栽赃陷害”“无中生有”“有罪推定”污名化、妖魔化竞争对手形象。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认知战成为一种隐蔽、精准、低成本、高收益的非动能作战工具。人工智能认知战利用人类的认知弱点和思维偏差,潜移默化地实施思维诱导与认知操纵,实现了“认知武器化”,对认知域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美西方“高质量基础设施”规范体系研究

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建构自身主导的“高质量基础设施”规范体系,以此挤压“一带一路”的合法性基础与拓展空间,这成为大国战略竞争视阈下国际基建制度竞争的基本态势。美西方主导的“高质量基础设施”规范是在投资驱动下对基础设施质量评价标准讨论的一种综合集成,表现出发展导向、价值导向、统合导向和竞争导向的战略特性。美西方在建构“高质量基础设施”规范体系的过程中,试图操纵其概念内核、共识原则、认证标准和具体行动,打造排他性基建同盟。不过,该规范体系在概念践行、投融资模式、认证评估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局限性。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该在深刻理解自身与美西方“高质量基础设施”异同基础上,进一步把握节奏、健全制度体系、开拓合作空间,行稳致远。

反思政治科学实证研究方法:趋势、挑战与展望

政治学研究有着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基本分野,政治学方法论是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关键支撑。从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方法论(political methodology)发展成为独立而稳定的研究领域以来,经历了定量方法全面融入、政治学方法多元化、因果机制革命以及大数据的全面冲击等阶段。政治学方法论日趋专业化、复杂化,其不断更迭、日新月异的态势给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争论,如何在理论驱动、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博弈与融合,在跨学科视野以及方法论多元化的趋势中进行具有“政治学”气质的知识生产对政治学实证研究构成了持久的挑战。对于政治学方法论的教研体系仍然欠缺的中国政治学界,如何通过进一步给予定量研究更多空间,从而推动政治学方法论整体进步是政治学发展的重要议题。

流动中的小镇青年：心怀远方还是惦念故乡——基于CMDS 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6年的数据,使用MNLM、SELMLOG等计量模型,探究社会发展及其变迁背景下,流动中的小镇青年的定居意愿及其背后存在的可能解释机制这样一个社会学议题。计量结果发现,小镇青年心怀远方抑或惦念故乡与否在空间上呈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住房、社会资本、累计流动时间对于小镇青年的流动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迁移及其福利政策建构有着积极意义。

唤起的空间——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记忆伦理

随着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的"记忆转向",记忆伦理这一基础理论问题的重要性愈发明显。该文截取两个断面进行探讨,即死者的记忆与伤者的记忆。死者的记忆是生者代理表象的产物,伤者则可以借助自身的回忆和"共享记忆"来证明受害事实。由于关于死伤者的事件不在场,加上事后回忆或他者表象的局限性,特别是历史修正主义对历史书写的暴力,所谓死伤者的记忆,于是转化为历史学之外为何记忆/忘却、谁在记忆/忘却之问题。

加密数字货币治理对策探析——以安全与发展的统筹为视角

加密数字货币是一项饱含无政府主义思想色彩的技术实验,它的设计初衷实质上是要取代政府在货币发行领域的垄断性权力。尽管现阶段这一目标还不太可能实现,但是加密货币的出现的确给网络金融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对全球网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出于金融安全方面的考虑,目前我国政府和央行采取的是较为严厉的监管政策。然而,在关注安全的同时,现有政策对于加密货币可能带来的发展机遇似未予以足够重视。如何在确保金融安全和网络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网络金融创新和网络新经济的发展,是政府决策部门需要直面的一个问题。

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旧与新

在著名的“年代四部曲”中,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将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半个多世纪(1789-1848)称为“革命的年代”,西方世界在此期间经历了一场新旧交替的巨变,资本主义经济与自由主义政治携手,推动欧洲进而全世界走向现代之路①。百余年后,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也在内外交困中步人自己的“革命年代”。

