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本质上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一种新规则、新制度,标志着从以往的边境开放(措施)向边境内开放(措施)延伸和拓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适应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体制机制,构建完善区域开放格局的有效动力机制,等等。

文化差异与个体选择:一个基于中美样本的实验研究

通过一个公共物品自愿供给实验和最后通牒实验,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被试的行为差异以及文化差异在个体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实验结果显示:中美两国被试在实验中的行为有系统性的差异:在公共物品实验中,美国被试相对中国被试表现出更强的合作倾向;在最后通牒实验中,虽然美国被试作为提议者时的出价相对于中国被试并无太大差别,但是作为回应者时其拒绝行为更多。这一结果表明:美国参与者对自身收益低于他人时的忍受程度低于中国被试,而中国被试对制裁机制的存在与否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实验结果证实:行为差异确实在不同文化的被试中存在,即使他们的实验环境几乎完全一样。

“新常态”下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及对策

江苏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常态＂后,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点有所转变：从动力机制转换上看,要由过去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要从过去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要实现这种转变,面临着创新要素积累不够、整合全球生产要素能力不强、思想观念以及体制机制约束等难点问题。这也是＂新常态＂下江苏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所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有效化解贸易摩擦 促进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

江苏是外贸大省，在全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不断严峻的大环境下，江苏在贸易摩擦方面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且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江苏面临的贸易摩擦还有不断加剧之势，这无疑会对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如何准确判断江苏面临的贸易摩擦新形势，从理论上深刻剖析江苏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并以“互利共赢”的思路探寻化解贸易摩擦的有效对策，是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以改革开放高质量掌握国际贸易竞争主动权

2018年7月6日,美国开始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中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至此,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从长期看,中美贸易最终仍会回到互利共赢的本质上,但从短期看,贸易战已无法回避.

构建江苏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和全国一样,江苏经济也面临着下行的压力。作为＂两头在外＂的开放型经济大省,江苏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外经济增长乏力。通过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来激发江苏经济活力的思路,都是正确的。但对于业已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江苏来说,开放型经济仍然是江苏经济的＂牛鼻子＂。构建江苏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参与全球化经济提供制度保障,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延续江苏经济辉煌的必然选择。

提升江苏外向型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对策思路

前一轮江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在全球要素分工深入演进背景下,通过充分发挥自身低端要素优势,吸引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向我省集聚,以外资经济和外贸的快速发展促进江苏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入“十三五”时期,面临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江苏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培养新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全球要素分工背景下从以往的“被整合者”转变为“整合者”。

进口贸易、吸收能力与国际R＆D技术溢出：中国省区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1992～2006年中国省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国际R&D通过进口贸易对中国省区的技术溢出效果,结果表明:国际R&D通过进口贸易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主要是通过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而实现的,但是对技术效率的改进作用相对较小。研究结果同时显示:国际R&D通过进口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进口贸易溢出效应呈现中、西部强而东部相对较弱的特点。经验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因素显著影响了国外研发的技术外溢,而国内研发投入对中国技术效率的提高却起了相反的作用,因此,提高国内研发投入效率、加强人力资本培训将是近期中国政府一个基本的政策导向。

经济转型的目标、路径与绩效:理论研究述评

本文从目标、路径、绩效三个方面,对经济转型的理论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在经济转型的目标和路径研究上的各种认识,不同的转型目标和战略下各国家或地区转型绩效上的差异,以及经济转型对经济发展不同层面的影响等。同时在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后指出,在经济转型的研究上存在狭义与广义、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应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理解经济转型,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调整转型的目标和路径。中国现在需要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新型转型之路。

对外开放对我国收入差距影响的分析

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障碍,对外开放政策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通过对总体基尼系数的解构研究,分析了对外开放对再配置效应、功能性分配效应和要素基尼系数的影响,得出了相关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论开发区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开放高地的培育——基于江苏的实践

开发区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为外商投资的密集区、新兴产业的聚集区和集约化发展的新城区。根据十八大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的精神,适应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促进开发区转型升级,实现开发区从"集聚功能"向"创新功能"转变,是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基于江苏实践的研究,本文认为,从"集聚产业"向"集聚要素,培育产业"、从外向型"出口平台"向"内外兼顾,注重内需"、从"产业园区"向"产城融合"、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型,是开发区新一轮转型升级的方向,也是形成新型区域开放发展高地的必然要求。

全球价值链、贸易增长“失速”与中国对策

通过对比G20经济体的货物出口增速与其GDP增速之间的差距,本文发现2012年后世界主要经济体货物出口增速大多低于其GDP增速,此轮出口增长"失速"并非是中国特例,而是全球性现象。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分析了造成此轮全球性出口增长"失速"的主要原因,发现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出现的"天花板"现象、发展中经济体价值链分工位置升级和国内价值链的延伸以及发达经济体国内价值链的收缩都会导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本文认为,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平台扩张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外部空间和以自贸区战略为依托推进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由"边境上"向"边境内"深化,是中国应对出口增速下降可能的对策思路。

中国如何攀升全球价值链——兼评《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实现机制与战略调整》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亟待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国内学者从培养高级要素、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构建国内价值链等角度,对中国如何攀升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有益探讨。新阶段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总体战略和思路,应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和开放型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在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新趋势的基础上,形成新思路、新对策。

研发效率、技术溢出与政府的创新补贴

在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存在技术溢出情况下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的研发策略。结果表明,无论是实行竞争型创新补贴政策还是合作型创新补贴政策,政府都应该优先补贴那些低成本、高效率的创新行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国家的创新补贴水平,但是技术溢出本身对创新补贴的影响却具有不确定性。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贸易便利化的实施与高技术溢出提高了消费者剩余与国民福利水平。贸易壁垒虽然强化了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垄断,但是,在考虑了政府的创新补贴政策后,具有创新激励的企业实际上更倾向于自由贸易结果,因此,相对于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创新补贴政策可能更容易促进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应对之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和贸易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优势更多地表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生产阶段和环节的优势,从而使得国家之间按同一产业或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或工序进行分工,学术界把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称之为全球价值链,相应地,这一新国际分工模式下的贸易可称为全球价值链贸易。

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下“走出去”的产业选择——以江苏为例

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正处于一个重要发展关口,对外开放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开展境外投资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遇到挑战,能否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走出去＂不仅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全球价值链演进与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价值链出现了由制造业价值链向创新链的发展变化,进入"高端回流低端转移"等价值链重塑阶段,全球价值链深度演进正内生地推动全球经济新规则诞生。我国应该抓住机遇,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驱动的发展环境,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完善外贸管理体制,加快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全球服务贸易新趋势与我国的机遇

当前,全球货物贸易面临巨大下行压力,服务贸易却呈蓬勃发展之势,并可能成为引领全球贸易新一轮增长的"新引擎"。我国现行货物贸易出口规模已是全球第一,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货物贸易较难获得突破性发展新动力,新的增长极需要从扩大服务业出口寻求突破,在不断扩大服务业开放中促进我国服务出口贸易发展。

以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高质量转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城市与区域创新转型的基本导向。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与城市创新转型发展中,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发挥着引擎作用。那么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下,如何系统地发挥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多重功能,以更好地推进我国城市的高质量转型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现实课题。