战略研究、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概念内涵、研究范式与学科议题

战略、安全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均或多或少地涉及国家及其军事力量的运用,学科边界较为模糊。笔者认为,上述三个概念的内涵各有侧重。战略研究关注军事力量的运用,安全研究侧重"已获得价值的保护程度",和平研究关心包括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在内的暴力的消除。在研究议题方面,战略研究关注武力运用、核威慑、理性、战略文化等;安全研究涉及安全的主体、外部威胁类型和需要保护的价值;和平研究探讨缔造与维持和平。在研究范式方面,战略研究一般从现实主义理论切入;安全研究则多种范式竞风采,但自由主义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平研究在范式运用方面与安全研究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建构主义范式风头强劲。战略、安全与和平问题研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战略研究的一端讨论如何实施和赢得战争,和平研究的一端探究如何缔造与维持和平,这两端之间是安全研究,它构成一道长长的频谱,这个频谱从接近冲突与战争状态的极度不安全到接近和平状态的绝对安全。

胡适何以“暴得大名”?——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的再思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的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仍有四个面向值得关注和重视:第一是民国初年基督教会发起的反孔教运动,以及该运动的反孔教表述同之前章太炎及之后陈独秀、吴虞等的关联异同;第二是关于基督教青年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杂志及其所鼓吹的论述对于《新青年》和五四一代青年的影响情况;第三是胡适与新文化同人如何利用媒体制造话题,炒作、夸大新旧之争的问题;第四是关于吴宓和《民心周报》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开启了之后《学衡》派立论的先河。

中国南海问题研究回顾与展望(2001—2020年)——基于CNKI数据和知识图谱的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南海争端愈演愈烈,南海问题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并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近20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等技术手段进行可视化展示,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国内南海问题研究的总体脉络和研究热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重要文献内容的回顾,从国际海洋法和地缘政治的视角阐述南海争端中的核心问题和主要争论。在当前较为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南海争端存在再次白热化的可能性。学界理应未雨绸缪,继续加大研究力度,进一步完善主权声索法理依据,同时密切关注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并及时做出学术上的响应。

特朗普政府重整核军备动因研究

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后致力于重整核军备,大力推进美国核武器系统的现代化。其奉行这一政策的主要动力有:美国认为,俄罗斯积极谋求世界大国地位,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迅猛发展,其他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世界政治重回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美国世界霸权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把核力量作为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基石,不仅大力推进战略核武器的研制与部署,还重建战术核力量,中国的核力量现代化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朝鲜和伊朗在核力量建设方面也取得进展,美国对上述国家核力量发展高度疑虑;美国战略核力量因受精确打击威慑等军事学说的影响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降低,长期投入不足,核武器库老化严重;美国核力量部队因冷战后爆发核战争可能性降低,战备松懈,管理混乱。特朗普政府的重整核军备政策固然可以进一步提升美国战略核力量的优势地位,但它也会相对削弱美军常规力量优势,甚至会出现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的情况。美国重整核军备必定会引发核军备竞赛,从而动摇全球战略稳定。

“新战略”背景下欧盟的亚太安全政策

2016年6月,欧盟根据其战略环境的变化制定了新的全球安全战略,其中展现出对亚太地区的鲜明政策调整。这种转向既立足于欧盟的发展需要,更着眼于亚洲的全球影响力提升,同时也受美国的亚太政策影响。从整体上来看,欧盟的亚太政策具有战略提升、规则至上、网络建构、实用原则与地缘政治色彩等不同特征。然而,其亚太安全政策的实施效果却面临着欧盟内部裂变、美国战略调整以及中国等亚太主要国家的战略回应等多方面的制约。

再论德意志第二帝国后期的“世界政策”——以“海权论”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的最后十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开始着手大力发展海上力量,走上了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道路。以争夺海外殖民地、追逐世界霸权为标志的"世界政策"成了威廉二世时期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国家大战略。此后,随着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膨胀,德国开始不顾一切地挑战旧有国际秩序,与英国之间的海上军备竞赛逐渐升级。欧洲脆弱的传统均势由此崩塌。德意志第二帝国也因此仓促卷入一战,并最终遭遇陆上正面战场的失败。在此过程中,德国花费巨资打造并寄予厚望的海上力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战略作用。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德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陆上安全直接关系到德国的生死存亡,因此,德国并不具备如英国一样全力发展海权的客观条件。如何根据自身状况和地缘政治态势权衡陆权与海权的资源投入是德国这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在规划国家大战略时不得不思考的根本问题。

“为承认而斗争”:黑格尔的战争动力学说研究

战争是国际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对战争动力问题的研究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领域。黑格尔以思辨哲学为工具,并引入了"承认的政治"这一概念,探讨战争动力问题,从而在哲学层面上深化了对战争动力的认识。黑格尔战争动力问题的基本逻辑是:国家是有机体,就如同个人的自我意识必须得到其他人的自我意识的承认一样,国家也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由于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国家对"承认"的寻求导致了国际战争,直到精神进展到绝对精神阶段,"永久和平"方可实现。

发展——安全互动中的全球基础设施议题

作为一种兼具公共产品与战略工具双重功能的议题,全球基础设施具有明确的发展与安全含义,因此,该议题在国际政治中呈现出嵌入"发展—安全联结"的基本态势。当前,在大国战略竞争结构之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社会"发展—安全联结"都具备议题拓展的政治动力,两者互动推动着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领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更为复杂化的聚合,扩展了当前"发展—安全联结"在国际政治中的适用范围,也强化了基础设施对安全与发展的依赖程度。基础设施与"发展—安全联结"互动呈现出螺旋圈层的架构,即主要通过议题维度的立体配置逻辑、制度方面的双重建构逻辑和演变方面的系统嵌合逻辑等方式,更紧密地与"发展—安全联结"发生互动关联。一个"发展—基建—安全联结"正在浮现。全新的联结也在重新塑造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并在议题设定、行为逻辑、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和运作环境方面影响着当前的国际秩序。这种正在出现的"发展—基建—安全联结"可能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基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叙述的伦理——如何叙述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一场反伦理的历史灾难,引入伦理视角,有助于我们反思相关研究中存在的困境,如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存在的局限——现代中心观和对个人记忆的轻视,在分析大屠杀记忆时,这种局限很容易为历史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基于记忆的伦理,玛格利特提出了"共享的记忆"概念,这为分析个体的责任以及宽恕的问题提供了借鉴。理论深化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受到了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挑战,研究者的职责在于尊重叙述的伦理,避免理论先行的陷阱。

寻找证据——1984年日本调查团的南京之行及其意义

1984年12月,日本民间学术团体"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派出调查团访问南京,旨在获取更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以应对日本国内的争论。在"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安排下,调查团一行除收集史料、会见幸存者、参观遗迹外,还同南京的研究者、南京大学的学生们进行了交流。此次南京之行不仅进一步将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议传播到中国,也开创了中日合作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先河。

“延伸威慑”架构内美国的联盟约束机制研究

“延伸威慑”战略是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研究的重要课题。传统文献研究聚焦于美国延伸威慑战略的对内保证和对外威慑功能,却忽视了延伸威慑的对内控制功能。本文认为联盟约束是美国延伸威慑战略的主要的对内控制机制,对此从两个维度加以讨论:一是核牵连约束机制,二是核扩散约束机制。核牵连约束机制主要基于盟国追随核部署造成的被牵连风险,美国采取修改部署计划、裁撤部署武器等约束手段,降低被盟国牵连的风险;核扩散约束机制则主要基于盟国自助政策造成的核扩散风险,美国采取保证和胁迫相结合的约束策略,阻止盟国发展核武器。文章着重分析美国撤出部署在土耳其“朱庇特”导弹的整个决策过程(1959—1964年)和美国挫败韩国朴正熙政府导弹开发计划(1970—1979年)两个案例。研究发现,美国延伸威慑战略的本质是确保美国战略利益优先,意在达到对联盟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